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发表声明：

近期网络流传不实信息，称我所毕业生黄燕玲是所谓的最早感染新冠病毒的“零号病人”。经查证，我所郑重声明如下：黄燕玲同学于2015年在我所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在学期间的研究内容为噬菌体裂解酶的功能及抗菌广谱性，毕业后一直在其他省份工作生活，未曾回过武汉，未曾被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身体健康。

值此抗疫关键时刻，相关谣言极大干扰了我所的科研攻关工作。我们保留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我所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谣言已破，问题不止。究竟什么是“零号病人”？“零号病人”为什么重要？又该上哪去找“零号病人”呢？

“零号病人”是一个通俗说法，在流行病调查中，又被叫做“首发病例”“标识病例”。但这个携带了病毒的人不一定会发病。因此还有“一号病人”的说法，标记的是第一个出现症状的病人。

有媒体报道称，通过“零号病人”的细致调查，能够锁定传染源，是否接触了什么动物？锁定传播方式，与动物是如何接触的？了解流行病史，了解到病毒在人体的潜伏期有多长？对血清、疫苗等抑制或治愈性药物的研发起到重要作用。

中新社记者 杨程晨 摄

对此，专家建议，应尽快组织各单位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做系统采样和检测。

“看到底哪些摊位和病毒有关，再去查这些摊位的进货来源、货物去了哪些餐馆、这些餐馆有哪些人来。如果相关的人都找到，有可能把‘零号病人’找出来。”曹务春强调。

“科研、疾控、临床、动物保护等部门要联合起来。”曹务春表示，单靠某一个单位，想把病毒源头搞清楚非常困难。

从艾滋病到埃博拉，再到SARS，关于“零号病人”的误会一直存在。

1984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首次提出了“零号病人”的概念。当时美国疾控中心认为经常在空中飞行的法裔加拿大航班乘务员盖特恩·杜加斯是艾滋病从非洲传入北美洲的零号感染源。

该案例被收录到一名新闻记者出版的书籍《世纪的哭泣》里。该书的作者形容杜加斯具有反社会的行为，故意散播身上的艾滋病病毒，危害他的性伴侣。在报纸的头版头条里，杜加斯还成为了“那个把艾滋带到我们身边的男人”。

一个流行病学上的术语，在人们的误传和偏见中成为了受尽指责的标签。

2003年，首例SARS患者的报告病例是在深圳一家餐馆做厨师的36岁河源人黄某，他早在2002年12月15日就出现了病症。治愈出院后，通过新闻报道，他才知道自己原来是那个“首例”。这个“第一”，给他带来了各种压力，他换了五六张电话卡，上街的时候会戴上帽子，这种状态的日子，他形容自己活得很像一个逃犯。实际上黄某并非“零号病人”，SARS的首例病例在2002年的11月16日已经出现。

寻找“零号病人”的过程是针对病毒而非针对人，在尊重科学规律的前提下，事实才会慢慢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