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孩子”犯罪难题，不能将降低责任年龄作为唯一救命稻草

    经常上网的人们不难看到，每当遇到未成年人犯罪的新闻时，都有无数网友在新闻下呼吁，许多专家在发声，希望降低责任年龄。不可否认的是，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有旗让人信服的科学依据，也存在可以借鉴的部分国家的经验案例，如现实主义做法中的恶意补足原则，即使是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人，被认为缺乏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但在特别严重的刑事案件中，如谋杀，强奸等，7岁以上便可以视为有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又比如新加坡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便是设置在七岁等等，这些都告诉了我们，降低责任年龄是可行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这不表示，只要遇到未成年人犯罪，说一句我们要降低责任年龄就完事了，它只能惩戒已犯罪者，给予社会警示教育。但现实是，面对任何犯罪，我们最主要关注的都是，如何面对更大多数的群体，如何让普通人不“异化”为犯罪者。

 

    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个未成年人犯罪的背后，首先都是因为家庭教育的缺失。有的家庭是生而不养，有的家庭是养而不教，而更多的是教育不当，造成很多孩子人生观、价值观等的扭曲，进而导致犯罪。若是解决不好孩子成长中的家庭教育问题，靠其他手段无法从根本上遏制未成年人犯罪。

 

    其次是未成年法治、德治教育的不彻底，现在很多孩子不是不懂法，他们知道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但是理解上存在有重大偏差，认为，18岁才算成年人，才开始负刑事责任，低于此年龄，就可以不负责任、无罪释放，这是非常错误的。“半桶水”的法治知识，加上很多孩子自身的道德修养不高，人格不健全，导致了许多刑事犯罪的发生。

 

    正如先秦荀况《荀子·富国》说的“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要想解决“熊孩子”犯罪难题，还是要回到教育上来，既要惩戒，也需要引导。

 

    未成年人的教育，家庭、学校、社会都要扛起责任。家庭教育上，家长不能让未成年子女脱离家庭监管，要随时观察了解未成年的思想动态。政府应当通过以立法的形式对父母提出要求，明确如果没有特殊理由，父母必须亲自抚养孩子。如果有特殊原因不能监护，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明确替代监护人是谁。

 

    学校要认真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将普法教育、道德教育设为常态化课程，树立法治理念，更多的传递正能量。同时学校、家庭要和社会应联手起来，加强未成年人教育和管理，发现苗头及时教育，使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让他们远离犯罪，不仅关系到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而且关系到整个民族的明天。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全面文明素养的人。让孩子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求知，让孩子懂得尊重和善待生命，懂得遵守规则和秩序，懂得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这是我们在倡议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同时，不能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