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纪念日|“光荣之城”，黎明之前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百年来，党在上海留下了珍贵的红色印迹，红色基因深深地融入城市的血脉，铸造了上海城市精神的红色之魂。

  今天是上海解放纪念日，我们撷取了相关的书摘和图片，与读者共同追念发生在这座“光荣之城”不能被忘却的往事。

“光荣之城”，黎明之前

潜伏

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
  位于长宁区江苏路389 弄（永乐邨）21号，是一幢砖木结构坐北朝南的假四层新式里弄住宅。1947年至1949年间，这里曾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秘密机关所在地。旧址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永乐邨21号的“来客”
  1946年底，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全面爆发。为更有力地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配合解放战争的进行，中共中央决定1947 年1月成立中央上海分局，并于同年5月改为中央上海局，作为党中央派驻上海，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部分党的组织和工作，于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工作的秘密领导机关。上海局由刘晓、刘长胜、钱瑛、张明（刘少文）组成，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任副书记。

  根据党中央关于“党的组织要严守精干隐蔽，平行组织，单线领导，公开与秘密分开”以及“高级领导机关更须十分隐蔽” 的指示，刘晓、刘长胜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形势下，精心筹划，周密选址，分别在江苏路永乐邨21号、愚谷邨121号、马立斯新村、新闸路来安坊等地建起一个个秘密机关。其中，永乐邨21号是上海局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

  1945年，根据刘长胜的指示，中共党员王辛南以私人名义租下永乐邨21 号整幢楼房，作为上海党组织的秘密机关，并由张执一、方行两家老幼迁入居住，作为掩护。1947年1月以后，此处先后成为中央上海分局、中央上海局的秘密机关，直到上海解放。

  为适应地下斗争环境，当时，来永乐邨21号商议工作的上海局领导常常带些蛋糕或儿童玩具之类的礼品，装扮作来祝贺喜庆或应邀来参加宴请的客人。

  1948 年七八月间，上海警察局以换发身份证为名，挨家挨户地进行户口检查，实际上是针对中共上海党组织的搜捕行动。得知这个消息后，刘晓、刘长胜、张执一和张承宗紧急在永乐邨21号汇合，研究对策。经商议，他们决定临时转移到杭州避避风头。随后，佛教居士赵朴初写信给净慈寺方丈，称上海有几位实业老板要到杭州名刹来做佛事，请予以接待。

  就这样，刘晓一行前往杭州，居于净慈寺中。白天，二刘和二张四人在屋内佯作打牌消遣，实际却是聚在一起议事。而方行则带着张执一的长女、时年六岁的张纪生在院子里嬉戏玩耍，实为观察动静。一行人在寺庙里住了一两个星期，直至收到王辛南的来信，告知他们上海的户口大检查已告一段落，大家这才分头返回上海。

  这次的虚惊还没过去多久，揪心的事又发生了：与张执一单线联系的一名国民党人士被捕了。经审讯，特务获知了点滴信息：他与中共上海党组织里的一位姓张的高级干部（即张执一）有往来，这位高级干部说的是湖北话，还是个胖子，家住江苏路附近。循着蛛丝马迹，特务们一步步排查到了永乐邨21号。

  那天，恰巧张执一的夫人王曦在家。特务进门后，张口就要王曦丈夫的相片，王曦本能地意识到出问题了。她不慌不忙地从镜台上取来一张全家福照片交给特务，还告诉他们，自己的丈夫到南京做生意去了。全家福上的人数较多，每个人的脸不比黄豆粒大，清晰度自然也差。特务们左看右看，也看不出什么名堂，要她去换一张单独的人像照片。王曦说道：“家里只有这一张照片，没有其他的了，你们要就拿了走，不要拉倒！”

  对此，张执一的女儿张纪生晚年这样回忆道：“当时国民党特务有个概念，认为凡是共产党员都穷得叮当响，看到我家里有用人和厨师，老老小小一大堆人，条件还算富裕，男主人又是做生意的，所以没要到照片也就离开了。”

“你们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啊！”
  上海局成立后，根据中央关于迎接革命新高潮的指示，进一步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组织发动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的爱国民主运动，开辟了配合人民解放军正面战场的第二条战线。

  解放战争胜利前夜，上海局组织和领导了上海工人、学生和社会各界开展反屠杀、反破坏、反搬迁的护厂护校斗争，成立了一批护厂护校队伍，保护工厂、学校、仓库等不被敌人破坏。护厂队员日夜不离工厂，值班巡逻，其他工人也挟着铺盖睡在厂里。当敌人来工厂拆迁机器时，就发动工人加以包围。当敌人准备用汽油烧毁江南造船厂时，工人们把汽油换成了自来水。此外，上海局还指示各级党组织，利用国民党提出的“应变”口号，发动各业工人要求发应变费、应变米，全面开展储粮存煤斗争，使全市工厂、企业乃至家家户户都储备了大约三个月的粮、油、煤、酱菜，为防止上海解放后出现粮食恐慌，保证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秩序和迅速恢复生产，做好充分准备。

1949年5月27日，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上海上空随风飘扬。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此役，中央上海局功不可没。解放军进城后，陈毅紧紧握着上海局副书记刘长胜的手说：“想不到你们工作做得这样细致周到。你们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啊！”

守护

秦鸿钧新新里秘密电台遗址
  位于黄浦区瑞金二路409弄（原中正南二路新新里）315 号。1940年至1949年间，秦鸿钧秘密电台曾设于此。原建筑已拆除，所在地块改建为日月光商务大楼。

“只要耳朵听得见就行了”
  秦鸿钧是1927年入党的党员，1936年曾赴苏联学习收发电报技术，1937年，学成回国来到上海做秘密电讯工作，在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148号3楼建立秘密电台，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直接联系。之后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党组织介绍中央文库的守护者——陈为人的妻妹韩慧如与秦鸿钧认识。数月后，二人因共同的信仰结婚。婚后，二人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吴兴里开设一家糖果工厂，后移至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173号街面房子，开设永益糖果店作掩护。秦鸿钧白天当“老板”经商，夜间在3 楼发电报。韩慧如则坐在窗边担任警戒，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就立即通知他做好撤离准备。

  1939年末，秦鸿钧接到通知，撤销电台，离开上海赴哈尔滨接受新任务。1940年，受党组织派遣再回上海。他把秘密电台设于中正南二路新新里315 号的阁楼上，建立与中央华中局的直接联系。由于革命形势的需要，情报任务越来越重，党组织考虑到秦鸿钧晚上经常不能睡觉，白天需要休息，就让他以失业者的身份负责报务，韩慧如则以教师身份为其掩护，并任交通员，传送文件。秦鸿钧与韩慧如所租的房子条件较差。为了避免灯光露出，秦鸿钧晚上工作时，就将天窗紧紧地关起来，阁楼的木墙缝都用纸条糊上，以防止电键的嘀嘀声被邻居听见，但这样一糊一堵，小阁楼里就密不透风。炎夏时，阁楼闷热难熬；寒冬里，小阁楼寒气刺骨，工作完成后，秦鸿钧往往两只手指都冻得伸不直，两条腿也站不起来。但为了紧缩工作时间，秦鸿钧经常连续作战，直到任务完成才站起来活动一下，避免给敌人更多的侦察机会。久而久之，秦鸿钧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视力也急速下降。

  有一次，由于工作紧张，连水也顾不上喝，秦鸿钧口腔溃疡非常严重，嘴上长满了口疮，韩慧如劝他去医院看病。秦鸿钧说：“这没关系，只要耳朵听得见就行了。”

绝不违背信仰
  1949年3月17日深夜，秦鸿钧像往常一样披着厚厚的大衣，走进几经改装的阁楼开始工作，韩慧如也一如往常，机警地注意着街头的动静。忽然，一阵急促的砸门声惊起了韩慧如。她立马按照事先约好的暗号，站到床上，猛烈地敲打着阁楼的地板。秦鸿钧则立刻结束发报，收拾阁楼。

  但这时，后门被毫不知情的一楼住户陈老太太打开了，砸门的便衣直接闯了进来，使劲地拍打着一楼到二楼楼梯上的一道大门。韩慧如异常镇静，假装在起床，想借此拖延时间，给秦鸿钧多一点时间逃离。

  拖延了几分钟后，便衣的叫骂声越来越大，韩慧如只好把门打开。几个便衣拿着手枪直冲到二楼，还有几个喊着要上阁楼。韩慧如又开始假装找钥匙，继续拖延时间，估摸着秦鸿钧已经离开，才把钥匙交给便衣。可是谁料想，秦鸿钧爬上屋顶，准备从这排房子最东边的晒台跳下去的时候，发现那天晒台的门不知道被谁给关上了，无法下去。就这样，秦鸿钧和韩慧如不幸双双被捕。

  过了几天，四名便衣特务又押送韩慧如回到了这幢房子，希望以她为“鱼饵”找到更多的共产党员。韩慧如就借此机会，以美元为诱惑，以需要向学校请假为借口，让特务带着女儿咪咪把“请假条”交给学校的教导主任张琼，暗示学校的党员们马上秘密转移。

  接着，韩慧如又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始第二项秘密行动。她假装无法忍受女儿和儿子的调皮捣蛋，吵着把他们赶到晒台时，趁机把放在晒台的接头暗号——六根竹竿拿了下来。然而，这次秘密行动失败了，来此接头的共产党员张困斋不小心走了进来，落入了敌人设好的陷阱。

  秦鸿钧、张困斋、韩慧如三人被分别关在监狱中。国民党特务把秦鸿钧绑在老虎凳上，把他的腿打得变了形，血水把衣服和血肉模糊的身体粘在一起。上完老虎凳，又用辣椒水往秦鸿钧和张困斋的鼻子里灌。秦鸿钧的肺部被辣椒水灌伤，一口口吐着鲜血，张困斋也被灌伤，不停地咳嗽。但是不管敌人如何折磨，两人都不吐露一点机密。他们早就做好了为革命赴死的准备。

敌人看到在秦鸿钧和张困斋身上无法套出情报，就转向韩慧如。但无论怎样威逼利诱，韩慧如也依然坚称毫不知情。深夜，待看守的敌人睡着了，秦鸿钧轻声对韩慧如说：“看样子敌人是不会放过我的，我牺牲了，你要……”韩慧如知道他是希望自己继承他的事业，因此坚决地回答：“你放心，我有这个决心，我还要把孩子带大成人。”就这样，秦鸿钧、张困斋、韩慧如三人用言语、肢体动作相互鼓励要坚持，不能违背自己的信仰。

  1949年5月7日，秦鸿钧、张困斋等革命者在浦东戚家庙被杀害。5月25日，解放军兵临城下，看守监狱的敌人都悄悄地溜走了。韩慧如与狱中其他同志趁敌人抓紧逃命无暇顾及关押革命者的空当，砸开脚镣手铐，冲出了监狱大门。

  6月20日，人们在浦东戚家庙旁边挖出了秦鸿钧、张困斋，还有先前被捕的中共秘密电台报务员李白等烈士遗体。他们牺牲在了黎明到来之前。

欢庆

绮云阁——上海解放时南京路上第一面红旗升起处
  位于黄浦区南京东路635号永安百货公司顶楼。1949 年5月25日，为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和欢庆上海解放，永安公司的中共党员赶制了一面红旗，插上了绮云阁。这是上海解放时南京路上升起的第一面红旗。

  1949年5月25日，天蒙蒙亮，黄浦江上的太阳已经耐不住性子，急着探出头，照耀这片大地。永安公司的四名中共党员雷玉斌、黄明德、乐俊炎和唐仁开始忙碌起来，他们或是巡查商场各个楼面和主要入口，严防特务进出；或是紧张地刻写蜡纸，油印宣传品迎接上海解放；或是在一幅巨大的白布上用毛笔抄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准备在上海解放时将它高高悬挂在公司大楼面向南京路的墙上。

  正在大家忙碌着欢迎解放军时，有人提议，是不是可以用升红旗的形式欢迎解放军的到来！大伙儿一想，一致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一则红旗是解放军的象征，二则红旗更可以告示人们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主意拿定后，大家从公司找来了一块大红布，赶制出一面红旗，而且还决定将红旗挂在绮云阁上。

  绮云阁是永安公司楼顶一座巴洛克风格的三层塔楼，与先施公司的摩星楼遥相呼应，是南京路上的制高点之一，也是当时鸟瞰上海全景的最佳去处。在绮云阁上悬挂红旗无疑是最醒目的，当然也是最危险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永安公司的四名青年党员收拾好行装，冒着枪林弹雨爬上了塔楼，准备把红旗挂在旗杆的钩子上升起。但爬上去后却发现钩子掉了，上面窄小的空间根本站不住人。

  此时，解放上海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控制苏州河阜丰仓库的国民党残敌发现了绮云阁上的人影，便向绮云阁方向一阵扫射，幸好距离较远，子弹没有给年轻的党员们造成伤害，只在北侧的墙上留下一排弹痕。党员们没有被吓倒，而是急中生智，找出一根消防皮带来。乐俊炎趁着机枪声暂时停歇，用皮带将自己和旗杆绑在一起，腾出两手，将红旗系上旗杆。

  终于，南京路上升起的第一面红旗在空中飘扬起来了！之后，短短几个小时里，在南京路上的新新、大新、先施、国货等几大著名公司大楼上，在海关大楼、中国银行大楼等外滩标志性建筑上，一面面红旗冉冉升起，红遍了上海城。

  【原载于《解放日报》5月22日11版。文字来源：《光荣之城：上海红色纪念地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