寂寞、怀疑、无知，所以读书 | 钟叔河

最近，许知远在节目里采访了出版人、学者钟叔河。这位91岁的老者操着一口湖南普通话，在镜头前神采奕奕。他字句清晰，依然能透彻地谈论问题，准确地回忆过往。在这场谈话的结尾，他还热情地为现场的青年工作人员答疑解惑。

在视频弹幕中，不少人表示“看到流泪”，有网友评价：“他身上有股自由的气息，会深深吸引你”。而更多人是则通过这期节目，第一次了解到了钟叔河这位生于民国、一生经历跌宕、曾在80年代出版过“现象级”丛书的先生老者。

寂寞、怀疑、无知，所以读书 | 钟叔河

今天这篇文章，我们想为大家介绍一下钟叔河这位重要的知识分子和出版人，讲讲他在八十年代出版《走向世界丛书》的前后努力，他和周作人、钱锺书的“忘年之交”，以及他中年时期“蒙受患难”、被迫通过繁重体力劳动艰难维生的心酸往事。

他所编辑的《走向世界丛书》为何如此重要，能影响至今？他和周作人如何成为“笔友”？钱锺书何以表示“远不如他眼光普照”？

读完这篇文章，也许你会对钟叔河和人生与事业有更多的理解与感触。

寂寞、怀疑、无知，所以读书 | 钟叔河

一、长沙有位钟叔河

长沙有一位钟叔河，是出版界、读书界尽人皆知的。

他住在长沙营盘东路一栋并不出奇的高层住宅楼里。这里的20层，就是钟叔河的“念楼”，他以楼名而居，不少个人文集都以“念楼”为名。在他的文集《念楼学短》里，他说是“别无深意”，“念楼者，即廿楼，亦即二十楼也”，好说，也好找。

在念楼，宽大的客厅里摆着一张台球案子，想来是老人平时编书、写书累了，便打上几杆，舒活筋骨。地板是锃亮的黑色大理石，墙上挂着沈从文、黄永玉的字。

钟叔河隆鼻、大耳、短平头，他有着长长的手臂和手指，指甲总是修剪得整齐、光滑。说起话来，他带着浓重的湘音：“气色好对高血压病人不一定是好事……没有其他的病，那些年拉板车，当搬运工，身体不好就不行了”，这些沉重的往事，他总以闲闲的口气说出来。

钟叔河出生在湖南的小城平江，抗战爆发时，他在湘北的大山中读小学和中学，因此经历了极为艰苦的求学时代。

一九四九年，十八岁的钟叔河对自己的前途充满憧憬。他少年时本想考北京大学学考古或地理，从没有想过弄文字，更没有想过会跟新闻出版打交道。结果，多重叠合的“偶然”，整个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

十七岁的钟叔河

此时正值建国初期，百废待兴。钟叔河此前有过向报纸投稿的经历，加上喜欢的女同学要报考“新闻干部训练班”（“新干班”）当记者，邀他一起去，他就毅然放弃了高考，参加了“新干班”的考试，并和后来的妻子朱纯一起进入了《新湖南报》工作。可以说，他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媒体人。在新闻工作中，他不仅记所闻，而且结合读书思考现实与历史，力图做一位“思想型”的记者。

钟叔河的女儿鲜鲜回忆到：“爸爸爱读书这是有了名的，还没满十八岁就考上了当时的《新湖南报》社，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他还是一个中学生，就能靠稿费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进了报社，就被当时的社长李锐看好，他写的稿子不必修改一个字，没多久就把他放在记者部，负责看记者发回的稿子。”

一九五七年的“运动”中，钟叔河失去了工作，他的文字生涯也暂时中断了。此后，他被迫以体力劳动来养活自己和家庭。他做过仓库的搬运工，拖板车送货，每天运货的路线几乎纵贯整个长沙城。拖板车是重体力活，开始时他不习惯，一天下来小腿疼得要命，但不到一个星期就渐渐适应了，到底当时年纪轻，往往睡一觉就恢复了所有的疲劳。长沙的气候四季分明，冬天寒冷，而夏日的气温经常高达四十摄氏度，汗水滴到水泥路上很快就被蒸发了。工厂中午管一餐午饭，只是一些小菜和一个咸蛋，而且规定一过中午十二点，就取消咸蛋。为了那个咸蛋，他必须赶着点来回拖两趟板车。

钟叔河于“念楼”书房

六十年代后期，钟叔河终于不用再拖板车，而是和妻子朱纯一起进了一个街道工厂做工。当时他们的工资每个月才十八到二十元，养不活一家人，只得自己另找事情做。只要能赚到钱，什么事情都做。刻蜡纸，给学校刻讲义，画教学挂图，农学院、医学院的关于植物、人体器官的挂图他们都画过。

后来他们发现做教学模型更赚钱，又学做教学模型，以后发展到做翻砂用的木模，还学会了自己绘图，自己设计。

这对患难夫妻坦然面对一切变故，做一行，钻一行，几年之内，居然成了“同行”认可的内行。当时有规定，街道工厂的技工最多不能超过六级，而朱纯成了五级木模工，钟叔河成了六级绘图工，他们凭能力和人合伙开了一家模型工厂。

钟叔河至今还保留着当年自己做的两个非常精致的木工刨子，是根据一本《德国细木工作业》书上的图照着做的。知识不但给人精神食粮，同样给予人求生存的本领。

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改革开放，钟叔河本可以重新“归队”，回到报社，重操旧业。此时他的年龄已逼近五十，却决计“逃”出新闻，凭借“作文考试”的高分加入湖南人民出版社。

1979年的钟叔河（左一）

也正是这个偶然，使得钟叔河为八十年代的读者们编出了《走向世界丛书》，编出了建国之后的第一部完整的周作人作品集，以及后来的《曾国藩家书》。在当时的环境下，出版周作人和曾国藩的书，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钟叔河却做得非常漂亮，让刚刚走出“文革”的中国人大开眼界。

二、钟叔河与周作人

学生时代，钟叔河就很喜欢周作人的文章。一九六三年，钟叔河还在拖板车，每晚回到家，他就着油灯紧闭门户，读遍了旧书店能够买到的所有周作人的书。他从友人处得知周作人还健在，就到家里附近的小店中买来几张一面粗一面光的极薄而劣的红色横格“材料纸”，并借来一小瓶墨汁和一支粗劣的毛笔，给周作人写信，谈读书的心得，请教问题和索书。

钟叔河在信中写道：

“从三十年代初读书时起，先生的文章就是我最爱读的中国的文章。二十余年来，我在这小城中，不断搜求先生的各种著作，凡是能寻到的，无不用心的读，而且都爱不能释。

说老实话，先生的文章之美，固然是对我具有无上的吸引力，但这还不是使我最爱读它们的最主要的原因。

我一直认为，先生的文章的真价值，首先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来中国读书人最难得有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对自己，对生活，对艺术，对人生，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对人类的今天和未来，都能够诚实地，冷静地，然而又是积极地去看，去讲，去想，去写。

不论是早期慷慨的《死法》《碰伤》诸文，还是后来深刻的《家训》《试帖》各论，甚至就是众说纷纭或誉为“平淡冲和”或誉为“自甘凉血”的《茶食》《野菜》等小品，在我看来全都一样，都是蔼然仁者之言。

先生对于我们这五千年古国，几十兆人民，无望无告的妇人小子，爱心是深沉的，忧愤是强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药方也是开得对的。二十余年来中国充满了各种事变，先生的经历自是坎坷。然公道自在人心，即使不读乙酉诸文，我也从来不愿对先生有何怨责，不幸的是先生累数十万言为之肯切陈辞的那些事物罢了。”

1965年，81岁的周作人

信中，钟叔河还请周作人为他写一副字：“先生最喜欢的蔼理斯那一段话，用在这里也许合适，就请先生把它当作递在别人手中的一支火把亦可耳。”

令钟叔河没想到的是，很快，周作人就给他寄来了回信。不仅是回信，周作人还应他的需求，寄来了书、简报和字幅。这些大概是那些苦难日子里最好的精神食粮。

而那副所写的，正是周作人的文章《雨天的书·蔼理斯的话》中的段落：

“我们手里持炬，沿着道路奔向前去。不久就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的手内，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

正是这份治知遇之感，促使钟叔河拼尽晚年的精力，收集整理了周作人的全部著作，编成了《周作人散文类编》这部相当于“全集”的皇皇巨著。

回忆这部书的编辑过程，钟叔河曾谈到：

”就是本着一定要做出来的心态，因为里面没有反动的内容，也没有宣扬色情暴力。有人说周作人是汉奸，但我认为，周作人绝对不是为了什么名利和日本人合作，当然我承认他的有些做法是有问题的……但他的很多论点，关于妇女的，关于儿童的，现在看来也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周作人散文类编》出来后，你就会发现，文学的只占很小的比例。周作人首先是思想家、启蒙家。”

三、《走向世界丛书》

在70年代初，钟叔河就一直构想，希望日后能编辑一套《走向世界丛书》。这个愿望终于随着他到出版社工作而实现了。采访中他曾说到：

“八十年代的中国，就像一个封闭了三十年的房子，突然被打开了一扇窗户，有一些新鲜空气进来，大家还是有点兴奋的。”

钟叔河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时机，他要去编一些好书。那时，他正好五十岁，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许多，时时谈论的多是有关《走向世界丛书》的话题。他对晚清一些杰出的士大夫如数家珍，仿佛他是一个从历史中走出来的人物。

编辑岗位上的钟叔河

在编辑《走向世界丛书》时，钟叔河花大气力先后浏览了三百多种近代（晚清）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记录，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后，选取了其中一百种有代表性的作为出版对象，有的记录非常珍贵，甚至是第一次出版。他还费尽心思，在《走向世界丛书》的每种书前，都撰写了一篇叙论，对作者当时写这些考察游记的历史背景及自己整理钻研时的思考都作了详尽的论述，让读者提纲挈领，轻松地找出作者文章之精髓，体现了编者的良苦用心。

他的每一篇叙论都是一篇观点明晰、论据充分、呕心沥血的论文，其中写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的叙论，洋洋洒洒长达两万多字，今天读来，仍然相当精彩。

入职出版社两年后，《走向世界丛书》得以面世，（先以单行本刊行，后来辑成十卷合订本）。北京、上海各大报、书评刊物都称赞这是一套好丛书，许多不轻易提笔的前辈与专家给钟叔河写信，盛赞他的史学眼光与功底。英国海涅曼公司还致函钟叔河，有意以英文出版他的书。

这一众反响，让这套书成为八十年代出版界的奇观。

《走向世界丛书》书影

其实，就这套书的内容而言，大多是一个多世纪前的旧事，当归于历史，但经过钟叔河重新发现，精心辑注出版，对于处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国人来说无疑又是十分现实的话题。

单本看，这些文字只是国人最初开眼看世界的旧闻片断，但辑成大系，整体观照，则反映出一股潮流，是先辈们心的呐喊。

尤其可贵的是钟叔河一系列既有报人激情与文采，又具史家练达与犀利的叙论。做记者时的那份机敏加上出版人那份追求厚重的秉性，使他在书写叙论的时候很快就找到了诸如历史与现实、即时与永恒、文的宕荡与史的深沉的交汇点，也使得这套书既是情绪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可读的，又是耐读的。

许多年后，钟叔河与青年编辑聊天，提及《走向世界丛书》，说“这完全是一项学术编辑工作”——首先是学术研究，其次才是编辑加工。也就是说，在编书之前，应该广泛而认真地读书，扎扎实实做些研究，这样才能赢得更明晰的视野与更深刻的见解。

对钟叔河来说，这种厚积薄发恰恰是在长达二十年的“右派”生涯中练就的。他在回忆这一段生活时写道：“五七年后，力佣为生，引车夜归，闭门寂坐，反得专心读书……”（《儿童杂事诗图笺释·笺释者言》）

“我拣了一个‘便宜’，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这二十多年中，我无须遵功令作文、思想，而尽可以在劳动的余暇‘自由’地思考中国的过去和未来，有时也能搜集和整理一些材料。”

钱锺书特别看重这套丛书，是他建议将《走向世界丛书》前面钟叔河的导读结集出版，并且主动写序：

“差不多四十年前，我想用英语写一本有关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小史，曾涉猎叔河同志所讲的那一类书，当时它们已是冷门东西了。我的视野很小，只限于文学，远不如他眼光普照，瞻顾到欧、美以至日本文化的全面……”

钱锺书与杨绛

杨绛后来跟钟叔河提及：“锺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钟叔河一人耳。”也正因此，钟老与钱锺书杨绛伉俪结下了忘年友情，双方在之后的日子里仍不时通信，顾念对方的生活。

四、爱书如命的出版人

一九八四年，钟叔河调任成立不久的岳麓书社总编辑。这是一家编辑仅十余人、年出书不过百种的小社。在出版界这支宏大的交响乐队中，是个并不起眼的小角色。

正因为如此，钟叔河提出要有自己的编辑思维，努力显示自己的“点子”和“音色”。说起来，他的编辑思路并不复杂，表述也质朴：一是用新的方法来整理古籍，二是用新的观点来选印旧书。

当时《走向世界丛书》还在继续出，学术界与出版界不断传来喝彩声。但钟叔河却开始思考拓宽出版空间，分出精力来策划选印旧书的工作。

而就是在这些旧书出版工作中，他依然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八十年代初，最畅销的书，是《红楼梦》《三国演义》这一类，但是就连这样公开出版过的书，很多出版社还是不敢印。

起初公开出版《红楼梦》的是人民出版社，因为属于上级单位，地方出版社担心侵犯版权，便不敢涉足。为了让岳麓书社也能出版《红楼梦》，钟叔河想到了一个法子。首先他找到前苏联的一个《红楼梦》本子作为底本，然后在人民出版社的版本里找出一些错误的地方放在那里。

钟叔河部分著作书影

如他所说：“《红楼梦》的原著没有标点符号和段落，人民出版社的版本里很容易找到错误”。如果人民出版社来质问，他打算拿出来给他们看。

最终，岳麓书社得以顺利出版《红楼梦》，并在此后陆续出版了《三国演义》《西游记》《三言二拍》等等一系列古典著作。

钟叔河还给这些作品加了一个“古典名著文库”的标语，在媒体上刊登了一条广告语：“以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据他回忆：“当时印刷了几次，《红楼梦》《三国演义》印了几十万册甚至上百万册，非常畅销。”

八十年代中期，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简称《查》），也曾搅起出版界风云翻滚。这本书的底本也是由钟叔河所提供的。

他得到这本书的经历也十分有趣。

钟叔河读中学时看过郁达夫译介的《查》书片段，非常着迷，一直想找全译本饱览并收藏。一九六〇年，钟叔河拉板车运货，路过古旧书店时进门小憩，见一男子手捧一书阅读良久。他纳闷那是何书，走过去细看书名，正是饶述一翻译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他一阵心跳，紧盯着那本书不放，只等那男子看完后归架。等候多时，不见那人有归架之意，却突然惊见那人携书走向收款台。钟叔河情急智生，一把将书从那人手中夺过。那人见钟叔河身强力壮，且来势凶猛，未敢立时发作。

钟叔河对营业员谎称此书是儿子从家中偷出变卖，自己想以原价将书买回。营业员本以为钟叔河要无偿拿回此书，没想到原来他是希望按价索回，又听“儿子偷书”的说法合情合理，也不想多生事端，乐得成全，即帮钟叔河说服那男子，《查》书立刻归钟叔河所有。其实钟叔河根本没有儿子，当时大女儿也才进小学。多亏了他的急中生智。

寂寞、怀疑、无知，所以读书 | 钟叔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