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冠军城：煤灰、冰场、短道速滑

 

2021年12月27日，曾经的老冰场停满了重型卡车。（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图）

昔日的冠军回来了。2014年9月，外出打拼多年的张杰回到东北家乡，七台河已经浇好了冰场。

为了运动员能在平整的冰面上滑行，需要用50至60℃的热水浇制冰场，平常年份，七台河要到11月才浇冰。

这是历年来最早的一次。标准短道速滑赛场挑高23米，灯火通明，冰面光洁，浇冰车三分钟就能清理一次场地，四周堆放着厚实的防撞垫，看台下方，暖气和除湿设备安静地运转。

这也是张杰当年没有的。七台河在1974年首次组建速滑队，40年后，这座城市终于用上了室内滑冰馆。

距离张杰成为七台河第一个世界冠军已过去23年，北京刚刚正式申办2022年冬奥会，冠军城的速滑队却处于低谷。

2014年之前，七台河的孩子都是在室外冰场蹒跚起步。更早时是上个世纪的老冰场，周围有三根烟囱，冰季也是烟囱烧得最旺的季节，烟囱飘出的煤灰落在冰场，变成运动员滑出的一道道黑印。

2002年温哥华冬奥会，来自七台河的运动员杨扬摘得中国首枚冬奥会金牌，许多人第一次听说这座遥远的东北煤城。七台河也给自己找到了第二个标签——“冠军城”——中国目前拥有13块冬奥金牌，6块都与这座冠军城有关。

在南方人的想象中，冰天雪地与速滑冠军有着天然的联系，然而深究这座城市的历史会发现，冠军城的诞生既有冰雪的逻辑，也有许多“偶然”，更有机缘之下不同年代人的接力。

一场国家级选拔赛

7月便早早浇好的冰场，是为了国家短道速滑队重组选拔赛准备。彼时，2014年索契冬奥会刚落幕不久。

那也是七台河第一次举办国家级赛事。冰场中心印着“王濛体育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字样，王濛是迄今获得冬奥会金牌最多的中国运动员。最显眼的位置则挂着“冬奥冠军之乡七台河”标语。范可新在重组选拔赛的女子500米获得第一名，她也是北京冬奥会最具夺金希望的运动员之一。两人都来自七台河。

看台上，坐满头一回在家门口看国赛的人，包括9岁男孩孙枭。他来自200公里外的佳木斯市，刚到七台河市学习短道速滑。

佳木斯也有教速滑的体校，但孙枭的奶奶舍近求远来陪读，一来是为了刚建好的滑冰馆，二来，用老人的话说，“这里冠军多”。

七台河的城区比佳木斯小不少，孙枭发现，“路灯上都刻着滑冰的图案、周围同学很小就会滑冰”。一来就碰上国家级赛事，祖孙俩感觉来对了地方。

新落成的滑冰馆的确成了七台河的一个转折点，世界冠军回来了，老教练员回来了，新队员也来了。

那场选拔赛前，董延海刚出任七台河短道速滑特色校的总教练，他曾是杨扬的启蒙教练——1989年，杨扬进入省体校后，董延海赴日留学。

董延海的另一个身份是张杰的丈夫，两人客居日本多年，于2011年回国。

那场选拔赛只在黑龙江省文艺台转播，更多滑冰爱好者，则是通过董延海的微博了解赛况。

一条微博评论说，“看到这么漂亮的冰场让我想起张杰那个年代，一个老头拉着水车浇室外冰的场景。”

“老头”，正是夫妇俩的教练孟庆余。回国执教是偶然也是必然，想法是张杰提出来的，其中一个原因，张杰说是孟庆余的声音时常入梦——“张杰，你起床了”“训练了”“比赛了”。

那是一个低沉雄浑的男低音，召唤她要回到故乡。

矿井来了知识青年

孟庆余不是七台河人，他是被时代大潮偶然卷来的。

1969年，国家大规模开发七台河煤矿已有11年，18岁的哈尔滨知识青年孟庆余被分配到新建煤矿，成为一名矿工。

这个偏远山镇4年前刚被升格为特区，名字里处处带着“新”字，煤矿都叫“新建”“新兴”“新立”。

“新建矿”是七台河最早开采的一个，最初名为“胜利矿”，仿佛是对多年后冠军城的预言。

一条名为七台河的小河穿过工矿区，在不远处汇入宽阔的倭肯河，结冰的河面便是天然的冰场。但与南方人的想象不同，河面结冰后并不光滑，一场雪后，冰面凹凸不平，对滑冰来说并不理想。

在故乡哈尔滨，孟庆余获得过市里滑冰比赛中学组冠军。哈尔滨是中国最早开展现代滑冰运动的城市，早在1952年就有了大型标准化滑冰场，中小学校也有浇冰教学，但在七台河，孩子们几乎没见过冰刀。

从矿区前往倭肯河冰场，会经过当时的矿务局第三中学。1970年冬天，孟庆余惊喜地发现三中校园内浇了一个冰场，以帮学校浇冰为条件，这个年轻的矿工说服体育老师允许他使用冰场。

1972年1月，孟庆余代表七台河参加合江地区冰上运动会，获得了男子1500米、3000米和5000米三项冠军。

那时的合江地区囊括了黑龙江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多处新兴的矿区和农场，聚集了天南海北的移民——日后中国短道速滑明星大多与这个区域有关。

这场比赛后，七台河市体工队主任找到孟庆余，邀请他到市体校当滑冰教练。

彼时，县级的七台河市刚刚成立，矿务局和地方政府分了家，矿务局待遇更好，但孟庆余毫不犹豫选择了体校，重新续上被“文革”中断的滑冰梦。

2005年夏天，孟庆余曾向一位记者少见地提及自己的少年经历。自从在初中体育课学会滑冰后，孟庆余就因过人的天赋被推荐到哈尔滨市业余体校。1966年，体校停办，最后一次去训练时，教练偷偷塞给他一双藏起来的冰鞋，鼓励他继续练下去。

1986年，董延海带着杨扬等队员在操场上训练。（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图）

改变命运的5枚金牌

董延海是最早一批跟着孟庆余学滑冰的孩子。

关于最初的日子，董延海记得一盏挂在木杆子上的碘钨灯，木杆子六米多高，深深扎在野冰场上。

滑冰队早起是在野外的水泡子或河套上冰，早晚摸黑练习。突然有一次，去上冰的路上，董延海远远地就看到冰场上高高亮着碘钨灯，孟庆余站在灯下招手。

董延海一直没想明白，孟庆余是怎么一个人把六米多高的灯杆竖了起来。

照明对业余滑冰队非常重要，初学的小队员大多利用课余时间训练，东北结冰的季节夜长昼短，没有照明，就只能摸黑训练。

摸黑的岁月如此漫长。

体工队主任最初给孟庆余提出的目标是，三到五年内带出一支叫得响的滑冰队，但这支队伍真正在全国性赛场上叫响，用了11年。

1981年，七台河的滑冰队已经在合江地区所向披靡，董延海在这一年被输送去合江体校，8岁的张杰也入了队。

4年后，张杰包揽了全国青少年短道速滑竞标赛少年丙组的5枚金牌。少年丙组是12岁至15岁的选手，包揽多块金牌意味着一颗新星的诞生。

七台河也升格为省辖市，能够单独组队参加全省乃至全国的比赛。

在东北，冰上运动向来也是哈尔滨、长春等大城市的强项，一个女孩儿包揽5枚金牌，令不少观众第一次听到七台河的名字。

张杰其实出生在辽宁省兴城市，一岁多时随父母来到七台河，一家靠务农和打短工为生，“打我记事起，我就是七台河人”。

改革开放初期，七台河的煤矿吸引来不少移民，在这座山城，外来人能靠打工谋生。

12岁女孩的5枚金牌改变了这支速滑队的命运，孟庆余向体委提出带队去哈尔滨训练，得到了同意和支持。

这份支持来得并不容易。七台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曲洪斌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该市第一次支持一支运动队长期驻外训练，租用冰场、队伍食宿所需的费用，对于1980年代的七台河市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

“领导得看你干出点名堂才会支持啊，一开始就要支持肯定是要不来的。”董延海笑着说，他回乡组建特色校，也借鉴了孟庆余的这套经验。

2012年，董延海一度回到七台河，启蒙班的小队员仍在没有固定照明的室外冰场上练习——小学下午三点半放学，等孩子们四点钟穿好冰刀，天色已暗，这时的照明变成了一辆汽车的远光灯。

从练大道改练短道

1985年，孟庆余带着三十多个孩子滑进了黑龙江省体委滑冰馆。才落成2年的室内滑冰馆，8000平方米面积，1800平方米冰场，四千多个观众席，空调运转时，室温能保持在不低于15℃。

“一走进冰场像是走进了天堂。”张杰回忆。那是国内最早的综合性滑冰馆，国家和黑龙江省的多支队伍都在此训练。

来自七台河的这支业余队只能使用早冰和晚冰——凌晨5点或是夜里11点开始，每次一个半小时。

“教练通常更喜欢晚冰，”董延海回忆，“晚上可以跟看门的大爷商量推迟一个小时熄灯关门，递一根烟的事。”

馆外，哈尔滨也是冰上运动的信息中心，孟庆余在这里做出影响深远的“改项”抉择——从练大道改为练短道。

大道是指周长400米的椭圆形冰场，专业的比赛名称叫“速度滑冰”，也是最古老的冬奥会项目。短道速滑则是在周长为111.12米的冰场上比赛，从1980年代起逐步被国际赛事接纳。

公开资料显示，黑龙江省体委曾在1983年派出一个由两名教练员和八名运动员组成的访问团赴日本考察学习，同年，国家体委将短道速滑列为全国冬运会的正式项目。

即使是当年的亲历者，也说不清孟庆余改项的远见从何而来，抑或是某种偶然，但一些迹象显示，他得到的信息与这个赴日考察团有关。

七台河体育局副局长王宏斌曾是体工队的田径教练，据他回忆，孟庆余曾对他说，在哈尔滨能经常跟省队和国家队的顶级教练接触和交流。

另一个与之关联的细节暗藏在队员们的回忆中，当年亲历改项的队员和孟庆余的妻子在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时，均提到短道速滑兴起于日本。

不过事实上，这项运动最早起源于加拿大，1980年代在日韩流行，队员们记忆中的偏差，可能与孟庆余从赴日考察团处获知的消息有关。

在1987年，短道速滑这个新生项目对于基层体育系统来说十分陌生，孟庆余的改项提议曾遭到激烈反对。

队员赵小兵至今仍记得孟庆余要改项的理由，一是缺少滑大道的场地，即使是省体委的滑冰馆，也只是一块儿标准的短道场；二是短道是新兴项目，有先发优势。

2021年12月27日，张杰正在与准备上冰的队员交流。（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图）

“你别想骗我，滑冰根本参加不了奥运会”

自打赵小兵1984年入队，就经常听孟庆余说“我们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这句话源于1979年《体育报》头版的评论。那一年，中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运动员陈肖霞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获得首枚跳水金牌，国内多个项目达到世界水平，体育报为此刊发了题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评论文章，这个口号随即挂满了全国上下的体育赛场。

但在那时的赵小兵眼中，哈尔滨就是世界的尽头——那里盛产国内最顶尖的滑冰运动员。每当孟庆余认真地说起亚洲、世界，队员们便暗地里打趣：“老孟又吹牛呢。”

2008年以孟庆余为原型改编的电影《破冰》中，教练去一位女队员家中劝她继续练滑冰，女孩儿说：“你别想骗我，滑冰根本参加不了奥运会。”

赵小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的确跟孟庆余说过类似的话，孟庆余的回答也与电影里类似，“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不会有”。

直到1989年，队友张杰入选了国家队，有机会参加世界性比赛，“滑向世界”的口号开始变得可以触摸。

也是在同一年，赵小兵因伤退役，回到七台河体校当一名教练，她的任务是走遍七台河的每一所学校，挑选出适合练滑冰的孩子。张杰的例子显示，在速滑项目上，少年成名的运动员大概率能将优势持续到成年。

赵小兵回到七台河时，滑冰队的训练场地已经落脚在工矿区灯光球场旁边的一片操场。

这里在1980年代曾一片繁盛，灯光球场、电影院、百货公司，这些与城市生活有关的设施陆续建起。

而在2021年冬天，老区几乎搬空，但仍保留着当年的格局，不难看出老冰场四周是当年的文体中心。

灯光球场北面是一座大会堂式的建筑，高高的台阶上竖着五根十米多高的立柱，左右两侧是四层落地玻璃，顶上高悬着毛泽东字体书写的“电影院”招牌。

球场东边是一座精致的苏式医院建筑，两根罗马柱顶着两层高的拱形门廊，石材剥落，露出斑驳的砖块。

灯光球场也是在篮球场上加盖的体育馆，十米多高，立面中间嵌着透光玻璃，由于建在采空区上方，球馆一侧已出现明显的裂纹。

多位亲历者回忆，加盖前，滑冰队冬天就在篮球场内浇冰，教练和队员都住在球场边的看台下面。加盖后，球场内铺设了地板，滑冰队便改在球馆边的操场上训练。电影《破冰》中，队员们在建好的球馆内滑冰的场景，现实中没有过。

在一张拍摄于1986年的照片中，董延海带着杨扬等队员在这片操场上训练，脚下是绿油油的草坪，背后不远处是崭新的灯光球场、新建的队员宿舍，还有高高的烟囱。

烟囱连着为各单位供暖的锅炉，结冰的季节正好也是供暖的日子，白天锅炉烧得最旺，冰场上全是煤灰，深夜和清晨要好一些，也是队员们练习的冰点。

1993年前后，体校随市政府搬往山上的新城区，这块操场先后被用作客运站和物流场。

如今，老冰场上矗立着两台高高的龙门吊，院里停满了重型卡车，背后的场馆早已人去楼空，精致残缺的苏式建筑令人错觉是误入了影视基地。

“小煤球”的出路

落满煤灰的老冰场静了下来，来自七台河的速滑运动员却迎来高光时刻。

零的突破出现在1991年，入选国家队的张杰在当年的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上夺得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冠军，成为七台河第一个世界冠军。

这一年，这个城市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七台河矿务局全年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成为全国第19个千万吨级矿务局，标志着煤城进入全盛时期。

在2002年、2006年、2010年三届冬奥会中，杨扬和王濛共计收获5枚个人项目金牌，王濛、孙琳琳还共同收获一枚女子3000米接力金牌。

这就是目前与七台河有关的6枚冬奥金牌——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落幕时，中国代表队历年共计获得9枚冬奥金牌。

杨扬获得中国第一枚冬奥金牌的第二个月，七台河把市区的一条主干道更名为“杨扬大街”，以作纪念。

曲洪斌笑着回忆，当时七台河的干部去南方出差自报家门时，对方时常会问七台河是地级市还是县级市，“我们总会借‘大杨扬就是我们那儿的’来加深对方的印象”。

运动员的高光时刻，往往来自启蒙教练十年前点亮的点点微光，但个人和集体的发展之间，往往存在时差。

在赵小兵的印象里，1990年代之前，入选体校滑冰队都是令七台河学生自豪的事，大约从1996年起，选材开始变难。

“生活条件普遍好了，兴趣班的选择多了，家长认为在室外练滑冰太遭罪。”赵小兵分析道。

这项艰苦的运动一直与寒门子弟有着某种关联——北京冬奥会的夺金热门范可新，问体校教练的第一个问题是，“学这个要钱吗？”在此之前，这个8岁的女孩刚刚因为每月100元的学费，放弃了喜爱的舞蹈课。

这项运动的艰苦也与煤城的特质相勾连——七台河的煤质很好，特别适合炼钢，但大部分煤层薄到不足一米，因而有“跪着挖煤”的说法。

在这里，并不常见老工业基地对计划经济时代的怀念，即使在当地矿务局名列全国500强企业的年代，七台河的矿工依然是异常艰苦的工种，矿工子女被称为“小煤球”。

曾经，滑冰是“小煤球”告别下井的一条出路；进入新世纪，七台河的煤炭日渐枯竭，矿工日益减少，愿意送孩子练滑冰的家长也越来越少。

七台河在2013年用上了室内滑冰馆。（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图）

特殊的梦想

日渐艰难的招生过程中，赵小兵练出了一副让孩子快速喜欢上她的本事，“要让他喜欢到离不开我，才能喜欢上滑冰。”

即便如此，到2013年，七台河业余体校的滑冰队只剩下3名教练，18名学生。

这年底，工程延期多年的滑冰馆终于冻起了冰，但新的难题随即而来——滑的孩子太少了——冰场一旦冻上就得维持运转，一块短道练习场每天的电费就要5000元，当时每天只有一个滑冰小班的孩子练习2个小时。

2013年底，董延海突然接到了体育局领导的电话，“就一个要求，想办法多点孩子来滑，别把冰场闲着。”

彼时，张杰和董延海都在上海，在杨扬创办的专业滑冰馆工作，董延海受邀在那儿完成了场馆初期的搭建，吸引来浦东新区数十所中小学的孩子上冰运动。

自“北冰南移”提出以来，经济发达的南方省市争相到东北城市挖角，“冠军城”自然是人才富矿，更好的训练条件和优厚的待遇对教练员颇具吸引力。

来自家乡的电话则令董延海夫妇感到兴奋。2011年回国时，张杰就希望在七台河执教，无奈她的梦想难以在室外冰场实现——帮助有智力障碍的孩子练习滑冰。

对她而言，这是一次重新寻找人生方位的尝试。

1995年从国家队退役时，张杰一度认为自己再也不会重拾冰刀——在短兵相接的短道赛场，激烈的比赛难免会暴露扭曲的人性，令她身心俱疲。

退役后，她先后修读法律、营养与运动康复，学会了日语，留日期间还考取了智力障碍者介护资格等证书——想要用力拥抱冰场之外的世界。

但当夜深人静时，过往种种总难免入梦。

“我8岁开始滑冰，人生最美好的17年都在冰上度过，滑冰的确是我最得意、最热爱的事情。”张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教有智力障碍的孩子滑冰，是张杰用她最热爱的运动完成人生理想的模型。而这些孩子对环境更为敏感，有了室内冰场，能让这件事看上去靠谱一些。

她在训练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纲领般的文字：“我们尽量给予智障儿童参加体育运动的机会，在运动中获得快乐，掌握技能培养自信，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和社区活动，使生活和生命质量得到提高。”

2014年10月21日，张杰第一次带着特殊学校队员训练，26个孩子中只有八九个会跑，其他大多边跑边玩。

唐春雷是其中会跑的一个，他被评估为智力四级障碍，情况相对较好。如今，他已经成为张杰的助理教练，并在七台河职业技术学院读书。

这所职业学校里成立了以张杰命名的冰上运动学院，下设速滑裁判员和教练员专业。唐春雷在2017年世界冬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赢得男子500米速度滑冰金牌。交流时，除了些许口吃，眼前这个俊朗的男孩看上去与常人无异。

另一个当年就会跑的孩子小戴，如今19岁的他在一家快递公司打工，每逢特奥队训练的日子，他也要回到冰场。训练前，他将棉服整齐叠放在座椅上，熟练地穿好冰刀——七年前，张杰需要挨个给二十来个孩子确认冰刀的鞋带系好，以免在冰上受伤。

将速滑列入中考科目

回到故乡的张杰，是贾程成的偶像。

贾程成9岁，七台河市金河学校二年级的学生，2021年11月起，他每周都有两天得凌晨4点起床，然后去滑冰馆练习。

金河学校是2021年入选的短道速滑特色校，坐落在城北的金沙新区，距离滑冰馆有15公里车程。贾程成和其他29位入选校队的同学，从学校乘大巴车前往滑冰馆。

特色校模式不耽误运动员的日常学习，因而都选在清晨上冰训练。如今的七台河已有14支特色校队伍，加上体校、重点班、省青年队等多支队伍驻扎训练，冰点已十分紧张，从清晨排到深夜。

贾程成这一批的队员大多出生于2013年之后，他们出生时，七台河就有滑冰馆，这个孩子误以为，张杰、杨扬这些曾经的冠军也是在这座滑冰馆里启蒙学习的。“我觉得好荣幸啊，走上了冠军们曾经滑冰的地方。”他这样形容初见冰场时的感受。

按照这群孩子的说法，速滑对七台河小学生的吸引力正在回升，“我们班同学都想加入速滑队，但很多因为身体不够协调没能入选。”

未能入选的孩子会在校园冰场上学习速滑——2015年起，七台河将速滑列入了中考科目。

已经16岁的孙枭坐在贾程成身旁，时常被师弟的话逗笑，他如今已是黑龙江省青年队的队员——这是一支2021年刚刚成立的省级队伍，常驻在七台河，这被当地称为“省队市办”。

七年过去，孙枭从看台上的小观众变为上场的运动员。他已经拿到全国冠军，被认为是七台河最具潜力的男选手，他的下一步是国家队。

孙枭2015年入读七台河体校重点班时，重点班依然驻哈尔滨训练，一来哈尔滨有一所冰雪分校，能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提供文化课教育；二来七台河教练担心沉浸在自家场地里，队伍成绩容易落后。

直到2017年，重点班回到七台河。如今，七台河办起了省级队伍，从小学一年级入选特色校到进入国家队前，冠军城可以见证一个运动员更完整的成长。

在七台河的野冰场上埋下一颗颗种子的孟庆余，没能见证这一切。2006年8月2日，弟子王濛在都灵冬奥会夺金半年后，孟庆余遭遇车祸去世，年仅56岁。当时，他正开车带着一名小队员前往哈尔滨上训练课。

15年后，2021年12月末，孟庆余的遗孀韩春平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起，那次出发前，丈夫说起范可新营养不良，想让刚退休的韩春平到哈市去，照顾孩子们。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