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最近被本馆一本新书封面上一张俊朗帅气的面孔所吸引:春光沐浴之中,柔和温暖的眼神、意气风发的面容,充满对未来的期盼。照片主人公名叫 李瑞骅——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但他,却是1959年国庆十周年十大建筑落成庆功宴上,被周总理点名表扬的人民大会堂等钢结构设计者,曾经享誉世界的中国钢结构大师!
李瑞骅与钱学森等同为共和国第一代归国学子。建国初期,李先生绕道11个国家归国参加建设,自此开创了新中国的钢结构事业。他主持了苏联援建中国的156项重大工程、人民大会堂、首都体育馆、广州电视塔等1000多座建筑的钢结构设计工作。他与本馆创始人张元济先生孙女张珑结为伉俪,幸福地走过了55个春秋。他一生淡泊名利,却在童年成长、少年教育、婚姻家庭、事业成就、人格品德等方面,有着近乎完美的记录。没错,他正是一枚时下最受推崇的集颜值、才华、人品于一身的理工男神!
来看看他的人生究竟有多么传奇。
《钢的交响——一位早期归国工程师的共和国乐章》
李瑞骅著
2020年8月出版
新中国钢结构事业奠基人
李瑞骅的传奇一生
一
1924年,李瑞骅出生于上海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父亲是经营房地产的儒商,母亲是明代书法家文徵明的后人。他在五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是兄弟姐妹最齐全的,这仿佛是他堪称完美的一生的某种预兆。
3岁的李瑞骅。1927年
父亲儒雅幽默,母亲明理能干,家庭开明温馨,李瑞骅享受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家里先后给5个孩子聘请了12位家庭教师。在这样的环境下,李瑞骅从国文、英语等方面开始了启蒙学习。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国文课竟师从不同的老师一口气上了国文、古文、白话文等不同名称的课程。
孩子多,不好管。父母却并不主张死读书,而是放任孩子们培养自己的兴趣:摄影、健身、游泳、书法、下棋、做航模、养鸽子,李瑞骅都一一都尝试过。每件事情,都玩得有模有样。这样的多彩童年,别说是世局动荡的上世纪上半叶,就是现在的孩子们也很难有比得上的。
幼年得到的熏陶对人的一生是关键性的。他在晚年常感慨,童年经历“使我们具有广泛的知识,较强的动手能力以及健康的体魄,为我一生的事业奠定了基础” 。
全家福,后排左一为李瑞骅。1940年
李瑞骅先后就读智仁勇小学、育才公学和闻名上海的光华附中。当时的上海,有着即便放到全世界去看也是最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管理。李瑞骅的知识功底和品性修养都得到了最充足的哺育生长。
1942年,他考上了“东方麻省理工”——上海交通大学的土木工程系。
在这所人才济济的大学里,除了国文课,所有课程都用英文教学。教材嘛,当然直接用麻省理工学院的教科书啦!三年的课程相当于美国大学同专业四年的课量。周末?不存在的!
“三日一大考,五日一小考”,这样的强度,很多学生吃不消。第一年20%的人退学——多是体力不支。时人戏称上海交大的学生:“第一年戴眼镜,第二年带药罐,第三年带痰盂,第四年带棺材”。
四年中,李瑞骅每晚最多睡5—6个小时。一年下来,眼镜度数就从二三百度发展到五六百度。但是,靠着小时候练就的强健体魄与坚韧意志,他坚持了下来。大学时打下的扎实知识功底和形成的读书学习习惯,保持了一生。
上海交大同学集体留念。1946年
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父母亲为了让孩子开眼界、长见识,先后将三个儿子送出国留学。李瑞骅于1948年初远赴加拿大。
出国前,在上海昌平路家中
出国前家人送行,背景为“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1948年
他在加拿大的子邦桥梁公司工作了两年,好教养和好性情,使他很快融入西方社会,在小镇上过着舒适自在、受人尊重的生活。他在加拿大华人圈也很受欢迎,到渥太华时去吴大猷家中打桥牌是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
在加拿大时的牌友——年轻时的吴大猷夫妇
在加拿大。1948年
在加拿大。1948年
冰上钓鱼。1949年
1950年,李瑞骅去多伦多大学土木系留学,仅用7个月的时间完成全部硕士课程,成绩全A。有一天他在校园里散步,竟巧遇前去访问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和丈夫菲利普亲王。是他在加拿大紧张的求学生涯中一个传奇花絮。
年轻时的英国女王
二
此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祖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身在加拿大的李瑞骅,生活和工作都应对自如。只要签个字,就可以成为加拿大公民——前提是放弃中国国籍。
李瑞骅心里,装的是祖国。
1952年,李瑞骅打听到只要给周总理写信,就可以归国。于是他以最快的速度提笔,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很快,他得到了新中国政务院回复。
立即启程!
朝鲜战事正酣,归国路遥且艰,这一行,竟需要辗转欧亚10多个国家!生活往往在最枯燥时偷偷放上几个彩蛋。一路除了阅尽异国风光、异族风情,在途经新加坡上岸休息时,与好友的哥哥——当时身份尚很普通的李光耀先生小聚畅谈一小时有余,成为李先生记忆中颇为有趣的愉快片断。
年轻时的李光耀
持这封信进入新中国
回国时途经莱茵河
回国时途经印度
几十年后,回顾当年为什么毅然归国,李瑞骅先生说道:“我是事业心很强的人。我的父辈都是从贫困中努力奋斗、成就事业的。这种精神自小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又鼓励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我相信总有我成就一番事业的机会,我愿意将我在国外所学报效祖国。”
经过4个多月的航程,7月,李瑞骅一行从深圳边境穿过铁丝网,终于踏进了新中国的辖地。此时,抗美援朝战争还在激烈进行。中国如久病的巨人,虽然站立了起来,却虚弱至极。在战争的废墟上新生的中国,工业水平又倒退了几十年——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15.8万吨。
李瑞骅先在上海华东设计院工作,很快被调到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随后又创办、主持了建筑工程部的金属结构室。他带领新组建的钢结构设计团队,负责苏联援建中国的156项重点军用和民用工程厂房施工详图的设计,用时三年完成,为新中国工业最关键、最奠基性的第一波重大工程铺设了“钢的骨骼”。
金属结构室同仁合影。1960年
1958年底,他受命负责人民大会堂的钢结构设计。设计难度是世界级的:60米跨度大礼堂屋盖、出挑16.5米的悬臂看台、48米跨度148吨重的宴会厅。人民大会堂是新中国创立10周年十大纪念工程之首,不能有丝毫的闪失。但是钢结构条件却令人发愁:国产钢材数量紧缺,质量低下不过关。如何既保证工程安全,还要最大限度地节省钢材?
参加人民大会堂工程的聘书。1958年
大会堂的结构总工程师朱兆雪对他说:“我们两人的脑袋好比是挂在裤腰带上的。”当年的李瑞骅34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奋斗了十个月。庆功宴上,周总理开心地张开五个手指,连说“五分,五分”。这是李瑞骅一生最荣耀的时刻!
50年代开始,李瑞骅先生开始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研究塔桅钢结构。他一生共设计了包括当时名噪全国的广州电视塔在内的1000多座塔桅钢结构,为新中国广播、电视、通讯、测绘、气象等的设施修建做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
他设计的三门峡、刘家峡、新安江等水电站缆索起重机钢结构,在我国建筑机械史上也具有开创之功。
在没有计算机甚至连计算器也没有的时代,他用纸和笔、计算尺,带领团队,解下十几次元、几十次元的方程式。他能依靠的,就是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工作。跟随他一起工作的郭世钰先生回忆,“有一次,计算的方程式是八十次元的,也就是八十个未知数。我们一堆人趴在桌上,用笔在纸上一个个计算出来又反复验算。”李瑞骅先生一生设计的一千多项工程中,没有一个设计和计算错误!!
李瑞骅设计的首都体育馆、大气监测塔等工程,美国、法国、苏联的专家看了评价:你们的水平是国际性的!
广州电视塔
三门峡缆索起重机
他组建了当时国内唯一的钢结构专业研究队伍,编制我国钢结构建筑领域奠基性的钢结构规范,两次承担我国钢结构十年规划编订工作。那个时代还没有工程院院士的评选制度,能成为行业规范编订人的不二人选,这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李瑞骅先生在专业领域的地位和分量。
钢结构规范会议。1974年
三
“人之所求,世之所尊。以健为本,以德为魂。有益于世,无愧于人。”这是李瑞骅喜欢的格言。
他在工作中坚持原则,为人正派,淡泊名利,一心为公。
编写规范时,为了得出最科学最有说服力的数据,往往反复试验上百次。
在“大跃进”钢材大辩论中,李瑞骅以一敌众,坚持不降低钢材设计强度指数,因为一旦守不住这条底线,不仅要浪费国家大量钢材,而且将影响与国际的接轨。谁也不能想象,在“大干快上”中“上马”的成百上千的建筑,如果钢材强度的国家指标没有守住底线,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后果。
他从不贪利、也不贪名。为了发展中国网架钢结构,1979年底,在天津召开的全国网架结构会议上,他将自己的85份技术资料和科研成果无偿分发给三四百位来自全国的行业代表。从此,中小型网架厂在中国大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中国网架产业迅速跃居于世界首位!李瑞骅先生从未从中取得一分钱的经济回报。他说:这是我作为一个工程师的职责,也是我的志愿。
在徐州网架厂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李瑞骅先生在50年代组建的钢结构学术团队,在“文革”中解散,此后再没有恢复起来。改革开放多年后,国力日增,城市中的高层钢结构日益增多。但是,国内的钢结构学科却逆势消亡。外国设计公司抢占中国钢结构设计市场,我国却连审查的资格也没有。为此,李瑞骅先生大声疾呼:“中国在高层钢结构领域内仍处于‘半殖民地’状态!中国人花钱盖楼却采用外国许多不合理的规范,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什么用外国规范?我们为什么没有自己的规范?”十年磨一剑,在他学术主持之下,又编制完成了中国第一部高层钢结构规范。
外国资本蜂拥而至,市场经济大潮激荡。他多次出面,促成了中外建筑领域的合作。在“万元户”还很稀奇的八九十年代,他多次拒绝外国公司的高额佣金。其中1984年的一笔,就达10万美元!外国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得很简单:我是国家的干部,我不能接受这笔钱。我不拿这笔佣金参加这个项目,是为了我的名誉和尊严。外国同行为表达敬重,专门为他举办了盛大的答谢宴会。
参观意大利钢窗厂受到欢迎。1984年
妻子张珑评价他:我见证了他对事业的执着,对工作的废寝忘食,对名利的淡泊。他做到了无愧于天,无愧于人,无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
四
李瑞骅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说:这是我最大的幸福。妻子张珑是本馆创始人张元济先生的孙女,两人相伴55年,琴瑟和鸣,相濡以沫,从没有拌过嘴,没有闹过矛盾。在下放干校的艰苦岁月里,也相互依靠和陪伴,从中发现工作的价值和生活的乐趣。堪称世所罕见的完美婚姻的典范。
他曾深情地对妻子说:有你万事足。
他在弥留之际写的最后一句话是:“珑:我爱你!骅”
结婚照
香山碧云寺。1956年
十三陵。2002年
在日常生活中,他保持着惊人的自律。他自觉数学基础不够,买了苏联的电视机,每天6点准时学习北大的数学力学课程,做笔记、考试,酷暑严冬,一坚持,就是四年多。
小时候练习的健身运动如仰卧起坐、掌上压等,他坚持了大半生,晚年又爱上了打太极拳,保持了强健的体魄,为持续高强度地工作创造了身体条件。
对于工作他有着无比的热情,常常废寝忘食;对于生活却从不讲究。食堂的师傅问,你怎么总是最后来呢?他说,我要工作啊。在他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他认为,“越吃苦,越能锻炼。太安逸了,是不行的。”
工业是一个国家的骨骼。
70多年,工业,从国家的软肋变为了举国的骄傲。新中国成立初期,别说造汽车造飞机,往往一根钉子、一根火柴也不如外国人造得好。今天的中国,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规模跃居世界首位。不能忘记,这一伟大成就,正是从李瑞骅这样的共和国第一代工程师手里起步的。
五
李瑞骅和张珑的小家,离西直门不远。昔日的北京北站,早已旧貌换新颜:一组组巨型钢结构建筑不断冲刷着地平线的记录,重塑着城市的色彩和轮廓。但不远处,有一处博物馆般的建筑——苏联援建的北京展览馆,尚且保持原来的样子,提醒着人们,共和国工业化建设起步时的曲折与艰辛。
晚年的李瑞骅先生,须发皆白,犹如仙翁。除了几位知己故交,他不为时人了解。
他终于有时间与妻子张珑结伴畅游祖国美好山河。照片里,他们早已失去年轻时的俊美模样。
闲下来时,他们彼此鼓励,各自写出自己的回忆文章。经过不断的增补丰富,于是就成了这部《钢的交响》。
从翩翩少年到耄耋老年,李瑞骅的赤子之心从未改变。回顾一生,他说:“我感到很幸福,我也非常知足。我这一生,没有做过任何可以遗憾和后悔的事。”
直至去世,这位千余项大型军用和民用钢结构建筑工程的设计者,一直住在中国建筑设计院内一套几十平米的温馨小房子里,宁静又安详。
2009年3月14日,人民大会堂的钢结构设计者李瑞骅先生在北京大学医院悄然去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