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算台湾“金元外交”这笔糊涂账

 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花钱游说美国，埋单的竟是台湾——前段时间传出的这则消息刷新了外界对民进党当局“金元外交”的认知，有法媒称之为“离奇”事件。在国际交往中，这一幕确实罕见，但若对台当局的“外交操作”进行梳理和探究就会发现，此类“撒钱”活动符合他们一贯的“外交套路”。有熟悉情况的学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绿营“外交官”花钱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因为他们清楚，为了塑造一个虚幻的目标，“大家都在演戏”。讽刺的是，这场“戏码”的要价越来越高，即便台湾外事部门近年来屡尝败绩，不断失去“友邦”。

“实属罕见”

据美联社1月报道，危地马拉雇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巴拉德伙伴公司总裁巴拉德，希望借此对美国政府官员进行游说。“最特殊的是，这笔90万美元的费用由危地马拉的‘友邦’台湾支付”，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评论说，“这是个相当不寻常的游说合约”。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法律专家的话说，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属罕见”。报道评论称，“台湾抛重金买危地马拉的忠诚”。在一份声明中，危地马拉政府对台湾的“支持”表示感谢。

台北民进党总部前，岛内民众在一次“反莱猪”抗议活动上将“毒”字贴在美国国旗上。

面对岛内民众强烈的质疑，台湾外事部门回应称，“预算完全合法，执行面也符合美国当地的法规”。

“过去，台湾的‘金元外交’主要有两种，分别是雇用美国公关公司游说美国高层以及直接用钱援助‘邦交国’，以巩固‘邦谊’，”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民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次被曝光的情况稍有不同，可以说是一种新的‘金元外交’方式，就是把‘邦交国’和美国串起来。”

王建民说，投入大量钱财雇用美国的游说团体是台方的惯常做法，其采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公关公司和学术机构开展所谓的“学术交流”活动，然后再发掘并笼络一些能为其所用的人。

民进党当局最近陷入的“外交争议”不止这一桩。同样在1月，台湾高价接收一批被大陆拒收的立陶宛朗姆酒一事遭岛内民众炮轰。台湾《联合报》评论说，民进党将大陆不收的商品包装成所谓“民主商品”，硬要公营事业机构“吃下”，这会影响其他酒类的销售。另有台湾学者将此事生动地形容为“外交买醉”，痛斥民进党将发展经济的钱用于“金元外交”。

时间再稍往前推一点，去年11月底至12月上旬，所罗门群岛骚乱引发全世界关注。当地主流英文报纸《所罗门星报》刊文称，台方暗中鼓励马莱塔省挑战所罗门群岛中央政府，向该省省长提供资金支持，并在当地进行反华宣传，这些成为该国发生骚乱的关键因素。该文直斥台当局制造破坏的行为是“有预谋的、冷血的”。无独有偶，美国《外交学者》杂志去年12月一篇题为“台湾必须避免给所罗门群岛火上浇油”的报道揭露了台外事部门此前对所罗门群岛展开的金钱攻势。

“民进党当局为谋取政治私利，花巨款、当‘凯子’，在国际上谋‘独’，不是什么新鲜事。”在1月26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花的都是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是不折不扣的‘金钱外交’‘凯子外交’，不仅徒增笑柄，更损害台湾民众利益福祉。”

“邦交国”少了，“外交预算”却涨了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屡尝“外交败绩”，然而，台外事部门的地位却未被撼动。《环球时报》记者梳理相关资料发现，台外事部门2022年的预算为293亿元（新台币，下同）。再往前推，2016年至2021年，该部门的预算依次是224.6亿元、224.5亿元、247.7亿元、246.8亿元、268.3亿元、281.7亿元。也就是说，民进党上台后，台外事预算呈上涨的趋势。

“在台当局的机构里，外事部门一向很有话语权。”在台当局体系内工作过25年、曾任“行政院新闻局”驻多伦多新闻处一等秘书等职的郭冠英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当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要依靠大量的外国支援，尤其是美国，所以涉外事务非常重要，大多由高层人士的亲信来做。外事工作也具有一定专业性，圈子相对封闭。”

郭冠英说，台当局的内政部门在“外交”事务方面插不上话，跟外事部门就工作内容和经费发生争执时，往往要“外交优先”。他表示，在蒋介石时期，台当局在联合国搞“外交”基本靠“买”，后来被逐出联合国后，反而有一段时间没有再搞“金元外交”，“讽刺的是，当年猛烈抨击‘金元外交’的民进党，现在为了讨好美国，花的钱更多”。

熟悉两岸问题的武汉大学学者李白杨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外事部门是民进党当局在国际空间贯彻“台独”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其负责人是“国安会”决策层，也往往由民进党当局领导人的亲信担任，以保障该部门能够服务于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正因为如此，台外事部门在预算和行动上有较强的协调能力。

“另外，‘台独’势力最大的外部支持力量是来自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国家的一小部分政客，台外事部门就承担起与这些政客勾连的职能，跟他们建立密切的利益关系，”李白杨说，“无论是在国际社会上滋事，还是日后‘跑路’，外事部门人员都能掌握利用‘后门’的优先权。”

这名学者在采访中还提到台外事部门的“机密预算”，称其“小金库充足”，因为这笔经费如何使用、如何输送到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客手中，或者如何落入自家官员腰包，都不受监督。

所谓“机密预算”是台外事部门长期以来堂而皇之的预算名目。郭冠英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被编列入“机密预算”的钱基本没有什么审计，最多只是在“立法院”含糊地支应一下。

“机密预算就是为了满足别人的勒索，满足其他国家对台湾当局的要求。”台湾前“立委”林郁方曾在2019年痛批民进党当局持续遭遇“断交”，但执政后“机密预算”一度增长2倍多——这笔费用从2017年的约4.5亿元升至2018年的15.7亿元。2022年的“机密预算”数额为12.9亿元。

“国际上四处碰壁，预算却节节攀升，这是民进党当局顽固与大陆对抗，奉行‘台独路线’的具象化表现，”李白杨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也表明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在国际空间承受了巨大压力，不得不加大“撒币”力度搞所谓的‘拓展国际空间’，归根结底是‘台独’势力的困兽犹斗。最终，2300多万台湾人民将因此受到伤害。”

“从披露出来的事实看，台当局的‘撒钱’方式可谓花样百出。”李白杨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其首要手段是针对重要人物展开“金援”，通过对其本人、家人、公司等进行利益输送，笼络、培养一批“挺台”政客。台当局还会收买媒体、智库等机构并进行“喂料”，或者致力于渗透进一些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资助一些外围人士为其摇旗呐喊，具体的操作方式包括提供政治献金、聘请游说团体、购买“募捐餐券”、报销招待费差旅费等。“我们当时尽量争取重要的外国记者到台湾来访问，他们的行程全部免费。”郭冠英回忆自己在“行政院新闻局”工作时的经历时这样说。

王建民表示，“过境外交”也是台当局拉拢美国官员的惯用伎俩，他们会面的对象涵盖各个领域、各个级别，窜访的时间和地点也很随机。

“但‘金元外交’往往是暗箱操作的。”王建民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之所以会有新闻被曝光出来，是因为有一些国家要求游说公司公开财政记录，或者是一些台湾“友邦”的官场上出现利益纠纷，后面这种情况反映出，台当局送出去的钱没有起到好作用，反而成为对象国政坛出现乱象的一个诱因，“因此台‘金元外交’曾被认为是造成中美洲国家贪污问题较严重的因素之一”。

郭冠英对记者透露，除了钱，台湾“外交官”还会投“友邦”所好。“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某国元首到访台湾时看中一名生活在高雄的平民女子，便想娶她，台外事部门就去做说服工作，这名女子最终也嫁了。但当她回台时，蒋家人不愿让宋美龄到机场接一名平民姑娘，后来是‘礼宾司司长’夫妇前去迎接。”

为了维持假象，“大家都在演戏”

“掏钱帮危地马拉拉近与美国的关系”，这在民进党眼中“合规”吗？“当然，民进党巴不得去做这些事，”郭冠英说，“这可以增强与相关国家的关系，而且对方也不会主动向外界公布‘我拿了台湾的钱’。”

在李白杨看来，民进党当局所谓“拓展国际空间”的核心是与大陆搞对抗，其运作方式包含诸多特点：手段肮脏，贿赂、收买、利益输送等事件层出不穷；成本极高，无论是买落后武器，还是资助游说公司、反华政客，其已经形成“定期大放血”的态势，“拼外交”俨然成为“台独”势力及其国际团伙的“提款机”。

对于民进党“外交官”来说，大笔花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郭冠英表示，即便不是“机密预算”，台“外交”预算花出去，也没有实质性的效果评估机制。“道理很简单，无论是民进党当局高层，还是‘外交官’，大家都心知肚明，维持‘邦交国’只是个面子问题，不一定能维持得住。从花钱到审核，所谓‘外交’根本是一笔糊涂账，为了塑造一个虚幻的目标、维持一个假象，大家都在演戏。”他认为，正因为如此，台湾“外交官”花钱时不会担心“万一钱花出去没有达到目标，我会不会受处分”这个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若是遭遇重大挫折，那么相关人士可能会被当成“替罪羊”。

“乱花钱已经不算什么，更可怕的是在接盘阿斯利康疫苗、日本核食、立陶宛高价酒事件中，我们看到民进党为讨好‘国际友人’而无底线牺牲岛内民众利益。”李白杨说。

王建民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台当局几乎所有部门都在为其“拓展国际空间”服务，民进党也在不停鼓吹所谓“外交突破”，但其所谓改变国际地位的图谋是不可能实现的。“台湾能否取得合适的国际空间取决于两岸关系能否改善和发展，‘金元外交’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对台湾的认知和对一中原则的坚持。”王建民说，只有在一个中国框架下，台湾的国际交往空间才能有所发展，不顾原则、盲目搞“小圈子”只会加剧两岸对抗。    李白杨也表示，对于台湾而言，有格局的国际交往应该是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北京对其参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做出妥善安排，“这样既帮助台湾人民节省了天价‘外交经费’，也能使台湾地区在国际交往中真正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