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长女去世：从小被卖做童养媳，中年家破人亡，遗愿让人泪目

 刘少奇长女刘爱琴于6月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据刘爱琴亲友方面介绍，老人家生前希望将遗体捐献用于医学教育研究工作，家属方面已遵照老人遗愿将遗体捐献。由于处于疫情期间，其余后事一律从简。

刘爱琴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波折。以前，她常会想“如果生在普通百姓家，也许这一生不必这么辛苦”。到了晚年，再回看那些过往，她说“都过去了，这把岁数，不在意了”。

 

从未见过生母

在中共领导人的子女中，刘少奇的几个孩子受到的磨难恐怕是最多的。

刘少奇一生有过6次婚姻，养育了9个子女，其中第一任妻子何宝珍留下了两男一女，即长子刘允斌、长女刘爱琴、次子刘允若。

何宝珍儿时家境贫寒，小小年纪被卖给地主家的佣人做童养媳。16岁那年，经过再三坚持，她终于和地主家的佣人解除童养媳关系，恢复自由身。

1918年，何宝珍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她一边学习，一边积极参加学生运动。4年后，她因参加揭发校长贪污腐化丑行，被校方监禁。

后来，经过衡阳党组织营救，何宝珍得以脱身，并前往长沙，投靠在时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的家里。在那里，她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和杨开慧一起帮助毛泽东整理文件、资料。

一天，何宝珍见到了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刘少奇。端庄秀丽、朝气蓬勃的何宝珍，让时年24岁的刘少奇心中顿生好感。

1922年9月，毛泽东派刘少奇、何宝珍赴安源同李立三一起领导工人运动。在共同的事业和斗争中，何宝珍与刘少奇的感情日益深厚，并确认了恋爱关系。1923年4月，这对有情人喜结良缘，并有了3个可爱的孩子。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何宝珍将1岁的刘爱琴交给汉口一个工人家庭抚养，自己则化名“王芳芬”随刘少奇到上海展开地下运动。1933年，何宝珍因被叛徒供出，遭到国民党抓捕。1年后，年仅32岁的何宝珍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何宝珍去世后，她和刘少奇的3个孩子也下落不明。后来，经过周恩来的一再努力，终于在1938年找到了刘爱琴。

原来，抚养刘爱琴的那户人家生活贫困，不得不将她卖给汉口一户小康人家做童养媳。可那家人对刘爱琴并不好，干活和挨打成了她的日常生活。寒冬腊月里，不到10岁的刘爱琴穿着单裤单鞋，挑着有她半人高的水桶去打水，两只手冻得通红，手上、耳垂上长了许多冻疮……

周恩来把刘爱琴领回家后，邓颖超为她洗脸、洗澡、梳头、换衣服，刘爱琴后来一直叫邓颖超“邓妈妈”。除了照顾刘爱琴的生活，邓颖超还会在工作之余给她讲母亲何宝珍生前的事，告诉她母亲是位英勇的烈士。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母亲虽然在刘爱琴的脑海里是一个模糊的形象，但她对母亲有着很深的感情。

父亲是我最亲的亲人

1938年，刘爱琴由党组织安排送到了延安，那是她出生后第一次见到父亲刘少奇和大哥刘允斌。在父亲的身边，刘爱琴学会了书写自己的名字。

1年后，刘少奇因担任新四军政委，要到前线去，刘爱琴也和哥哥被送往位于莫斯科的前苏联莫尼诺国际儿童院。

刘少奇与儿子刘允斌（左），女儿刘爱琴（右）在一起。

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家人，又面临着分别。刘爱琴后来回忆，“我当时真的不愿意离开父亲。我很爱我的父亲，在这个世界上，他是我最亲的亲人。父亲对我很温和，他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孩子要好好学习，长大了要为人们服务，一切为公！’”

莫尼诺国际儿童院是专门接收全世界共产党人后代的地方。最初，刘爱琴和其他孩子们一起学习、玩耍，过得很幸福。但随着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年龄大一些的男孩子都要参军上前线，女孩子们就做一些慰问伤病员的后勤工作。刘爱琴还为苏军缝过棉袄，做过冬天打仗用的白色斗篷、手套。那段时间因物资短缺，她曾和其他人一起在地里挖土豆充饥。

1945年，卫国战争结束，刘爱琴考入莫斯科通讯技术大学经济系。4年后，刘少奇为与苏共商讨新中国成立事宜秘密前往苏联，并将10年间不曾谋面的刘爱琴带回了中国。

刚回国那会儿，穿着洋装和高跟鞋的刘爱琴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中国话却说得结结巴巴，中国字更认不得几个。

刘爱琴（左）、王光美（中）和刘少奇在一起。

为了帮她尽快融入社会，刘少奇让妻子王光美找来许多书，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她认字。在认字的同时，王光美还给她讲一些革命理论，比如：什么是阶级，阶级是怎么划分的，社会共分成哪些阶级，等等。每天学习完，刘爱琴都要认真做笔记写心得。后来，她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

虽然刘少奇此时已是国家领导人，但他对爱女严格要求，不让她讲特殊。

有一次，刘爱琴让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帮忙买了一身绒衣绒裤，刘少奇知道后严厉批评了她：“你花的钱，不是我的，是人民的钱。你知道我并没有钱，连我花的钱都是人民的。自己已经有了的，就不要去买，尽量不去花人民的钱。现在人民还穷。”

刘爱琴读书期间，学校考虑让她从预备党员转正，刘少奇却认为女儿“不够艰苦朴素，思想上天真，政治上幼稚”，校系党支部接受刘少奇的意见，没有让刘爱琴通过。

刘爱琴知道后，痛定思痛，决定要做出个样子给父亲看。

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综合局工作。过了几年，她主动响应国家号召，报名参加干部支援边疆建设。

没多久，刘爱琴就被派往内蒙古。这一去就是近20年。

家人相继离去

在内蒙古，刘爱琴参加了一个调查组。她下到基层，和大家一样住土坯房，在机关大食堂吃玉米面、高粱面窝头和土豆烩白菜。因工作表现积极，她在1966年从预备党员转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可刘爱琴还没来得及和父亲分享这份喜悦，他们就被突如其来的运动闹得家破人亡。

家人相继离去，让刘爱琴备受打击，身在异乡的她只能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小声地哭了两天两夜。第三天，她便擦干了眼泪。当时的她只有一个信念：自己不能死，要等到真相大白的那天。

直到1979年4月，当时在河北师范大学任教的刘爱琴接到了“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公职”的通知。第二年，刘少奇也完全恢复了名誉。可此时的刘爱琴，已年过半百，头发花白。

 

此后，刘爱琴转调北京，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俄语，直到退休。

诞生于血雨腥风的年代，经历了几十年的甘苦荣辱，刘爱琴在晚年对一切都已淡然。她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自己只是普通人家的女儿，这一生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但作为刘少奇的女儿，特殊的身份让她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2009年，在出版社的邀请下，刘爱琴出版了一本书——《我的父亲刘少奇》，算是对父亲的追忆和怀念。

回顾刘爱琴的一生，有很多时候是被父亲决定和牵连，有人曾问她，是否会因此在心里责怪父亲？

刘爱琴回答：“父亲始终是父亲，他的很多决定，在他的角色看来，有他的理由。一个女儿怎么能怪自己的爸爸呢，我没有怪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