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登顶的珠峰英雄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电信大事记》中看到这样的记载：为配合我国登山队第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邮电部派出了三名报务员——北京市长途电信局李长旺、天津长途电信局罗家谯和沈阳邮电局郭寿旺，随登山队进行无线通信保障。1960年5月，他们圆满完成了国家对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和我国登山运动员攀登珠峰的通信保障工作。其中的李长旺，与我在北京长途电信局共事数十年，从1976年参加工作开始，我便喊他师傅，但直到他退休，我从没听他说过当年登珠峰保通信的事。

　　看到师傅干了这么大的事却不张扬，我的感佩之情油然而生，便跑到师傅家，听他讲述了当年那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首登珠峰通信组李长旺。

　　珠穆朗玛，我们来了

　　为了安全，我们在冻土层中掘地三尺，把帐篷搭在下面，地面上只露出帐篷顶，远处看不见，便于隐蔽。

　　1958年，我在北京市长途电信局国内报房做无线报务员。10月中旬的一天，局人事处找我谈话，说派我去参加国家体委组织的登山队，执行我国登山队第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通信任务，并说这次任务很重要，时间紧，任务急，给两天准备时间就到国家体委去报到，具体细节到了那儿就知道了。那时我比较年轻，身体好，没什么负担，叫去就去了。

　　两天后我去国家体委报到后，贺龙主任接见了我们，那时国家体委决定：中国登山队计划在1958一1960年三年内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同时应苏联体育联合会的请求，苏联登山运动员也来我国，组成中苏混合珠穆朗玛峰登山探险队共同登山。此事是中共中央决定的，由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贺龙具体主持工作。

　　为配合国家体委登山工作，邮电部共抽调了三名报务员，除我之外，还有天津长途电信局的罗家谯和沈阳邮电局的郭寿旺。我们的任务主要是配合攀登珠峰的通信联络。根据当时的形势，还给我们配发了自卫用武器（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缴获的卡宾枪和四个手榴弹）。

　　为了成功地登顶珠峰，中国登山队进行了长期、细致的准备工作。1958年10月起，登山队由国家体委登山处处长史占春带领，各方面人员160余人以国家体委参观团名义，由北京分批进藏。

　　我报到三天后，就随队登上了飞往拉萨的飞机。

　　我们这批队员共40多人，是分乘两架飞机从北京西苑机场起飞的，到拉萨时有武装部队接应。下飞机后，卸下的物资立刻被装上带帆布篷的军用卡车，我们乘坐的也是这种车。不知过了多久，我们平安到达了布达拉宫前面的工委招待所。

　　此时，西藏工委派来的密码机要员胡成甲，也加入了我们通信组，组长由罗家谯担任。因为当时情况特殊，联络时的来去电报都用密码，由机要员翻译。

　　经过短暂的军事训练，1958年11月，登山队决定进山对珠峰北坡的登山路线进行考察。当时，从北坡登上珠峰还是史无前例，几十年来英国人多次试图从北坡攀登珠峰都没有成功。所以这次我们必须亲自去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准备工作一切就绪，登山队伍即从拉萨出发，有三名苏联登山队员同行。为保证登山队伍的安全，西藏军区派出一个加强排负责保卫工作。

　　我们沿着去日喀则的公路前进。这是去日喀则惟一的一条公路，途中经常有土匪袭扰，特别是麻江宗峡谷一带，地势险峻，两周前就曾有两辆卡车在此遭到伏击。为了行进中的安全，我们的队伍始终保持一种队形，前面是侦察组，中间是大部队，后面是收容组。当行进到麻江宗峡谷危险地带时，解放军战士还要先占领公路两侧山顶，控制住制高点，让大部队顺利通过后才撤出。正是由于安全举措得当，保证了登山队伍平安抵达日喀则。从日喀则再往前，至珠峰山脚下的一段路程，都是羊肠小道，没有公路，必须找向导，雇搬运工和马匹，帮助运输物资。我们的队伍就分成两批，边行进边联络，风餐露宿，早起晚停。又经过几天的骑马行军，总算顺利地到达了珠峰脚下的绒布寺，终于见到朝思暮想的珠峰，我情不自禁在心底呼喊：珠穆朗玛，我们来了！

　　1958年12月，中苏双方再次会商，决定1959年5月攀登珠峰。

　　为进行冰雪攀登技术的训练，培养骨干，锻炼队伍，我们和陆续到达拉萨的大批登山队员一起，开进了念青唐古拉山。这个山区附近的当雄机场电台，不久前刚被土匪破坏，为了安全，我们在冻土层中掘地三尺，把帐篷搭在下面，地面上只露出帐篷顶，远处看不见，便于隐蔽。电台的天线杆也架在地面以下，只露出天线的线尖。因工作空间狭小，我们收发报时只能盘腿坐在地上，用包装箱当工作台。大家在这样的条件下，仍保证了与拉萨间的通信联络畅通无阻。夜间为了安全，部队除在营地放哨外，还在宿营地几百米外设侦察哨，以防土匪袭击，直到训练任务完成返回拉萨。

1960年春，李长旺（左一）、罗家谯、郭寿旺在海拔5120米的珠峰大本营合影。

　　绒布寺坚守五百天

　　我就带着修理工具和武器，独自走上了夜路。一路上，宁静的山谷不断出现动物踩落石块的响动，我的神经紧张极了。

　　1959年初，西藏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叛乱。经此意外波折，1959年春季中苏联合试登珠峰的计划被迫取消。时至1959年底，更大的波折再次来临，中苏关系发生变化，苏方对联合登珠峰之事已不再积极，并撤走了登山队员。

　　这始料未及的变故使我们突然失去了苏联方面的物质、技术援助，巨大的难题摆在面前——中国要不要登珠峰？能不能登上珠峰？

　　周总理的回答是：中国人必须登上去！

　　这是一个使命，运动员们都憋足了劲，一定要争这口气！

　　就这样，中央决定：中国登山队将于1960年春季独自攀登珠穆朗玛峰。

　　1959年3月，上级决定：撤走部分主力队员去攀登新疆境内的慕士塔格峰，继续锻炼队伍，培养骨干力量；其余队员返回珠峰地区进行科学考察；通信组组长罗家谯随主力队员撤走，我们几个报务员留下做科学考察的通信联络工作，科考队伍的通信工作由我负责。不久，我和郭寿旺、胡成甲随科考队伍到达珠峰地区的绒布寺。

　　绒布寺，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寺庙，这里是珠峰北坡的大门。60年前，当这里还是寒风萧瑟，人迹罕至，当人类北坡登顶珠峰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之时，一群中国年轻人曾在这里守候了整整500个日日夜夜。

　　科考队以绒布寺为宿营地，分别对绒布寺山谷的冰川、地质、地貌、动植物、气象、水文、测绘等各方面进行全面考察。我们通信组的工作安排是：在绒布寺宿营地设一电台，由郭寿旺、胡成甲二人留守，我带一部电台随科考队伍流动。因为只有一名机要员，我只好与郭寿旺商定编制密码的通信方式，并约定每天的会晤时间，按规定联系，传递电报。没有通信任务时，我就协助测绘组扛着标尺满山谷地跑。

　　山谷的考察任务完成后，科考队伍分成两队，一队负责气象、水文，留在绒布寺，另一队赴珠峰东侧考察。通信组分工不变，我背着电台随队赴珠峰东侧。我们离开绒布寺到达珠峰东侧的第二个考察点。在这个地区居住的居民大部分是门巴族，他们与外界接触少，语言又不通，所以我们进村后发现村里竟空无一人，原来当地老乡都躲到山坡上去了。夜间，他们见我们搭帐篷睡在村外，并不干扰他们，才陆续回村。两三天后，我们的关系就逐渐融洽了。从第二个考察点顺山坡向东南直下珠峰东侧森林地带，接近原始森林时，我们见到了满山遍野盛开的杜鹃花，到处郁郁葱葱，充满了大自然的生机，空气新鲜至极，使我们这批刚从高海拔的山谷中走出来的人开心极了。

　　第三站我们住在当地头人家中，受到了热情款待，请我们喝青稞酒、奶茶，吃风干的生羊肉等。饱餐后，我们各自开展自己的工作，我将电台架在楼上，通信联络很顺利。

　　第四站我们进入了原始森林，由于植物生长茂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块安营扎寨的地方，而搭起的帐篷里却又潮又闷，植物叶子上还不时地掉下蚂蟥。为此，大家时刻处于紧张状态。这里风景很美，远处能看见玛卡鲁雪山，近处是茂密的参天大树，有的树几个人都环抱不过来，只是到处是动物走过的小路，很难辨认方向，认准路线。我们还见到了清朝时修筑的界碑和为保卫边疆建筑的一些壁垒，有的虽已破败不堪，但仍然是无可辩驳的历史见证。我们根据林区环境的特点，确定考察小组之间采用对讲机、枪声、信号弹及考察途中边前进边在树干上划记号，甚至安排好夜间用火光等办法进行联络，没料想当夜仍有一个小组（四人）走失，没有回来。我们试遍了所有的联络方式，均没有奏效，这下可把大家急坏了。次日分头去找也没有找到，偶然遇到一个老乡，托他帮助寻找，第三天终于找到了。他们虽然走失，但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专业考察任务，把采集的标本都运了回来。第四天，我就把各组考察的情况用无线电台发送给绒布寺基地。

　　我们胜利完成任务返回绒布寺，稍作休整后，又去珠峰西南侧原始森林地区考察。这片森林与东侧截然不同，虽没有蚂蟥，但是猴子成群，黑熊也多。科考任务结束途经定日时，又遇到了土匪，发生了三次战斗。在那里，我们还完成了有关建设边境飞机场的考察任务。之后，部分考察人员返回拉萨，只有负责水文、气象的人员留下来继续搞科考。由于工作需要，通信组也留了下来，仍住绒布寺。

　　绒布寺虽然是我们的活动基地，可是我们从来也没有心思去领略这周围的一切，直到要在这里过冬了，才开始注意到这深山峡谷的幽静。绒布寺坐落在半山腰上，寺庙前面是绒布冰川融化后汇成的绒布河，两侧是高山，后面是僧侣活动的地方。寺庙里的深夜非常沉寂，只有当东方发亮，小喇嘛吹的法号声划破沉睡的夜空，催起喇嘛们开始佛事活动，寺庙里才热闹起来。

　　由于科考工作的需要，气象组分成两摊工作，一部分去大本营附近建点。通信组仍留绒布寺。一天傍晚，新建点突然捎来消息说，他们的气象收信机坏了。当时懂机务的只有我一人，于是我就带着修理工具和武器，独自走上了夜路。一路上，宁静的山谷不断出现动物踩落石块的响动，我的神经紧张极了，主要怕的是歹徒半路打劫。走了一个多小时，我终于到达新建点，修好了机器，第二天返回大本营。

　　此次科考，收集了最完整的珠峰水文资料，以及地质、测绘、动植物等科考项目资料，完成了我国第一次珠峰地区科学考察任务。

1960年，珠峰登山队设在海拔5900米高山营地的无线电台。

　　百折不挠

　　风雪越来越大，手脚也冻得慢慢失去知觉，天线一时难以架起来，但此时大家一心想的是高山上还有行军的战友们，通信不能中断。

　　1960年3月19日，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经过近两年的艰苦筹备，中国登山队全体214名队员到达珠峰脚下。

　　自1956年我国第一支登山队组建以来，一直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组成中苏混合登山队进行登山活动。1957年6月，我国登山队才第一次独立组队登上了四川西部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顶峰，使中国现代登山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59年，虽然苏联运动员撤走，我们失去了不少物质和技术方面的帮助，然而年轻的中国登山队有志气，决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去征服珠峰。当时我国工业基础还不强，运动员的装备遇到困难。即便这样，国家仍用了不少外汇购置登山装备，如运动员使用的对讲机即是从瑞士买来的。而尼龙绳、羽绒服、玻璃钢云梯等，有的是首都工人赶制的，有的是天津工人支援的，也有从国外买来的。这支登山队伍，任务、方向、目的很明确，队员身体好，文化水平高，组织纪律性强，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人人都决心为攀登世界第一高峰做出贡献。

　　1960年3月3日，我们随登山队先遣组共192人，顶风冒雪沿着绒布河谷直达珠穆朗玛峰脚下。站在海拔5120米的高河床上，只见山峦起伏，到处覆盖着积雪，我们在四面环山的河谷地带选择了一片宽阔平坦的山地，建起了大本营。通信组是登山队伍中惟一的“耳目”和“喉舌”，大本营一建立，我们的无线电台马上架起来发报。这是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山峦间，我们第一次发出无线信号。

　　几天之后，我们遇到了一股强劲的暴风雪，最大风力约有9级，帐篷抖动着，摇摇欲飞。我打开收报机，由于风雪太大，信号受到干扰，难以分辨，好不容易才收妥气象预报。正要发报时，突然发报机电表的指针又停了，原来是插入式天线被大风吹倒了。我一声呼喊，立刻有二十几位队友赶到现场，协助我们架天线杆。风雪迎面扑来，打到脸上化为雪水，很快又结成一层薄冰，只有眼睛、鼻孔和嘴部没有结冰。因风雪大，大家彼此间说话根本听不见，只能打手势。风雪越来越大，手脚也冻得慢慢失去知觉，天线一时难以架起来，但此时大家一心想的是高山上还有行军的战友们，他们比我们更艰苦，需要及时联系，通信不能中断。大伙不顾脚冻手僵，咬牙架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战，天线杆终于竖起来了，我们的通信联络又畅通了。

　　我们先遣组建好大本营后，又分三次进军，很快在海拔5400米东绒布冰川舌部、冰塔林立的海拔5900米的中碛以及海拔6400米的北坳脚下，建立起了第1号、第2号、第3号高山营地，并把几千公斤的高山装备、食品、燃料等从大本营背运到这三个高山营地。这样就大大减轻了以后向更高的营地进军时物资转运的困难。由于极度缺氧，有的战士实在走不动了，宁可死在山上，也不后退一步。

　　我和郭寿旺一起把无线电台的收发报机、发电机、干电池等随先遣组一起搬运到6400米处，在高海拔的山上建立第二大本营后，又架起了无线电台，然后全部返回大本营。

　　登山队第二次进军时，郭寿旺随登山队到达6400米处就留守在第二大本营，与继续登山的队伍用对讲机联系，同时通过无线电台和第一大本营保持联络。这次行军的第四天，第一大本营和第二大本营之间的电信联络突然中断，从天气图上看出将有低压寒潮，气象仪表也显示在24小时内珠峰海拔7000米以上的地区将有9级暴风雪。我们估计两天前已上山的运动员们，24小时内将要到达7000米以上的地带，因此第一大本营决定，必须想办法把气象预报传送到山上去。我和罗家谯马上和第二大本营联系，可是怎么也联系不上，这下真把我们急坏了。于是，我们一面把气象预报“盲拍”了四遍（是因估计对方发报机坏了，但收报机有可能是好的），一面又派人立即送收发报机去第二大本营。后来才知道，我们“盲拍”的电报，郭寿旺都收到了，他那里的收报机正如我们估计的，没有问题，只是发报机由于做饭时水蒸气钻入机壳，在机器底层结成一层白霜而出了故障。为此，我们通信组在登山队员行军休整的时候，专门召开了会议，研究如何保护好机器。大家决定用鸭绒睡袋包裹机器，用时打开，不用时包好。并专门给收发报机搭一个有隔断的帐篷，由报务员整天守护收发报机，保护这条“生命线”。从此，我们的通信联络日夜畅通，做到了及时、准确地收发各种信息。

　　正当中国登山队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时候，步话机里传出嘈杂的听不懂的声音。这证实了早前的消息，印度在尼泊尔的南坡，也在攀登珠峰。与印度的无形竞争，给中国首登珠峰的队员们，更增添了压力和动力。

　　最后一次适应性行军，在大风口遭遇了极大挫折，大部分队员冻伤。最终，只有5名队员到达海拔8500米高度，建立了最后的突击营地。队长史占春和副书记王凤桐两人，则攀登至海拔8695米的最后一道难关——第二台阶下部，却再也无力前行。

　　艰苦卓绝的努力，仍然没能一扫大本营里巨大挫折的阴霾。50多名队员冻伤，有的冻掉了鼻子，有的冻掉了耳朵，甚至有的登山队员牺牲了生命，而他们当中不乏主力队员。

　　队员们心痛、彷徨，他们担心，如果中国首登珠峰就此失败，他们可能一生都难以释怀！

　　珠峰圆梦

　　每个登山队员都写了决心书（遗书），一旦牺牲就寄给家人。

　　此时，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回到昆明。一下飞机就问：“我们的登山队登到哪里了？”

　　很快，贺龙老总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登上去！”

　　年轻的中国登山队重新组织力量，主力队员受伤，其他队员顶上去，连运输队的队员也加入了登顶的行列。现场总指挥韩复东亲手把国旗交给登山队员，队员们向祖国宣誓：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我们胜利前进！“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每个登山队员都写了决心书（遗书），一旦牺牲就寄给家人。

　　5月17日，登山队员们在副队长许竞的带领下，开始了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第四次高山进军——夺取顶峰。自他们离开营地，我们的无线电台便显得比任何时候都紧张，通信组的几名报务员日夜守候在收发报机的旁边。队部发布的指示、气象组传来的气象预报，我们收下后都分秒不停地及时传送给登山队员，使我们的心和上山队员的心时时连在一起。气象组报告说天气晴朗，我们会乐得蹦跳起来；一听说山上有大风雪，我们一个个心上就像压了块大石头，连饭都吃不下去。在最紧张的日子里，我们真是按分按秒地计算着时间，不论是深夜还是黎明，都期望早些得到征服顶峰的消息。

　　5月25日北京时间凌晨4时20分，英勇的登山队员们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终于从北坡登上了顶峰，三名登山英雄——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将五星红旗插在珠穆朗玛峰的顶峰上，胜利完成了任务。

　　大本营得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立即沸腾起来，大家为这一胜利喜讯互相祝贺，握手、拥抱、欢笑，笑出了为胜利而激动的泪花。没有鞭炮，清脆的枪声代替了爆竹声在山谷中回响，这既是对胜利的庆祝，同时也是悼念在这次登山中献出生命的队员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