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美苏影片的历史交接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中央人民政府的正式成立，1949年11月4日，电影局划归文化部管理，改名为文化部电影局，其管理范围包括制片、发行、放映等各环节。从公私交替的角度看，50年代初，新建立的国营电影制片厂凭借资金、人才等方面的优势迅速发展壮大。电影业的对私改造开展得比较早，从1951年9月到1953年2月，经过一系列的合并程序，存在达48年之久的中国私营影业退出了历史舞台。

受到马克思文艺思想和苏联电影事业的影响，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电影具有宣传教育和动员民众的功能。1949年至1956年，北京市各大电影院呈现美苏影片交替的新旧之变。电影院作为社会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成为新中国开展“政治动员”的主要阵地，借助电影这一重要媒介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是巩固、建设新中国的应有之义。

电影：好莱坞电影与苏联电影的历史交接

新中国成立前，放映更多是从经济效益和市场等层面考虑，观众喜好是放映的重要参照。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掌握了电影发行网络，全国电影院的片源、排片和发行等业务都必须服从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及下属分公司统一调配，没有自主权。在时代背景下，美国影片与苏联电影的历史交接可谓是大势所趋。以上海为例，抗日战争时期，美国电影就已经在中国的放映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从抗战胜利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这不足四年的时间里，从上海进口的美国影片就多达1896部。”同一时期，国产片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占比相当有限。1948年全国共映新片356部，其中国产片85部，外国片271部。1949年全国发行影片266部，国产片72部，外国片194部（绝大多数为美国片）。

新中国成立后，受到政治局势的影响，好莱坞影片最终退出了中国内地的银幕。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主要特点是主流报刊发文批评好莱坞影片的娱乐性和落后性，劝导观众不看好莱坞电影，通过政策限制好莱坞影片的上映天数和场次。由于只是呼吁，好莱坞影片依旧在银幕上有一席之地，1949年的《北平市电影业调查报告》公布了当时各类影院放映影片百分比，公营影院放映影片中美国电影占15%—20%。合伙及私营影院放映影片中美国电影占10%。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紧张，为在文艺方面清除美国文化影响提供了一个契机。同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颁布了《电影旧片清理暂行办法》《影业登记》等五项暂行办法。根据《电影旧片清理暂行方法》的规定，打算映演的旧片必须提前送电影局影片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发给上映执照。进口影片，其内容如有反世界和平、反人民民主、违反中华民族利益，或宣传淫秽色情迷信恐怖等足以妨碍新社会秩序内容的，视其情节轻重，加以删减或不予以通过。当时的文化部负责人还对美国影片与国产旧片尚在各地上映表示批评，五项暂行办法制定的重要目的是“抵制与代替有毒素的美国片与国产旧片”。

在北京，关于放映英美影片的规定曾经出现了反复。1950年2月25日，北京市影院同仁大会一致通过拒绝放映英美影片的决定，并自3月2日起实施。同年“5月24日又决定对于进步之英美片不加拒演，但须经华北影片经理公司统一排片”。从拒映英美影片到可以放映进步之英美片，可能是因为好莱坞影片颇受观众喜爱，拒映英美片很可能会使得电影院经营困难，考虑到实际情况，推出的折中办法。需要明确的是“进步之英美片”并不属于进步影片的范畴，只是在好莱坞影片这类“落后影片”中稍显进步。

第二个阶段为抗美援朝时期的彻底清除。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由于中美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好莱坞影片自然再没有任何生存空间。以1950年10月中旬上海大华电影院主动停映美国影片为起点，上海乃至全国的电影院行业积极响应，在银幕上清除了好莱坞电影。到了1952年，“消极片”的观众只占总观影人次的2.7%，即只有800多万人次。

为了配合“拒映美片”运动，报刊文章态度也有转变，这一时期报刊登载了大量如《美帝影片浪费了我的少年时光》之类的观众的“现身说法”，通过来自普通观众的舆论声讨之势警醒广大群众。

新中国成立初期，好莱坞影片逐渐淡出屏幕，与此同时，苏联影片凭借官方的扶持和保护等政策强势登陆了中国影院，苏联电影在税收、排片等相关政策方面受到种种优待。争取苏联电影观众优势的重要意图之一是对抗好莱坞电影。1950年2月28日，刘少奇在写给东北厂、上影厂、北影厂三个厂的翻译片科全体工作人员的信中，指出要学习苏联电影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斗争性，“在目前的中国，我们亟需扫清美帝国主义的影片给予中国人民的遗毒”。

在这种形势下，据统计，“我国所发行的苏联影片（新片），从1949年起到1957年上半年止，共计发行长片265部（其中艺术片206部、纪录片59部），短片共203部;同期观众的总数达十四亿九千七百八万余人次。”而1949年至1955年，放映的国产影片为136部，远远少于同时期的苏联影片的数量。1950年是最高峰，引进的苏联影片为60部之多，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国营电影厂刚刚建立，生产能力还比较有限，因而通过“外援”来满足电影市场需求。这一年，一共发行了90部影片（包括国产“进步片”36部），其中发行的苏联影片有52部之多，占比为57.8%。来自同一国的引进片在当年发行总额中占比超过50%，这也体现了很强的时代特色。20世纪50年代，法国电影、印度电影、朝鲜电影和南斯拉夫电影也曾经引进中国大陆，从比例看，苏联影片在引进的外国电影中占绝对主流。相关数据显示，1949年至1966年，共引进42个国家的866部影片，苏联影片独占49%。

大量引进苏联电影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从生产上看，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刚刚起步，“由于电影生产能力的限制，大量翻译苏联电影便成为供应中国电影市场的有效策略之一”。另一方面，当时的中苏关系为引进苏联电影提供了可能性。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各行各业掀起了以苏为师的热潮。而在电影领域，苏联不但是我国学习电影理论的重要对象，其电影作品也大量被引进中国，苏联还对影片在中国的发行放映给予了许多政策優待。根据曾从事文化外交工作的梁沈修的回忆，苏联影片当时进入我国有五条渠道：以货易货贸易的余额补偿，苏方主动赠送放映，免费赠送拷贝，应中方要求提供拷贝，双方影片交换。

就放映情况来看，以北京市为例，1949年的《北平市电影业调查报告》公布了当时各类影院放映影片百分比。公营影院放映影片中苏联片占40%—50%，合伙及私营影院中苏联片占50%。苏联影片在放映市场占据了半壁江山。为了鼓励民众观看苏联影片，有所谓的“消极影片”和“积极影片”的划分，种种政策都向进步片倾斜。例如苏联译制片等进步影片在报刊和电台上刊登广告能享受价格优待，以《人民日报》为例，对进步片和消极片的广告行数要求上限分别为18行和12行。政策上“厚美薄苏”的目的不言自明—争取进步片的观众优势。

哪些苏联影片被引进了呢？以1951年引进的36部苏联电影为例，题材占比从高到低分别为战争、传记、历史、工业化、农业、儿童和特务，其中战争题材占比有50%之多。就故事背景而言，二战和二战前列宁斯大林时期一共有28部，占了77.8%，如果加上二战后的2部，引进的36部苏联影片中有30部作品的故事背景都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意在用“苏联老大哥”的先进经验来指导和教育中国。

苏联电影《青年近卫军》（1949）海报

1953年至1956年，中国处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迈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时期，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三大改造，这一时期引进的影片是为了配合宣传“过渡时期国家总路线总任务”。苏联影片更加贴合了中国的时代任务。1954年，中影公司通知各地公司选映影片，从内容看主要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远景。引进大量苏联电影不但能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提供注解，有利于民众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激发民众投身工业化建设的爱国热情;还可以借助电影寓教于乐的功能对广大民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以《幸福的生活》为例，这部影片讲述了两个新苏维埃集体农庄的农民们展开劳动竞赛的故事。影片塑造了一群热爱劳动，热爱祖国的农民形象，借展示苏联农民因集体农庄制而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坚定中国农民走农业集体化道路的信心。

当然，为了服务国内的宣传工作和教育任务，部分苏联电影也难逃被删减甚至禁映的命运。1950年，《人民日报》一反常态点明批评了《列车东去》《金色的号角》和《菲尔干的女儿》等苏联影片，称这些是平庸、不好且不够标准的影片。“这些影片的出现，证明了电影工作者在完成他们面前的任务时，做得还很不够，他们还没有使每一部制出的影片都具有高度的思想和艺术的水平。”以《列车东去》为例，这被认为是一部违背党性原则的电影。电影中没有展现出对农业建设的高度热情，却将镜头对准工厂厂长室里的宴会，集体农庄的女孩更是围绕旧日海员转圈。可见，对于苏联影片中国并不是照单全收，原样引进。

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1950）电影宣传画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后，中苏两国产生了思想分歧，最终演变成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电影在中国逐渐走向衰落，放映优势不再，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国在电影方面的交往几近停滞。

电影观众

政府想要通过苏联电影进行宣传和教育，市民观看苏联影片的具体情况又是一番情景，以北京市16家电影院于1950年组织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宣传月”活动为例，该活动一共放映了16部电影，其中苏联影片有11部，占了68.75%;国产片有5部，占比为31.25%。总占比不到1/3的国产片有3部影片挺进了上座率前六强，国产影片的平均每场人次为827人，远远大于苏联影片的平均每场人次约为667人，可见在这次放映活动当中国产影片较苏联影片更受欢迎。从影院收益来看，当时平均每场500人是一部影片放映时刚刚保本的基本观众数量。《宣誓》等6部苏联影片能使院方盈利;还有5部苏联影片不是让院方亏损，就是刚刚保本。这样的放映情况实在是不容乐观。

从当年的电影杂志的读者来信，可以看出苏联电影不受有些观众欢迎的原因：看不懂、娱乐性差。一个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写信说：“有一次组织大家去看苏联影片《米丘林》。看完后，很多同学说：‘糊里糊涂，不知里面说的什么！……有的同学说：‘我看了《阴谋》后，就不知道它表现的是什么？《无罪的人》也看不懂！”1953年，有观众看了《列宁在1918》影片之后反映“连哪个是列宁都不认得”。

苏联电影《宣誓》（1946）海报

苏联电影《阴谋》（1950）电影说明书

许多观众看不懂苏联电影，这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工农兵为主的人民大众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针对这一情况，当时的主要措施有：翻译更加通俗和口语化，加强对电影的宣传和讲解，对于情节复杂的影片加入解释性文字等辅助说明。

所谓的电影说明书排版简约、内容丰富，可以视为帮助观众看懂剧情的学习资料。以1951年上映的苏联剧情片《阴谋》为例，影片讲述了美帝图谋掠夺，挑动战争，组织特务刺杀人民的故事。说明书不但详细地介绍了故事情节和主要角色，还开辟了“几个专门名称的解释”与“几个场面说明”的版块。向观众介绍的专门名词有“天主教党”“社会民主党”“民族统一党”和“马歇尔计划”。需要说明的几个场面分别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场面、“面包房前群众排着队等面包”场面、“工人罢工”场面、“反动派占据车站电报局”场面。

20世纪50年代，单位包场看电影也是工会丰富职工业余生活的福利之一。电影院专设业务员与工会、学校、街道直接联系。当电影院即将上映新片时，业务员会通过发放海报、排片表、设立宣传画廊、组织影评工作等手段进行宣传。值得注意的是，学生这一群体在一些电影放映活动中占了很大比重。在1950年北京市16家电影院组织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电影宣传月”活动中，北京电影业同业公会计划重点是广大市民，但结果并不让人满意。“除正场没有确实的统计外，早场学生团体约占观众总额的60%强，市民及店员占40%弱”。被学校组织式集体观影的学生成为观看进步电影的主力军。

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1947）海报

不可否认的是，在大众的娱乐休闲生活极其单调的时代，作为电影市场主力军的苏联电影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著名教育家胡启迪回忆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上学时的经历，提到当时学校组织观看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片中女主角奉献教育事业的光荣事迹“感动并陶冶着我的心灵”，使他在学生时期就立志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从全国范围来看，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4年11月，我国一共放映了苏联电影120万场以上，观众人数共计超过8亿人次。《难忘的1919年》等苏联影片观众达2000万人次左右，夏伯阳和奧列格等一批苏联影片主人公的爱国英雄事迹感染和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民众。可以说，电影成为有声的教科书，就教育而言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有利于民众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