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誉澂：我国“抗生素”工业开拓者

   马誉澂，1903.4～1966.7，广东顺德人，汉族。1927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化学系，后留学加拿大，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卫生学院[1]，新中国成立之初，马誉澂教授已是国际知名的抗生素专家[1，2，3]；曾任北平协和医院临床化学室主任、中央防疫处抗生素室主任[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抗生素室主任、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教授、中央轻工业部医药工业管理局工程师、上海第三制药厂工程师；华东化工学院教授、抗生素教研组主任、博士生导师[1，4，5]；全国抗生素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5]、化工部高等工业学校制药和抗菌素工学专业教材编审组成员、化工技术资料医药专业分册编委、中国药典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药学会第十四届理事；九三学社社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后，1942年日军占领协和医院遣散员工，经朱宪彝教授（协和医院同事，世界内分泌学权威）介绍，一起去唐山开滦医院工作，第一次走出大城市大医院到基层矿山医院，亲眼目睹当地居民和矿工的苦难生活尤其是获得医疗救助的艰难，卫生状况极差，痢疾、伤寒、霍乱、疟疾流行，虽有他们的悉心诊治，因无钱无药许多病人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多次因危重病人须使用青霉素被院方矿方拒绝而无从施治，遂于1945年愤然辞职以示抗议。朱宪彝去天津继续开诊悬壶济世，新中国成立后任天津医学院院长；马誉澂去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教授临床化学，结合讲学撰写了《临床实用血液化学》于1947年初版，此书与1948年出版的谢少文、马誉澂、祝海如合写的《实验诊断手册》 同为首部中文“实验诊断学”专著，是我国“检验医学”的开端之作，嘉惠全国医界，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中央卫生实验院讲学的这段时间（1945～1946），是马誉澂由临床化学转向抗生素研究的过度期。

   1946年中央防疫处由昆明迁回北平天坛，原参与青霉素研究的卢锦汉，日本投降后曾任广州博济医院化验室主任，建国后历任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检定科科长、肿瘤免疫诊断室主任；朱既明1945～1948年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48～1950年在伦敦国立医学研究所进行研究工作，五十年代初回国后，任北京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主任技师从事病毒学研究，后调任卫生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其他人员均各有高就未回天坛防疫处。

    1946年初，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医学院任教师的童村回国[14]。1946年，汤飞凡为继续青霉素的研制，要在天坛原址废墟上重建实验室并单独开建青霉素制造室，邀童村任技师、马誉澂任副技师，成员还有：刘璞（技术员）、黄大瑸（技术员）、徐尚志（技术员）、李连盛（专员）、王茂林（技术生）、王正华（技术生）[3]。

   1947年元旦，青霉素制造室建成，将一套美国医药助华会捐赠的设备（规模相当于一个示范厂或中试车间[3]）安装调试测试，最初发酵液效价每毫升只有100单位，经工作人员自行改装改造，1948年1月使发酵液效价猛增至每毫升400单位，全年共生产20万单位青霉素11,338瓶，售出10,143瓶；因当时青霉素属稀缺昂贵药品，天坛防疫处产品的售价比进口青霉素低而供不应求[3]，不仅可补贴研制经费而且惠及病家。

   旧中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生产青霉素又属新兴工业，电力不足、重要原料（玉黍浆）、试剂（乳糖、醋酸戊酯、氯仿）等倚赖进口[3]，给工作带来很多不便；尤其经费短缺，最困难的时候，天坛防疫处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靠汤飞凡向联合国救济总署求援，获赠美国面粉当工资发，此事于1957年成为汤飞凡被错划右派的“罪状”之一，说他向美国人乞讨，给中国丢脸。

   对于玉黍浆的代用品，发动大家想办法，先后试过豆类及其他富含蛋白质类植物浸剂均不理想，1947年童村建议试试棉籽饼，经马誉澂等人的试验于1948年春取得了满意的结果。用当地价廉易得的棉籽饼代替美国进口玉米浆作为青霉菌培养基，彻底改变了原料受制于他国的被动局面而且生产成本大为降低，应用效果也优于玉黍浆，为我国五十年代工业化生产青霉素解决了原料问题 [3，6，13]。

      1948年4月，童村调上海，任原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青霉素实验组简任技正[14]，中央防疫处的青霉素研制工作由马誉澂主持[3，13]。1948年8月，马誉澂被派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卫生学院进修抗生素制造[3]，有机会在研究所下属的青霉素生产厂实习，后来又去美国参观了几家青霉素厂的生产过程[13]，当时美国已将得率低且产品必须冷藏的原始粉剂生产工艺改进，制成可常温储存便于大批量生产的结晶形青霉素，而天坛防疫处虽已成功生产青霉素，却还是不耐热必须冷藏的无定形粉剂[3.13]。

   1928年Fleming发现青霉素，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二战后期才有了少量工业产品，因其“神奇疗效”又特别适用于战伤，1942年开始在二战盟军伤员中推广，作为军需物资控制使用，所以军方、厂方对青霉素的制造尤其结晶青霉素的制造均作为高度机密，秘

外传。虽然工厂不透露青霉素的结晶方法，然而“内行看门道”，原来他们是将冻干的青霉素粉剂粗制品再加工而成；在参观和学术交流中，马誉澂对此质疑：这样做法需要反复周折的改制手续，产品的损失较大，加工的费用较多，从工业生产的角度考虑是否合算？可否自青霉素原始提取液中直接制取结晶？并建议试用醋酸盐作结晶剂，厂方挽留马誉澂继续进行研究。此时北京已经解放，为了祖国的抗生素事业，马誉澂婉拒聘请，毅然回国[2]。

   由于马誉澂掌握美国当时青霉素制造的最新资讯并在学界有了相当知名度，当局不准他返回中国大陆，只得以考察的名义先去日本，从日本回国时被查出随身携带的几瓶用青霉素瓶封装的青霉菌种，谎称是身体不适正在服用的药品，当面开启吃了一瓶得以过关，1949年8月经天津回到北京，继续主持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抗生素的研制工作。

   新中国成立，天坛防疫处获得新生，更名为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抗生素的研制和生产得到国家的重视和扶持，工作环境大有改善，马誉澂设计的用醋酸钾乙醇饱和溶液为结晶剂，直接从提炼液里使青霉素钾盐结晶的方法，在刘璞的配合下，于1949年12月实验成功，效果得到验证后，有关消息迅即于1950年1月在汉口《野战卫生》报上做了披露[3.13]；初次制出的青霉素钾盐晶体在1950年8月的全国医药卫生科技展览会上展出，受到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的嘉奖[1，13]。

   五十年代初，用国产原料的培养基和自主研发的结晶技术，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抗生素制造室顺利地进行了结晶青霉素钾盐的中间工厂实验，试制了我国第一批青霉素针剂[2，3]，昭示我国已全面掌握了当时最新的青霉素工业化生产技术。

    1950年，童村受命担任华东人民制药公司青霉素实验所所长[14]。

  1952年8月，马誉澂奉调往华东工业部上海医药器械公司药品三厂研究室任副主任，和童村等一起创办我国第一家抗生素专业生产厂——上海第三制药厂；1953年5月1日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童村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马誉澂任工程师。至此，我国首批医用青霉素在该厂诞生，揭开了中国自行批量生产抗生素药物的历史[3，13，14]。

   1953年12月，马誉澂又被调回北京，任北京抗生素厂筹备处工程师，参与该厂建设[13]；之后又参与了沈阳、广东、西安等十多家抗生素工业企业的筹建。马誉澂教授是我国抗生素工业开拓者之一 [7，8。9]。

   1954年2月起，马誉澂同时兼任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教授讲授抗生素课程，首次将抗生素理论等引入大学本科教学内容[13]。1955年，高教部、卫生部和化工部医药司鉴于我国将自力更生，大幅度增产抗生素，急需这方面科技人才的培养，决定新建抗生素制造工学专业，根据苏联专家建议将此专业设在华东化工学院（前苏联的抗生素制造工学专业在精细化工学院），卫生部建议在北京医学院任教、在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抗生素室工作的马誉澂教授调去支援化工学院，创建中国第一个本科抗生素制造工学专业[5，10，11]。

   1956年4月，马誉澂正式到华东化工学院任教，先后担任抗生素教研组副主任、主任，主持该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工作[13]；华东化工学院是全国首批获准招收副博士研究生院校之一，抗生素制造工学专业也属招收研究生学科之一，鉴于马誉澂教授的学术水平，1956年7月被高等教育部批准为华东化工学院首次招收副博士研究生的四位导师之一[1，5，13]。马誉澂教授招收的副博士研究生李友荣于1961年通过论文答辩获准毕业，成为华东化工学院（也是我国）自行培养的首位抗生素制造工学副博士[1，4]。

 马誉澂教授所开设的《抗菌素生产工艺学》课程就是现在华东理工大学《发酵工程》课程的前身[7，8，9，12]；马誉澂教授披荆斩棘[11]，呕心沥血的建设为课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8，9]；编写出版了《抗生素》(第一版，1955) 、《抗菌素》（第二版，1959）、《抗菌素》(第三版，1965) 、《抗生素论文集》等教材，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从事抗生素生产与研究开发的专门人才，为我国抗生素工业的建立、发展与壮大作出了贡献[7]；以上教材同时也被从事其他发酵产品研究的大专院校所广泛采纳[7]，作为发酵过程研究的基本教材[7]。马誉澂教授是我国抗生素研究及教学领域先驱之一[2]。

  1966年7月马誉澂教授不幸因肝病逝世于上海华东医院，时年63岁，此时距他最后一部著作——《抗菌素》第三版出版（1965年12月）仅6个月；马誉澂教授亲历新中国抗生素工业创业史的全过程，在研究、建厂、生产、人才培养等的每个阶段，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不计较个人名利，为我国的抗生素事业，竭尽全力，默默奉献到生命的终点，现今中国已经是青霉素等抗生素原料出口大国，如果马誉澂在天有灵，也会觉得很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