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基辛格
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曾担任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随身警卫,并长期做外宾警卫工作,多次为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担任卫士长。其中,他曾两次随卫基辛格,并耳闻目睹了许多未能尽记于史册的细节。
一封密函辗转送到周总理手中
虽说美国人在1970年10月末,就向中国表示愿意派特使赴北京,毛主席在12月同斯诺的谈话,甚至讲了尼克松坐上飞机就可以到中国来,可我最早得知美国政府要派重要人物来华,则是在1971年的4月。
当时,在中央警卫处一次党委常委会上,“文革”中直接负责周总理警卫工作的政委杨德中,谈起发生在当月的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及其影响,继而说:“尼克松最近放出风来,说他的女儿可以到中国来,又说他的老婆可以来,还说他可以自己来……当然,他也可能不来,但他要搭上这条线,要谈判。谈判,我们是有条件的。”
5月,我又听了周总理作的有关国际形势的报告,其中谈到如果美国从台湾撤走,承认一个中国,中美就可以建交。6月23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政治部主任王良恩,向中央办公厅有关人员做了三点传达:尼克松准备来华谈判;我方准备和他谈;如果谈的话将包括哪些内容。
其实在5月中旬,一封基辛格的密函,就在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巴基斯坦外长和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之间几经辗转,送到周总理手中。密函说基辛格将于6月15日后的某日到北京。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会谈,要绝对保密。
接待基辛格秘密来访的工作,从6月末就悄悄地动起来了,经毛主席同意,周总理亲自部署成立了对美工作领导班子,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负责,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等人参加。
周总理还与外交部、民航总局领导议定,派一个“接客”小组,前往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接基辛格来华。
周总理亲往钓鱼台国宾馆,选定了他情有独钟的、距北门不远的五号楼作为基辛格一行的下榻之所。他选择在四号楼办公。
对五号楼内房间里的摆设和招待情况,周总理也都一一给予了指示。他要求接待人员的一切言行举止都要有利于这次中美高级会晤。
五号楼的部分房间,立即被粉刷一新。沙发、窗帘和一些家具,也全换了新的,空调等设备也做了全面检查。基辛格房间的客厅里,增摆了酒台,放了各种中外名酒和香烟等。
“文革”时期,钓鱼台各楼内,都摆放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接待人员也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把这些语录撤走了。然而出乎接待人员意料的是,后来住在这里的基辛格一行临走时,竟特意向我方提出想要《毛泽东选集》。
基辛格装病
接待组离京前,周总理和其他相关领导,同他们谈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意义,做了最后一番叮嘱。周总理说:这是中美高层交往中断了二十多年后第一次重要的高级会晤,这说明了美国封锁敌视中国政策的完全失败。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美国不得不放下一贯傲慢的架子,跑到北京来与我们会谈。不是我们有求于他们,而是他们有求于我们,我们应该本着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这次接待工作。
7月8日凌晨,接待组在内部军用的南苑机场登机。他们乘坐的,就是那架由徐柏龄等领航带过来的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波音707专机。当天晚上8时,张彤大使和接待组应巴基斯坦叶海亚·汗总统邀请,赴总统府参加晚宴。席间,叶海亚·汗总统简述了基辛格到巴基斯坦后的活动,他本人和基辛格会晤的情况,并告知为避开外界的注意,基辛格将装病。叶海亚·汗认为中美两个大国长期处于隔绝状态与时代发展要求不符,对他这次能当中间人,对中美高级会晤做出贡献表示荣幸。
7月9日凌晨4时30分,戴着一副墨镜和一顶大檐帽的基辛格上了飞机。
飞机进入平稳飞行后,中美两方的人员,挪到一张小桌旁,围坐在一起。开始时,双方都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对方,气氛显得十分紧张。美方的两个特工更是如临大敌,他们都用手铐把自己的手铐在黑色文件包的提手上。中方的人员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后来,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这两个特工在登机前才刚刚知道要做一次神秘之行。
相互致意后,基辛格对唐闻生说:“很高兴能见到南茜·唐。”听到这个名字,接待组的人感到吃惊。唐闻生立刻解释说,这是她在美国时的名字。显然,美方得悉中方人员姓名后,已通过有关方面了解了相关情况。
基辛格很善于调节气氛,他开玩笑说唐闻生可以竞选美国总统,而他自己则没有资格,因为唐闻生出生在美国,而他不是。在座的人都被他逗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