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 他们老了，谁来接班

　　2021年3月16日傍晚，江西于都县小禾溪村的村卫生室里，74岁的村医李国泰正准备下班，他脱下身上的白大褂，贴身的衬衣干净整洁，领口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但看起来已经穿了很久，领子上都起了毛边。小心地叠好白大褂，穿上一件西装，关上门，骑上摩托车。

　　他肤色有些黑，但身材笔挺，骑在车上，后背也是直的，这让他显得远比实际年龄精神。

　　离开卫生室，工作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还要入户随访，给老人发药。小禾溪村辖下的9个自然村1400多人中，65岁以上留守老人有140多人，很多人都有各种慢病，他要随时掌握患者情况。

　　好在，再忙碌的日常，也是疫情之后的安稳时光。江西于都、黑龙江望奎、山西大宁，新京报记者走访了多位村医，他们见证过“赤脚医生”的艰苦岁月，也经受住了新冠疫情的严峻考验，他们是乡村健康的“守门人”，守住了这道门，也就守住了家乡。

　　防疫一线

　　解封后终于有了休息日

　　在卫生室问诊、出诊、为每一位村民建立健康档案，管理老人的慢病……这是74岁的老村医李国泰的常态。在经历了疫情期间的紧张和忙碌之后，他在小禾溪村的工作终于回归寻常。

　　2020年春节前后，新冠疫情第一次暴发，这个江西革命老区的村庄里，虽没人确诊，但压力并不小。那时候，所有人对新冠病毒都是陌生的，封村、消杀、返乡人员筛查隔离、红白喜事管理……9个自然村1400多人，所有的村干部、党员都被发动起来，而村医，无疑是任务最重的人，从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者无缝切换到疫情阻击战最前沿。

　　当时，包括李国泰在内的绝大部分村医，对前所未见的防疫工作并没有清晰的认识，而且，很多村里缺少酒精、消毒液、口罩等基础防疫物资，他们更多是严格高效地执行上级卫生部门的要求，匆忙上阵，和村干部一起，发动所有群众一起抗疫，不少村医都有连轴转工作的经历。

　　吕梁山麓的山西省大宁县昕水镇史家坪村，村医张瑞廷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张瑞廷告诉新京报记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哪怕有人半夜从外地到家，他也得第一时间赶到，检测体温、调查行动轨迹、进行隔离。张瑞廷随身带着纸笔，每一天每一项工作都要详尽记录，之后再整理成册，向上级汇报。

　　2021年，疫情再次暴发后，有了上一年经验的村医们，稍微从容了些，工作量却并没有因此减少。尤其是在一度被列为疫情防控高风险地区的黑龙江望奎县先锋村，村医的任务就更重了。

　　先锋村的村医室里共有两位村医，是一对夫妻，王印和王冬辉。当地调整为高风险区域之后，全村人要做核酸检测，王印告诉新京报记者，当时有县医院的医生过来支援，一上午的时间完成了2300多人的检测，“正好是东北最冷的时候，检测完，手都没有知觉了”。

　　2月22日，望奎县调整为低风险区域，王印他们的工作才稍有缓解，但仍要负责返乡人员的体温测量、服务业人员每7-14天一次的核酸检测，只是相对于之前的紧张，至少他们有休息日了。

　　学医初心

　　每一位村医，都是一段故事

　　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乡村卫生人员总数为144万，其中，乡村医生79.2万。

　　一份涉及24个行政村的区域调查报告显示，该区域内，村医年龄普遍偏大，41岁-50岁的最多，占48%，50岁以上的22.4%，61岁以上的4.1%，而40岁以下的，只有29.6%。

　　74岁的李国泰，66岁的张瑞廷，49岁的王印，对此都颇有感触。

　　李国泰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赤脚医生，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此后全国范围内启动了赤脚医生培训工作。而在此之前，受当医生的父亲影响，李国泰已经开始学医，到1966年，正式成为了一名赤脚医生。

　　李国泰小时候，家里的一位叔叔手背受伤，进而感染破伤风，一周后送到县医院，已经错过了治疗时机，不治而亡。李国泰至今还记得，他最后一次见到那位叔叔的景象，平常那么生龙活虎的人已经极度畏光，头上罩着一块黑布，身体不断地抽搐……这成为李国泰最初学医的动因。

　　那个年代，村里人没有生病就找医生的习惯，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找医生。尤其是孩子，家里的大人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回家才发现孩子病重了，连夜敲医生的门。所以，每到夜里，只要附近连声不断的狗吠响起，李国泰就知道，必然是有人病重了来找医生求助。

　　望奎县先锋村的王印，也是家学传承，父亲就是赤脚医生，受家里影响，他考了卫校，毕业后回乡当了村医，一当就是25年。

　　其实，如今村医队伍中的很多人，并不是注定要驻村的。55年前，刚刚学医结束的李国泰，就有过进入乡镇卫生院的机会，但他拒绝了，和他的父亲一样，他选择了更需要医生的乡村，党和政府当年就是这么号召大家的。48年前，吕梁山下的张瑞廷，也曾被县医院招募，他同样拒绝了，“我打小儿在这山里长大，知道山里的人们是多么需要医生”。

　　医者仁心，不论是李国泰，还是王印，还是张瑞廷，一经选择，他们就再没舍得离开过。

　　出诊故事

　　摩托车和糖丸

　　对于大山里的乡村医生来说，服务村民，就意味着他们要用双脚丈量山岭。

　　张瑞廷所在的山西大宁史家坪村，下辖9个自然村，散落在一个个山坳里。早年间，他每天都步行出诊，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走遍每个村庄。

　　一直到2007年，村里的路好了，他才买了一辆摩托车。即便如此，出行仍是一个难题。山路不好走，有时候要半推半骑才能通行。摩托车的磨损也快，2007年至今的14年中，他已经用坏了6辆摩托车，去年，儿子给他买了第七辆。

　　即便路况有所不同，但在对摩托车的“治疗”上，张瑞廷的“医术”应该远不如李国泰。

　　在江西，李国泰的摩托车已经用了近20年，那是一辆老摩托——本田CG125，红黑银三色的车身，曾经风靡全国，是许多人心中的经典款。李国泰的摩托车保养得很好，看起来仍旧漂亮。

　　74岁的他，常常穿着一件蓝黑色的西装，脚上穿着皮鞋，骑着摩托车穿过村庄，车上的他，脊背挺直、目不斜视，有一种复古又新潮的奇异年代感。

　　作为乡村医生，除了为村民治病之外，还担负着乡村公共卫生服务的任务，改革开放之前，这些任务通常表现为治常见病、健康宣传、敦促村民搞卫生、灭害虫、打防疫针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消灭了天花、霍乱、鼠疫、血吸虫病、白喉，改革开放后，又消灭了脊髓灰质炎。作为乡村医生，他们是这一切的亲历者，也是共和国卫生政策最基层的推进者。

　　每一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人，童年中都有关于“糖丸”的记忆，那是脊髓灰质炎的活疫苗，液态的疫苗包装在糖丸中，对孩子们有着格外的吸引力。实际上，中国最初制备成糖丸，就是为了延长保质期，方便赤脚医生们上山下乡发放疫苗。

　　糖丸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东西，发放糖丸的村医，也因此成为孩子们喜欢的人，甚至成年人也是如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李国泰刚成为赤脚医生不久，村民们并不相信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很少有人主动找他看病，但唯有打疫苗例外，也正是在一次次的疫苗注射中，他和村民之间，建立了最初的信任。

　　多年之后，糖丸退出了舞台，李国泰却开始了解“核酸检测”，未来或许还有“新冠疫苗”，变化总在发生，李国泰觉着，那么多曾认为难以战胜的传染病最后都消失了，这次，也不会例外。

　　辛酸记忆

　　最难的时候借钱度日

　　在广袤的东北平原上，冬季比南方漫长也寒冷得多，摩托车并不是一个适合冬季出行的载具，望奎县先锋村的王印夫妻如今出诊的工具，是一辆汽车。

　　每天，夫妻俩开车出门，入户随访，调查每一位慢病老人的情况，随时了解村里的儿童、孕期女性的健康状况，这些，还仅仅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小部分。

　　王印成为村医时，“赤脚医生”这个名字已经停用了，原来的赤脚医生，以及后来成为村医的人们，新的名字就是“乡村医生”，需要经历培训并通过考试之后，才能持证上岗。

　　改革开放之前，赤脚医生确切说就是半脱产甚至脱产的农民，由村集体供养，每个人按照最高标准计工分。也就是说，即便是一个体弱的女性赤脚医生，也能拿到一个壮劳力最高的“工分”。同时，由于医疗资源的匮乏，赤脚医生成为乡村最重要的卫生服务供给者，因此他们在村里的地位也相对较高，是一份收入高且受尊重的职业，这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投身其中。数据显示，到1975年，赤脚医生这个职业正式出现10年后，全国已经有150多万赤脚医生。

　　但随着时代变化，农村集体经济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展一度有所停滞，乡村医生的收入来源消失，变成了完全自负盈亏的个体从业者。

　　那是一段最艰难的日子。李国泰告诉记者，当时他的孩子还小，家庭负担很重，妻子务农可以补贴一部分，但有时候仍要借钱周转。生活窘迫的同时，工作也不顺利，他用的村卫生室，就搬了4次，最初在村委会边上，后来搬进了村里的一座庙里，再后来，他又自掏腰包，建了一间卫生室，一直用到2000年前后，他又在村边重新建了一间，用到了现在。记者看到，这间卫生室没有木门框，木门直接连接着墙体，李国泰告诉记者，那时候实在找不到更多的木头了。

　　艰难的处境，使得乡村医生的数量急剧减少，数据显示，到1986年，我国持有乡村医生证的乡村医生，只有64万人，比11年前，减少了一半还多。

　　“那个年代，能坚持下来确实不容易，”张瑞廷告诉记者，许多人离开了乡村医生的岗位，要么转行干了别的，要么自己开诊所。张瑞廷的家人，也曾劝他去县城开个诊所，工作轻松，赚钱又多些，但他没答应，“我当初没有进县医院，决心当赤脚医生，就是知道村里人太缺医生了。开诊所确实好过些，但连我也走了，村里人怎么办呢？”

　　职责之重

　　长长的任务清单

　　李国泰的家里，一个旧的药箱摆在显眼的地方，灰黑色的药箱，用牛皮制成，坚韧耐用，防水防撞，正面有一个红十字，这是赤脚医生当年标志性的装备。

　　这个药箱早就不用了，换成了县里发的塑料药箱，新药箱中有标配的注射器、酒精棉、各种常用药品，比以前丰富得多。相应的，村医们的工作，也更多了。

　　经历了最艰难的日子之后，国家开始重新重视乡村医生的待遇问题，尤其是《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的实施，及我国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确定，使得乡村医生的补助得到了法律层面的保障。

　　在采访中，张瑞廷给记者展示了一份工作清单，包括“卫生监督协管信息报告每月1次”“每年6期健康教育知识讲座”“高血压、糖尿病宣传每月1次”“65周岁以上老人体检、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每年各1次”“0-6岁新生儿随访每人12次，中医药健康管理每人6次”“高血压患者管理每年随访4次”“糖尿病患者管理每年随访4次”“精神病患者管理每年随访4次”……

　　这还不是他们全部的工作，事实上，我国确定的14个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有12项需要最基层的医生参与，它们都在村医的日常工作之中。比如健康档案的建立和维护管理，要求为每一位常住居民包括非户籍常住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并定时更新维护。

　　做这些工作，村医会得到多少报酬呢？2020年，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为74元每人，这是国家购买公卫服务的价格，按照规定，村医承担40%的工作量，可以拿到40%的补贴。

　　以2000人的村庄计算，理论上，村医每年可以拿到59200元。但实际上，他们的工作，还要经过上一级卫生机构的考核之后，按照考核成绩发放，考核成绩较低的，拿到的补贴也低，很少有人能够拿到全额补贴。2017年，一份发表在《中国卫生经济》上的调查文章显示，在受调查的300个乡镇中，公卫资金平均拨付比例只有35.83%，最低仅拨付了16.37%。

　　在采访中，多位乡村医生都认为，这些工作过于繁重且报酬较低。一位河北邯郸的村医告诉记者，每年必须完成的公共卫生任务，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这还是一次就合格的情况，如果不合格，就要重做。即便合格，还有评分的问题，收入和评分直接挂钩。在山东泰安，一位村医也同样告诉记者，很难拿到全额补贴。

　　眼前困境

　　年轻人不愿意当村医

　　张瑞廷告诉记者，他们这一代村医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家里本身有人从医，家学传承，再经过培训之后，成为村医；另一个是从村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年轻人中选拔。但在今天，年轻人大部分都出去了，村医的孩子们，许多也不愿意继续成为村医。

　　在黑龙江，受父亲影响而从医的王印，儿子也学了医，毕业后在县医院工作，不太可能回村接班了。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为加强村医队伍建设，国家卫生部门出台了许多激励政策，如2020年7月，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关于允许医学专业高校毕业生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的意见》中，鼓励医学专业高校毕业生成为乡村医生。在地方层面，各地也曾制定过多种政策，强化村医队伍，如四川制定定向培养制度，为偏远村庄培养乡村医生，安徽有“县招乡聘村用”“退休医生返聘”等措施……

　　这些政策的推行，在改变乡村医生“空白村”等问题中，确实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但乡村医生队伍总体减少的情况，仍未完全改观。新京报记者查阅了2011年来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发现乡村医生数量一直在持续减少。2011年，全国乡村医生数量为106.1万，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总数为112.6万，到2019年，全国乡村医生数量降到79.2万，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总数降到84.2万。9年中，乡村医生减少了24万，平均每年减少2.67万。从趋势看，过去9年中，下降速度呈加快趋势，2015年前，每年降幅只有1万-2万左右，2017年后，每年降幅则达到5万。

　　张瑞廷当村医的年代，村医还是一个受尊敬且体面的职业，当了48年村医，经历过最困难和窘迫的时代，如今66岁的他并不担心自己的老年生活，孩子们早就成家立业了，他的收入，也足够自己和妻子的简单生活。但他也有自己的期望希望通过媒体发出来，“希望能够继续提升村医的待遇，还有解决职业规划的问题，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当村医去为乡亲们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