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章开沅去世：上任校长时曾说“宁可站着倒下去，也不躺着混下去”

5月28日，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去世，享年95岁。章开沅是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2014年的时候主动请辞“资深教授”头衔，其中包括辞去每年10万元的津贴。本报记者曾为此赴武汉采访，采访中，给记者留下至深印象的，正是章开沅先生的坦坦荡荡、淡泊名利和守护良心的真诚。今天特刊登当年的采访文章，以表纪念。

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他们觉得你是人才，觉得你适合做这个工作，就大胆用

上观新闻：不久前刚卸任的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在离任演讲中19次说到了“遗憾”，他说自己虽然作了一些努力，但“能力太有限”。您也曾是一位大学校长，您觉得要当好校长，真那么难吗？

章开沅：培根是一位不错的校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的真诚。他努力拉近领导和群众、校长和学生之间的距离，这一点他做到了。但改变一所学校不是很容易。

上观新闻：您当年出任大学校长时，是怎样的情形呢？

章开沅：我是上世纪80年代出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的。当时社会经过“文革”，都在拨乱反正，大家都有一股想要做事的冲动。那种热情本身就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我把它比喻成地下的热火，一下子要喷发出来。大家都憋久了，尤其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讲是“第二次解放”。所以，大家都一心图改革，振兴国家。当然，那时候也很困难，大学教育几乎是空白，真正可说是百废待兴。

上观新闻：听说1984年您接受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一职时，还坚持提了一些附加条件，比如每周要留给您两天独立做学术的时间，是这样吗？

章开沅：当时，教育部在几所大学开展试点进行校长选聘，华中师大是试点之一。选聘程序是这样的：先经过民意测试，不设候选人，在中层以上干部（包括副教授以上）中海选。教育部人事司只派了一个工作组来指导。投票的时候没有竞聘演讲之类。我那时正好因为学术交流外出，没有参加投票。工作组把所有的选票收齐之后，封存送到教育部，校内谁都不知道结果。最后教育部根据投票情况，再经过讨论，决定由我担任校长。我当时非常意外。

上观新闻：为什么意外？

章开沅：被宣布当校长之前，我最高的职位是教研室主任，连个系主任都不是。当然我参加革命较早，1948年就参加了革命。我没做过行政工作，也不想做行政工作，觉得自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因此提了一些“苛刻”的条件，比如一个星期我要有两个下午的时间做学术，希望以此为借口，他们答应不了，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没想到，所提条件他们都答应了。由此可见那次选拔，真是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他们觉得你是人才，觉得你适合做这个工作，就大胆用，所以像我这么有个性而无经验的人都被选拔了。

上观新闻：那个时候最大的办学难点是什么？

章开沅：上世纪80年代初，主要是要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建立正常的教学计划。在这个基础上，再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当时最出名的是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他最年轻，也最投入，推行了学分制、转系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影响非常大。

上观新闻：那时候教育改革的基础虽然“一穷二白”，但改革的热情很高、动作很大，动静也很大。

章开沅：当时的改革动静大，我认为有几个原因。一是那个年代，大家普遍对利益问题看得不重，比如那时候我们写三卷本的《辛亥革命史》，后来都成为学术名著了，但起初没有稿费，连启动经费都没有，可大家都觉得很正常，不去计较。二是高校官僚化、行政化之风不重。另外，大家都有强烈的改革意愿。教育改革不但没有什么利益可图，还有很多风险，但大家都有改革的动力。我答应当这个校长的时候就想：做错了，大不了再挨批斗呗。

上任的时候，只对师生们说了一句话：“我宁可站着倒下去，也不躺着混下去”

上观新闻：您这位校长当得与众不同。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一次会议，因某位领导未能准时到会而推迟了，您站起来说，“如果再过几分钟他还不到，我就要回去工作了”。

章开沅：当时等级观念不重，对我的一些不太恰当的举动，领导们还很包容。比如我一般不参加教育部门召开的行政方面的会议，只参加国务院学术评议组的会，行政的会我就请其他校领导去参加。但上级没有因此对我表示任何不满，我现在回想起来，非常感谢他们。开会的时候，遇到一些部领导，他们都很亲切，住和我们一样标准的房间，很多事情都是用商量的口吻来探讨。

现在有的学校动不动就立军令状，说一定要在几年内建成一流大学，然后照葫芦画瓢，跟在一流大学后面。那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上任的时候，没立什么宏大目标，只对师生们说了一句话：“我宁可站着倒下去，也不躺着混下去。”没想到这句大实话让大家很感动，好多人对我讲，有了这句话，他们就有了信心。

上观新闻：由一名学者到一校之长，您是从何入手的呢？

章开沅：我一学蔡元培，二学陶行知。这不是偶然的决定，我很早就崇拜他们。我们这代人都是吃“五四”文化的乳汁长大的，蔡元培先生提的很多主张，比如学术自由，我很赞赏。当了校长以后，更是以他为榜样。把美育列为必修课，我认为是很必要的。所以我们当时率先办了艺术节，开设了音乐系、美术系，原来这些都是被取消了的。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陶行知先生仍然是受批判的对象。但我很赞成他的生活教育思想，推行“一校一县”模式，加强学校和社会的联系。

上观新闻：大学应该与时代同步，与真理同行。

章开沅：我当大学校长时，只要觉得是对的、应该做的事，就努力去做。一次我去北京开会，《光明日报》的一位记者介绍我认识了服装设计师李艳萍，她想利用武汉积压的一些印花布设计时装。我就聘请她当学校的兼职讲师，给学生开美育方面的讲座，当时全国没有一所大学开设类似课程。而我们学校较早开设了服装设计课。很多老领导看见有关报道后纷纷鼓励我：你当校长能想到这个，真不容易啊！

大众教育不能庸俗化。大学毕竟是大学，应该有批判社会、引导社会的功能

上观新闻：您认为作为大学校长，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章开沅：我当校长的时候，曾经有人笑说我 “老奸巨猾”，因为大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我却半开玩笑说，我们学校是“党委领导下的副校长负责制”。我把一些副校长推到前面，让他们独当一面。他们确实比我在行政方面有经验，有的人已经干过两任。

于是就有人问：你这个校长做些什么呢？我说，他们不做的我做。我主要是抓学校总的奋斗目标，那时候学校的奋斗目标都是精神性的。现在一提目标就容易很具体，要有指标，要有规模。当时我的目标就是建当年北大那样的大学，鼓励学术自由、百花齐放。还要像陶行知先生说的那样，“学校即社会，社会即教育”。把教育基地建立在基层，把教育的面覆盖到整个社会。

上观新闻：大学不能用高高的围墙，把自己和社会隔绝开来。

章开沅：我主张一个100万人口左右的县级市，要与一所学科比较齐全的大学挂钩。这样，教育的面才能直接覆盖到基层，让县域经济得到科研动力。

我们学校就曾经帮助仙桃市一家濒临破产的农药厂，把它改造成当地的支柱企业。那是我们一位前苏联留学归来的教授搞的项目，开始是厂校挂钩，后来就跟整个仙桃市挂钩。仙桃市后来的五年、十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都是我们学校的师生和他们一起编写的。他们办干部培训班，我也去讲过课。我还带着一批专家，下去走街串巷，到田间地头作调查。后来根据统计，科研因素在仙桃市的GDP中占比曾达到17%，很不简单啊。

上观新闻：大学要走进社会、服务社会，但同时也要与社会上的功利浮躁保持距离。怎么掌握这个分寸呢？

章开沅：大众教育不能庸俗化。大学毕竟是大学，应该有批判社会、改造社会的功能。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错位了，大学自己把自己摆低了。有的大学只讲市场，市场不是“万岁”，教育才是“万岁”。在自然经济形成之前，没有市场，但是有教育，有人类就有教育。教育就是要自我完善，还要促进社会的完善。现在片面强调学校必须适应社会的一面，似乎不太重视批判社会、引领社会的一面，这是不对的。

教育家要记住 “君子慎独”的古训，多一分清高和风骨

上观新闻：在您心目中，什么样的人来担当大学校长最为适宜？

章开沅：大学校长非教育家莫属。什么是教育家？我不能说自己就是个教育家，但毕竟我是受了多方面良好熏染的，干了一辈子，自然而然成了习惯，时时刻刻想着“教育”两个字。教育家不是成天打算盘算钱的，教育家应该有很高的思想境界。教育的本原是“爱”，而非灌输。大学是文明的传承者，文化的整个长河靠教育流动绵延。大学校长必须是教育家，教育家的眼里是“人”而非“物”，是对人的内心修为的培养以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的改造，而非单纯功利的算计。

现在，个别大学的掌门人变成生意人，赚钱的专业就办，不赚钱的就不办；考生呢，用得上的专业就考，用不上的就不考，这怎么行？为什么有的大学里头领导的威信不高，他们讲话别人不相信，因为他们说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

上观新闻：您谈到了大学里的一些功利之风，除此之外，您觉得大学发展中还有什么比较突出的问题需要我们注意？

章开沅：大家现在议论比较多的是大学行政化的问题。行政管理是应该有的，但不能行政化、官僚化。现在有的大学里头等级森严，这很不好。在这个问题上，我很怀念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校长和教师之间都像朋友一样，师生关系也很密切，我们有些课就到教授家里开，一边喝茶一边上课。

换个角度说，现在很多大学校长也很可怜，自己把自己“关”起来了——一是会议室把他“关”了起来，二是小汽车把他“关”了起来。以前校长步行上班，路上遇上什么人还可以停下来聊上几句，现在哪有这种事？我当校长那会儿，学校配有汽车，但我不坐，还是走路上下班。吃饭也是这样，现在有些大学为了便于校长进餐，在食堂里设一间包房。校长偶尔到学生食堂吃个饭，还要带记者拍照。我以前在食堂里吃饭，随时可以和学生们边吃边聊。

上观新闻：对于这些问题，作为一位资深教育者，您有什么解决之道？

章开沅：我认为必须坚持教育改革。以去官僚化为改革的突破口，首先是领导层的自我革命。一是要敢于说真话，对历史负责。现在，不少大学积弊甚多，但很多人默不做声，这让人焦虑。教育前途，关乎未来。在职的教育家要提出改革对策，形成改革共识。我相信，有声总是胜无声，你们应该大声地讲出来，你们不讲谁讲？

二是要有真担当，要有自我革命的决心。有些大学校长宣布在职期间“不承担项目，不插手财务”，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这又是最起码的要求。遗憾的是，有些校长至今连这点仍做不到。校长要带头，要有个改革的样子。谁有权势，科研经费、各种资源就向谁集中，这种做法要不得。

尤其是不能贪图享受。办公室要那么大干什么呢？教育家当率先做到廉洁自律，以为示范。我们要记住“君子慎独”的古训，多一分教育家的清高和风骨，不要沉浸在学校排名、曝光上镜、项目恢弘的光环中。

我立下一个规矩，凡是给学生讲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真正相信的

上观新闻：仗义执言是您一直以来的鲜明标志，请问这是性格使然，还是出于一份责任感？

章开沅：我也分不清是责任还是性格使然，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我从小就是这样的性格，所以我太太对我颇有意见，她说我小时候就是个“问题儿童”，因为我中学时曾因参加学生运动、叛逆被学校开除过两次。

上观新闻：您有没有因为直言而受到过批评和打击？

章开沅：那太多了。我以前想当作家，因为我爱看书，特别崇拜鲁迅。我中学时代就崇拜鲁迅，别人叫我“小鲁迅”，我因此也常常“以文得祸”。好在我不是很在乎，随遇而安，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所以这辈子算是没有浪费时间。

在“文革”中，我们都难免讲过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但是“文革”以后，我自己总结了一下，决心再不讲违心之言。其实这也是最起码的。我可以不讲话，但不可以讲假话。所以我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凡是给学生讲的东西，给青年人讲的东西，都是我真正相信的，是我已经做到或努力朝这个方向做的。我平常就是这样要求自己，已经成习惯，改不了了，也不想改。

上观新闻：如果请您对自己的校长生涯作一番总结，您会怎么评价？

章开沅：我把学校看得很重，把校长的责任看得很重。对李培根校长离任时说的那些话，我是充满同情和理解的。我们都曾经有很大的抱负，都希望把学校建设得更好。但就像他说的那样，未竟之事和未了之愿，太多太多。

我最近为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李文海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他是我的同行。我们这一代人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在战乱中长大，解放后政治运动又多，真正想做研究的时候年纪大了，而且又走上行政岗位，更不要说中间还经历过很多风波。我们自己心里有数，但我们努力过，至少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方面开创了局面，又培养了一批新人。我们是过渡性的人物。前面的人我们比不上，他们中西贯通，文化积淀很厚重；后面的人起点很高，而且处在国际化的大环境中，和他们比我们又相对封闭。虽然学无大成，但总算没有虚度。总的来说，我们与共和国同行，我们参与了，见证了，也奉献了，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