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山舰事件有关的两份重要文献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以中山舰擅自调动为由，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收缴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枪械，驱逐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中山舰事件。借助中山舰事件，蒋介石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其在国民党及军队中的地位，为他后来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埋下了伏笔，这一事件深刻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收藏有两份与中山舰事件有直接关系的小册子，分别是《校长宴会全体党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和《中山舰案报告书》。在这两份文献中，作为重要当事人——蒋介石和李之龙对事件过程有着截然不同的描述，文献内容对于中山舰事件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要求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选择退出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或者退出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妥协政策指导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接受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当时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250余人被迫退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1926年4月21日晚，在中山舰事件发生一个月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宴请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全体党代表及共产党员时发表了演讲，后来，这篇讲话被整理后以《校长宴会全体党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为名印行。蒋介石的这篇讲话，遮遮掩掩，表面声称中山舰事件与共产党无关，事实上却欲盖弥彰，意图把事件责任归咎于共产党。

《校长宴会全体党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封面

1.声称遭受诬陷和攻击，转移矛头指向。在讲话中，蒋介石声称有人诬陷他“不革命”“是段祺瑞”，他说：“当三月二十日事情未出之前，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并且想拆散本校，就造出一种空气，说校长是不革命的。”“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无论本军里或本校里，都造出一种不良空气。”“至于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要想劫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但是如果真有这事情的话，我想李之龙本人亦是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他不过是执行他人的命令而已”。但“他人的命令”指的是谁，蒋介石并没说明。他还在讲话中点名指责高语罕，说他“每次演讲，有形无形之间，诋毁本校不革命的言论，是公开的，大家知道，不必我说”。“他的用心，先暗示一班同志，对我失了信仰”。高语罕是共产党员，他此前的一些言论被蒋介石断章取义，借以攻击共产党。后来，高语罕专门在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致蒋介石先生》，就蒋介石的这番指控进行解释和说明，然而蒋介石并不买账。蒋介石的这些虚无缥缈的指控似有所指，又不明说，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团。

2.伪装出勇于担当的“革命者”姿态。对于所谓针对他本人的“攻击”和“诽谤”，蒋介石在讲话中表示：“推倒我之后，就要摇动本党的基础，使得三民主义不能实行，使得全军全校同志失去重心，没有人来领导，弄得我们总理辛苦艰难缔造的这个团体，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他还摆出一副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姿态说：“我敢大胆的说一句话，如果我放弃责任，因灰心而去了之后，我以为不单是三民主义要受一个很大的挫折，就是共产主义在广东，还是不能立足……”他一边愿意承担责任，一边又为自己寻找借口，开脱罪责：“总之三月二十日的事情，完全要由我一个人来负责的，如果说我欠缺手续，这是我承认的，但是吾的本意，是要纠正矛盾，整顿纪律，巩固本党，不得不如此的。”

3.博取同情。蒋介石在讲话中标榜自己向来遵规守矩，意指中山舰事件是别人策划的，他是受害者。“从前我的革命历史，各位或是没有目见，不过自前年开办本校，到现在为止，没有一起事情，是越出轨道以外的，没有一件事情不守纪律的”。然而在中山舰事件中他擅自行动，调集武装力量，包围苏联顾问团住所及汪精卫官邸，并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逮捕了李之龙和章臣桐等人，其行为无异于一场军事政变。后来他亲口承认自己“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此外他还在讲话中故作可怜，博取同情：“这三月以来，要是没有坚忍的精神，没有一点忍耐心，那么校长今天不仅是不能在本校里同各位讲话，或者校长早已死了也不晓得的。”

4.声称无意反共。蒋介石在讲话中对在座的共产党员说：“……这不过是局部一二个人的阴谋，我相信我的学生，无论那一个，一定不会讲我是反革命的，一定不会讲我是不革命的，所以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有这样的事实。”他还强调：“我平时对于共产党同志，不分界限，不挟偏见的态度，不要我自己讲，各位亦一定是很清楚的。”“至于二年以来，我对于共产同志，亲爱的精神，是不喻言而的，就是我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很赞成的，对于党代表制度，我不仅是赞成，并且是我自己所首倡的，为什么要拿我自己所首倡的制度，要由我自己手里来摧残？”他的这番自我标榜的表态，给人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事实上，他口口声声说无意打压共产党，却勒令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派行为，彻底暴露了他的反革命嘴脸。

5.声称一个团体里不能有两个“主义”，为其反苏反共寻找借口。蒋介石讲道：“凡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的，而且一定发生冲突的，这个冲突，无论大些小些，总是不能避免的，尤其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二个中心，有兩个领袖，这个团体不但不能坚固，而且一定要分裂的。现在国民党里面，几乎有二个主义，这种现象一定是自相矛盾，会发生冲突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加强，当时在国民党内部除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最有影响的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为代表的“共产派势力”，这就引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集团的疑虑和不安，他们频繁制造矛盾，挑动双方对立，图谋打击和削弱共产党。蒋介石此番言论，既反映了当时国民党内部激烈的思想斗争形势，也是为其反苏反共寻找借口。

《校长宴会全体党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第一页

蒋介石的这篇讲话印发时在第一页印有“各报不得转载”字样。但是，1926年5月25日，《申报》却以“蒋介石关于中山舰事件之自述”为题公开发表了这篇讲话的节选。报载：“昨此间民党中人接广州第一军孙文学会中人寄来最近蒋介石宴全体党代表，对中山舰案之自述，蓋蒋氏于左派人联合系全体退出党军后，宴第一军及前后毕业于黄埔军校之左右派军官（退出军籍之共派亦在内）席中之演说，与会者即席笔记，印刷之分寄全军士官者，蒋氏之言沉痛而感慨，对三月二十日之变，所述亦多外间所不及知之内幕，虽其自谓尚有不忍言者，然已可证明当时倒蒋运动之非诬矣……”

经过比对发现，报上所载虽为节选，却与小册子的内容别无二致，由此可推断两者是同一来源。而印发小册子时注明“各报不得转载”，《申报》居然公开发表，必然有其特殊用意，在当时的形势下，显然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和支持。另据报上所称，报载内容是有人从孙文主义学会发给报社的。众所周知，孙文主义学会是黄埔军校中以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为宗旨的新右派组织，他们策划公开发表这篇消息，其目的不言而喻。消息还称“证明当时倒蒋运动之非诬矣”，颇有一番为蒋介石反共“助攻”的意味。因此，这篇报道让人不能不怀疑是蒋介石授意所为，目的是混淆是非，煽动舆论，对共产党进行攻击诋毁。

1926年5月25日《申报》发表的《蒋介石关于中山舰事件之自述》

蒋介石的这篇讲话公开发表后，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极大不满，6月9日，陈独秀专门就此事在《向导》周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蒋介石这篇讲话进行批驳。陈独秀首先便提到了蒋介石的这篇讲话，“现在我看见一种印刷物，题名《校长宴会全体党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内中所载，倘都和先生所口说的一样，没有什么印刷上的错误，则我们在对于中国革命的责任上，不得不向先生及一般社会有几句声明的说话。”陈独秀认为，蒋介石“对全体代表训话中，虽未明说中国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全篇从头到尾，却充满了指责共产党同志的字句，使听者读者都很容易推论到中国共产党实此次事变之阴谋者”。陈独秀这封信揭露了蒋介石的反共图谋，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澄清事实的作用。但是，陈独秀在信中还讲道：“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这个事实，不能证明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是证明孙文主义学会的军官有排除共产分子之意志。”说明陈独秀尚未认清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他写这封公开信的目的是向蒋介石及公众阐明共产党并无反蒋之意，是被冤枉的，他此时的斗争对象仍然是西山会议派及其群众组织孙文主义学会。

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带有一定偶然性，但它又是国共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1926年3月13日，日本驻广东总领事森田宽藏在致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的电报中讲道：“最近，随着政府内共产派势力的与日俱增，各部都唯苏俄顾问之命是从，政府首脑徒有虚位，实权完全掌握在苏俄人手里，非共产派同人都陷入了懊恼不快的气氛中。非共产派团结起来，把共产派分子从政府内部横扫出去的时机或许已为时不远。”由此可见当时国共矛盾已经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了。中山舰事件的发生给蒋介石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反共篡权机会，蒋介石的这篇讲话是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一个月发表的，此时他已经基本掌控局势，占据主动，因此他的讲话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矛头指向十分明确，其目的就是将中山舰事件归咎于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团，为其反共夺权寻找借口。

本书的作者是中山舰事件关键当事人之一李之龙。李之龙（1897—1928），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1913年参加湖口起义，1914年入烟台海军学校学习，192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一期学生，1926年1月任国民政府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将军衔），是当时国民革命军中军衔最高的共产党员。1926年3月，在中山舰事件中，李之龙遭到逮捕，后“无罪释放”并被免职。事件发生后李之龙就事件经过提交了一份详细报告，这份报告后来汇编成《中山舰案报告书》以小册子的形式印行。《中山舰案报告书》是李之龙事后对事件过程的回顾，描述十分详细，有可能是在审讯材料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李之龙时任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任中山舰舰长，是中山舰事件的关键人物，他于3月20日被捕，直到北伐开始前不久才获释。在事件中，他奉令调舰，却被诬谋乱，自始至终处于被动境地，以致身陷囹圄，连海军局长的职位也被免，从此走向人生低谷。他深感屈辱，十分苦闷，却无处申诉，他试图奋起反抗，却感觉身单力薄，可以说，《中山舰案报告书》是身处窘境的李之龙急于洗清冤屈的产物。

《中山舰案报告书》封面及内页第一页

《中山舰案报告书》开篇有一段代序，是作为黄埔一期学生的李之龙“写给母校老师及全体同学的信”。从代序可以看出，《中山舰案报告书》是印发给黄埔师生的，目的是阐明事情真相，维护李之龙的个人声誉。李之龙在信中言之凿凿地表示：“黄埔决不会出败子的！”对于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仍有些少同志，不大十分明白，心中还是不释然的，所以特将这篇报告书刊印出来，给大家知道‘黄埔是决不出败子的’”。为了以示清白，他甚至不惜以脱党为代价。5月18日，李之龙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李之龙启事》，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启示全文如下：“兹为避开纠纷，便利工作起见，特郑重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及一切与之龙有关系的社会团体，以单纯的中国国民党员资格，受吾师蒋介石先生之指导，以谋三民主义之实现，耿耿此心，尤盼共产党同志予以原谅。”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李之龙尚处在拘禁期间，他或许是寄望于这份声明能助他摆脱困境，但在当时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公开声明脱党无异于叛党，为其悲惨人生埋下了伏笔。

在《中山舰案报告书》第一部分“欧阳格之阴谋”中，李之龙认定欧阳格是中山舰事件的主谋，他痛批欧阳格“总想在海军中攫得一个有实力的地位，以造成私人的势力，达到扒钱的目的”，并指斥欧阳格诬告其调舰捉蒋：“到了半夜，欧阳格即到东山蒋校长公馆捏造报告之龙派中山舰到黄埔捉拿校长，炮击黄埔……蒋校长见时机紧急，遂不得不从权处置，而三月二十之案起矣。”李之龙还指认陈肇英是欧阳格的同谋，“陈肇英实与欧阳格同谋，陈任虎门要塞司令时，偷贩私盐，曾被之龙缉获，报告政府，将陈撤差查办，舰案发生后两星期，事实大白，欧阳格被扣留，陈即逃去，盖无陈肇英之与谋，欧阳格之圈套不能成，无欧阳格则陈肇英之诬陷无由生，二人实狼狈为奸也。”事实上欧阳格与陈肇英确实在中山舰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李之龙不知道的是，事件中真正起主要作用的是蒋介石。

在《中山舰案报告书》中，李之龙依然尊称蒋介石为“吾家长”，说明此时李之龙尚未认清蒋介石的反共本质，对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尚不清楚。直到一年以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李之龙才彻底醒悟。1927年4月，李之龙挥笔写下讨蒋檄文——《“三二○”反革命政变真相》，由中央人民俱乐部印成小册子散发，他在文中详细阐述了中山舰事件爆发的经过及原因，披露了中山舰事件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并公开斥责蒋介石“罗致同学同乡来垄断军事、党务、政治”，并称蒋是“极险恶的反革命”。

中山舰事件后，李之龙被免去中山舰舰长及海军局局长之职，从此不受重用。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他被安排到北伐军总政治部协助邓演达开展战时宣传工作，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新剧团主任。北伐军攻克武汉后，12月底，总政治部将汉口的新市场改为中央人民俱乐部，李之龙被任命为俱乐部主任，这里遂成为国民政府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在此期间，李之龙创办了《血花世界日报》《血花旬刊》以及《人民日报》，其中《人民日报》公开发行，在当地颇有影响。另外李之龙还在中央人民俱乐部内置办机器设备，建立印刷厂，除了印刷报纸和宣传资料外，还出版过《廖仲恺全集》等书籍。因为掌控有宣传印刷资源，李之龙此时完全有能力编印各种资料，《“三二○”反革命政变真相》就是由中央人民俱乐部印行的，而《中山舰案报告书》的印行时间也极有可能是在这段时期，即1926年底至1927年4月之间。

《中山艦案报告书》第一部分：欧阳格之阴谋

这两本小册子发表以后，曾被很多文献转载或引用。其中蒋介石的讲话后来被收入《蒋介石日记揭秘（上）》（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第362—365页）及《蒋介石年谱（1887—1926）》（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504—510页），但这两本书在引用时删减了最前面的一段话：“本校自开办以来，凡我所有的行动言论，这两年中间，各位同志，一定是很明白的，不必再要我赘述，我平时对于共产党同志，不分界限，不挟偏见的态度，不要我自己讲，各位亦一定是很清楚的。”另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十二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2页）以及韩信夫、姜克夫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二册第458页）中都提到了蒋介石的这次演讲，但这两本书都错将讲话的时间记为1926年4月20日晚，准确的时间应当是4月21日晚，这一点可从蒋介石的日记中得到印证。

《中山舰案报告书》第一部分“欧阳格之阴谋”后来被李之龙几乎只字未改地收入1927年4月发表的《“三二○”反革命政变真相》一文，只删减了“附记”。李之龙在该文中痛斥蒋介石，对蒋介石的态度与《中山舰案报告书》中所表现的态度截然不同，由此推断《中山舰案报告书》应当是在1927年4月前印行的，那时李之龙还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到蒋介石的对立面。《中山舰案报告书》的第二、三、四部分，曾以“李之龙关于中山舰案报告书二则”为题收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二册第217—222页）、《广州大革命时期回忆录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0—527页）以及《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5—361页）等文献，但目前尚未发现有任何文献将《中山舰案报告书》全文收载。

《校长宴会全体党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共14页，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蒋介石就中山舰事件有关情况所做的介绍，第二部分是席间有人问李之龙的看管情况，蒋介石所做的答复。《中山舰案报告书》共23页，封面印有“中山舰案报告书”“李之龙呈”字样，内容包括“代序”“欧阳格之阴谋”“派舰之经过”“被捕的详情”及“附件”。这两本小册子十分罕见，通过对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及Calis联合目录公共检索系统进行查询，均未发现其他馆有收藏。

这两份文献是关于中山舰事件的第一手资料，记录了中山舰事件关键当事人蒋介石和李之龙对事件过程的描述和原因分析，为我们研究中山舰事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其内容虽然曾在中山舰事件的档案及相关资料中多次被引用或提及，但这是其原件首次公开披露。中山舰事件距今已近一个世纪，新发现这两份重要文献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山舰事件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