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钱：中国人的“纸夸富宴”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寒食野望吟》中写道：“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风吹旷野纸钱飞”一句正是唐代清明时节烧纸钱祭奠古人的真实写照。“烧钱”作为中国人文化生活中的“纸夸富宴”，反映的“不是一种宗教，不是一种信仰，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总体的文化形态和物质精神”。

人类的丧葬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凝聚着古老的信仰和原始的心理，是一个社会对灵魂、鬼神、冥世、来生等观念的综合反映。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对身后之事的看重，自古以来都被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曾提及丧葬的重要性：“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中华丧葬习俗所使用的各种“明器”中，“纸钱”是最为普遍又最经久不息的，广泛存在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时至今日仍被大量使用。“纸钱”，又称为阴钱、寓钱、拟钱，是一种外形类似于真实货币的祭祀品。纸钱的功用，大致可以概括为祀鬼和敬神两种，人们借此行为来与鬼神世界取得沟通。如同阳间的货币一样，纸钱是阴间使用的有价证券。“烧钱”是阳间的人借着祭祀行为，将阴间的专用货币送给特定的神祇、祖先或鬼魂使用的一种宗教行为。此一民俗现象的出现，反映了世俗对“幽冥世界”的普遍信仰以及托庇于祖先的心理。尽管烧钱常被指为浪费、淫邪，且曾被官方禁止，但这一民间传统依然长久不衰。将烧钱作为民俗学现象的学界研究一直存在不足，“纸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和西方共同的研究盲点：在中国是因为太熟悉，而在西方则是因为太陌生”。

美国人类学家、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柏桦新著《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一书，从当代生活世界入手检视了这一习俗，探究“烧钱”在传说和历史中的起源、古今社会形态中的角色、文化逻辑以及与中国乃至世界上其他习俗的关系，并提出了有关它价值本质的宏大的人类学问题。作者综合使用了田野民族志、历史文献、民间故事等多种材料，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现象学等理论的基础上，对“烧钱”这一传统作了独到、细致的分析。

烧钱的缘起和流行

一般认为：纸钱作为一种风俗物象，其出现不会早于纸张的发明。追寻其源头，柏桦认为，“纸钱最早起源于儒家注重仪式的传统”，儒家经典《礼记》“对这一习俗的记载，虽然时间上要比官方纸的发明早几百年”，却有着对纸钱的“终极神圣性假定。”孔子认为：“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认为也。”也就是说，孔子认为非实体存在处于一个与活人不同的感知世界中，这种感知世界也有其自身的需要，无论是活着的生命还是已经埋葬的死者魂魄亦或者是与实体分离出的灵，都有不同的感知需要，也就需要不同的供奉方式。《礼记》中，有两种类型的陪葬品是被认可的，一种是最初由活人使用，但最后被废弃的器物：“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斫，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有钟磬而无簨”；另一种则是不能用于活人的东西的复制品（明器）：“为明器者知葬道矣，备物而不可用，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于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柏桦认为《礼记》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及纸质的祭祀器物，但“其一直坚持依靠感知方式的不同将器物分类，这成为纸钱习俗的自明公理”。

东汉时期，纸张开始用在丧葬仪式上。纸被放在了坟墓前，用于替代金属货币。纸钱的出现与纸张的改进者蔡伦密切相关，民间流传着两则与蔡伦造纸相关的附会故事。有一则是说蔡伦在初造纸时，技术尚未成熟，纸张粗糙，为了促进纸的销售，蔡伦与妻子密谋让自己诈死，再由他的夫人焚烧剪裁的纸钱给已赴阴间的蔡伦。当鬼使对蔡伦索贿刁难之时，纸钱以阴间货币的形式从天而降，从而买通鬼使，蔡伦得以还阳。另一则故事则是与蔡伦的哥哥蔡莫有关。蔡莫的妻子慧娘看到蔡伦造纸赚钱，就逼着蔡莫跟蔡伦学习造纸。一年后，他们觉得技术掌握的差不多了，就背着弟弟偷偷开办了一家造纸厂，可是生产出来的纸质量不佳，又黄又粗糙，卖不出去，大量堆积。慧娘由于内疚，急火攻心昏死过去了。蔡莫禁不住痛哭起来，把积存的一捆捆黄纸在灵前烧了。不久之后，慧娘重新活过来，告诉蔡莫说：“阳间有钱通四海，阴间用纸做买卖；不是丈夫把纸烧，谁还肯放我回来。”慧娘活过来后，蔡莫造的粗纸被当做纸钱卖得很好。

柏桦认为，汉唐之间，对纸钱习俗的型塑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佛教的兴起和印刷技术的进步”。印刷术使佛教的经典和符咒可以在民众中广为传播，这是纸钱出现的主要动力。现存最早记载“纸钱”的典籍是成书于公元7世纪的佛教文本——《法苑珠林》。其中有一个故事是通神的灵媒向民众解释在供奉祖宗时，“对鬼魂有用的东西和对活人有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黄金和丝绸是唯一可以在两者之间共用的东西，但如果是仿制品则有特殊的用途。因此我们必须用黄色的锡箔纸来制作黄金，用纸来制作丝绸，这样的东西会比其他东西更值钱”。除此之外，民间还广泛流传着“唐太宗游地府”的故事，在故事中，泾河龙王因犯天条要被魏征处斩，找到唐太宗求情。结果魏征在梦中斩杀了龙王，龙王到冥界状告唐太宗，就有了李世民梦游地府的一幕，太宗在游历地府的途中被鬼魂勒索，于是借了开封相良存在冥界的纸钱，才最终还阳。为此，唐太宗兴建大相国寺来感谢相良。这些故事无疑都是纸钱产生并广泛在民间使用之后的附会，却体现了佛教与纸钱的紧密关系。

《烧钱》

（美）柏桦 /著

袁剑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年3月

根据柏桦的研究，“纸钱的流行与纸币（真的钱币）的出现处于同一时期，都是唐宋商业革命的一部分。”由于纸币替代金属货币，也就让纸币有了价值，与纸币外貌相似的纸钱也随着纸币的制作工艺逐渐成熟起来，成为“与信托文件和远距离商贸发展的意识形态上的对应物”。虽然到了明清时期，纸币不再受到官府的青睐，用于灵界的纸钱反而在全国延续、流行起来，并且从宋朝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想象性经济”。

当然，纸钱之所以能流行，被学界更为广泛接受的一种看法是“普罗大众对他们丧葬花销的一种节省行为”。这种节省行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是儒家所倡导的葬礼节俭思想的体现。孔子在《礼记》中已经强调了献给死者的随葬品要降低级别或者用常见的原料，或者是用泥土、稻草等其他相对便宜的原材料制成按比缩小的复制品。到了宋代，朱熹的《朱子家礼》一书明确对民众丧葬的祭品尺寸和规格作了规定：“玄六纁四，各长丈八尺，主人奉置柩旁，再拜稽颡。在位者皆哭尽哀。家贫或不能具此数，则玄纁各一可也。其余金玉宝玩并不得入圹，以为亡者之累。”虽然朱熹的《家礼》并未提及纸钱，但生活在朱熹前一个世纪的邵雍在儒学节俭文化的倡导下，春、秋季祭祀祖先时便会烧纸钱。此外，南宋孝宗赵昚在祭祀祖先时也烧纸。就普通民众而言，受限于贫困的经济状况，在祭祀祖先或者祈求神灵时也只能通过“烧纸钱”这种较为经济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精神愿望。

此外，烧纸钱之所以盛行，在柏桦看来还有一个原因是“纸钱推动了一种奢侈精神，允许发起一场无限制的仪式，他们可以在供奉过程中通过焚烧来彰显自己。”中国传统社会受训于儒家节俭的文化，国家一直有禁奢的传统。禁奢是割裂和区分个人社会阶层和官方阶序的主要形式，这尤其体现在礼仪和仪式场景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葬礼和建筑物的规制。《礼仪》就记载道：“淫祀无福”。唐宋以后，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群体日益富裕，他们对国家的这种强制性限制十分不满，“纸钱习俗成为解除”这一限制的重要手段，纸钱习俗成为对禁奢令的双重讽刺。一方面以纸钱作为祭品具备挥霍的精神，这一精神的实现也引发了现实社会中真实的花销；另一方面，焚烧纸钱这种行为，终究是在“烧纸”，在这种意义上，官方也无法将其定义为奢侈。“纸钱成为一般民众跟那些将各个阶层与一般民众区分的帝国秩序进行博弈时所下的越发重要的赌注”。

烧钱背后的“人性”和“社会性”

柏桦认为“烧纸钱”在中国丧葬仪式中扮演着必要角色，其背后具有符号的人性、社会性价值意义。有五种物品经常出现在祭祀仪式中：食物、香、蜡烛、纸钱、鞭炮。在烧钱的过程中，这五种物质会被升华为五种感官体验和知觉效果，包括食物到来的味觉、香带来的嗅觉、蜡烛带来的视觉、纸钱带来的触觉和鞭炮带来的听觉。每一种知觉都触发和指示着更高的感官秩序：食物代表了生命、香代表了欲望、蜡烛代表了时空、鞭炮代表了时空、纸钱代表了制作和准备中的劳作。这些更高级的感官直觉使宇宙的和有机的最终合并到一起，世俗物质也在火光和祷告中向“感知、给养和价值的宇宙神秘的意义提升”。而人类也通过烧钱这一仪式，把人置于世界万物之中，使用手来进行生产，通过对火的控制来升华俗物，最终借助于神灵最终实现自身的目的。在这一转化中，我们用“具有人类价值的、充满快乐初始价值和敬神价值意味的人造物”来供奉神鬼，这些人造物同时也造就了我们自身的人性。

在中国古代，“烧纸钱”这一行为虽然看似是一种个人行径，但其背后却与整个国家存在着物质上和教化上的双重关系。纸钱的制造与销售是一个商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转入流通而进入地方和区域的集市，再上行到帝国的征收、盘剥机构”形成了一个社会经济的“金钱纽带”。这种纽带关系促进了唐宋以来的市民文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让传统的封建统治者既爱又恨：一方面“烧钱”促进了王朝财政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封建统治以农为本的基础。除此之外，“烧钱”作为一种流行仪式，不仅反映了生产力，还反映了生产关系根植于常人生活世界的文化形态之中。通过“烧钱”，封建王朝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普通大众进行文明教化，并将其生活世界神秘化，即柏桦所说的“烧纸钱是大众参与到统治者们的帝国奉天承运的宇宙秩序的神秘与魅化过程中的与众方式”，体现了“国民财富性和仪式性的相互混合。”

柏桦在研究中认为“烧钱”这一过程包含着四种价值：“交换价值”、“符号价值”、“精神价值”、“使用价值”。这也是人们通过“纸钱”体现献祭、牺牲的过程。在中国封建王朝以前的夏商时代，献祭、牺牲主要是通过牺牲奴隶、战俘的生命来实现的。春秋战国之后，这种野蛮行为逐渐被使用木质或者陶制偶像来实现。到纸钱出现后，人类的劳动成为牺牲的另一种形式。“活儿”这一概念反映了体力的付出和工作的贡献，意味着“生活、生命、生计还有劳作”，从这种意义上讲，人以付出制作纸钱的“活儿”，向神鬼做出了献祭和牺牲。柏桦将这种“在传统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被占用、被剥削的劳动体现在各种仪式的实践中，更直观的表现为对统治生活世界的神灵的牺牲”，成为“神秘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纸钱通过燃烧，将它的“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转换为“精神价值”，这一系列的献祭行为最终实现纸钱的“使用价值”。

自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逐步走在了“实现资本密集型工业化”的道路上。欧美传统经验表明，经济现代化的目的是“促进公民社会和实现现实世界的发展、避免巫术和宗教的成分”。然而烧钱这一习俗却逐渐融入现代经济并出现了一些变化，其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纸钱的生产和经销已经变成现代经济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纸钱的外型、范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包含了对现代银行和政府债券的仿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纸钱习俗或多或少与中国历史形态的转型有着同步性。

正如柏桦所说：“纸钱是人类创造技艺的展现”，与近代欧洲强调人类本质的自然属性不同，“纸钱”更多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和“仁”的观念，而纸钱所传达的图像、文字信息以及其仪式行为所承载的中华文明因素也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进行重新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