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后，我成了小区“公敌”

   武汉音乐广播电台主播郝丹经历了两场治愈，一场是新冠肺炎，1月26日入住医院后，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照顾下，他与病毒打了场生死战；另一场是心理创伤，病愈回到家他受到了邻居的歧视，靠着小红书网友和心理专家的支持，他走出了抑郁的低谷。在郝丹看来，这两种“疾病”颇为相似，都没有疫苗，也没有特效药，需要依靠身体抵抗力和内心的强大来战胜。

  随着新冠肺炎康复者和隔离者回归社会，歧视和随之引起的心理创伤也越来越普遍。郝丹决定站出来，和心理专家一起在小红书平台和更多渠道进行科普和心理指导，“理解和沟通是化解歧视的唯一路径。”
 

2020年2月28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关于郝丹的一期节目《治愈回家的日子》。（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郝丹的自述：

痊愈隔离了19天后，我成了小区的“公敌”。

2月28日晚上7点40，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关于我的一期节目，讲述我新冠肺炎治愈后在小红书开直播传递正能量的故事。

晚上8点10分，节目结束。8点半，和我同住一栋楼的朋友发信息给我说，“咱们小区的群‘炸’了！”我过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炸群是因为我。因为信息同步不畅，小区居民们此前没得到我确诊、治愈和隔离的公示信息，因此质疑我“瞒报”，给大家带来了恐慌。

疫情下的武汉，一些人对病毒的恐惧和敏感就像蓄满水分的积雨云，社区通报的“无心之失”，将我卷入了一场偏见和歧视的“暴风雨”。原本被朋友和听众视为开导者的我，也因此陷入长时间的负面情绪。

上周日（3月22日）晚，在小红书平台组织的与心理专家直播连线中，我把胸中的块垒说给了心理专家。他告诉我，那些心怀恐惧和歧视的人，其实是需要我来帮助的人。

成为“幸运”的普通人

在感染新冠肺炎之前，我是个普通人；在感染新冠肺炎之后，我成了一个“幸运”的普通人。

我是大年初二（1月25日）夜里10点半因发高烧去湖北省荣军医院检查的，熬到夜里，选了一家二甲医院，就是希望避开人流，果然这家医院只有几十个人排队。当晚拍CT，排除其他可能，医生告诉我这是一种未知病毒肺炎。并且说第二天可能有床位，但我不一定能住进去。

第二天，我自己开车过去，一个人坐在车上，从中午等到下午。车子里很安静，我在等手机响起来，但是一直都不响。下午四点，医生告诉我有床位了，他带我去病房的时候，我哭了。当时就觉得，在海里漂着，有人递给你一根木头，你可以抓着它了。

我的住院经历听起来非常简单，但在当时的武汉，这几乎是“奇迹”般的运气了。我后来的病情很重，如果是迟入院或者晚入院，可能也就没有机会来讲自己的故事了。

郝丹（受访者供图）

湖北省荣军医院是一家二甲医院，生病前我都是去三甲大医院看病，不会来二甲医院。但住院时，看到这里的医生护士非常镇定自若，特别心安，感觉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他们，一定没错。

治疗过程，我印象最深的是，医生说这个病要靠你们自己的免疫力，没有特效药。他说“病毒跟你们打生死擂台，医院和医生给你们各种支持，但打赢还是要靠自己的拳头。”

我当时就心中萌发了一个想法：我要传播一些正面的情绪，把士气提起来，战斗力才能跟上。我把一个病房的室友拉了一个群叫“必胜小分队”，我说我们都这么年轻，未来要出来重聚。大家就逐渐被我感染了，病房的气氛也活跃起来。

1月30日下午两点，我退烧了。那一刻我觉得整个人从滚烫的沼泽泥浆中浮出来，可以透气了。尽管依然胸痛，呼吸困难，说话费力，就像火灾一样，一些地方依旧烟火缭绕，但原来的地方已经火势渐小，大火过后，灰烬之中，总还会再发新芽吧。

2月3日，医院通知我们确诊了新冠肺炎。对我们武汉人，确诊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从此我们是有身份的人了，是在数据上的人了；即便死了，我们也能够拥有自己的名字。那时在武汉，很多人没能和我们一样幸运。

住院期间的很多事情，在外人看来不算多么特殊，但对我们这些生死未卜的新冠肺炎患者，别人的一点善意就会放得很大。我刚入院那天没有订饭，护士们把自己的饭让给我们这些新来的病人，她们去吃泡面，我当时眼泪就要掉下来了。当时口罩很少，医护人员每天很勉强能匀给患者每人一个，没想到有大学同学得知我生病，寄来300个口罩，我那时就觉得“雪中送炭”这四个字太滚烫了。

2月10日，医生告诉我，可以出院了。我第一个想法是，我要赶快出去把位置腾出来，很多人等着这个床位。出院时，看到医疗费，14200元，都减免了，非常感动。

临别时我反复向医护人员道谢，主任说护士们很多单身的，因为我是主持人，我就说我来帮忙做专场的相亲会。我当时迫切想做一些事情，哪怕很小的事，来回报医护人员，回报关心过我的人，回报社会。

“心怀感恩，传递希望”，我默念着这两句话出了院。

郝丹在小红书的分享：疫情过后，你最想做的事情！（来源：小红书）

社区送菜小哥悄悄叮嘱我，最近别出门

出院后，我萌生一个念头，我要把自己的康复经历网上，传播正面的内容，帮助那些被感染的病人，消除恐惧，和那些跟我一样治愈出院的人一起康复心理。

刚好我看到小红书上的“武汉加油”活动，就咨询了一下，对方主动邀请我来做直播。于是出院第二天，我在小红书上做了一次直播，分享自己的康复过程。不少网友说，他们很受鼓舞，也有人说，本来心里很害怕，但看了我的直播，不焦虑了。还有一位连线的网友，了解到荣军医院物资紧缺，捐赠了3800个N95口罩和300套防护服。

郝丹在小红书上的分享。（来源：小红书）

我当时在家隔离，还在康复期，说话都有些喘，但我觉得做的这些事帮到了别人，就特别有干劲，心里也高兴。医院收到物资后，说解了他们燃眉之急，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们都没办法了。我复查时听到医生的这些话，脑子里蹦出了一句话：“世界真美好。”

因为这次直播，在我隔离期满的当天，央视来采访我。我是媒体人，从来没想过自己能上焦点访谈这样的知名栏目。我就是单纯觉得，除了感恩，如果别人看到了会觉得有用，或者受到一些鼓舞，那我愿意出来说。在采访中，我用了鲁迅的那句话，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但2月28日焦点访谈播出之后，却引发了意想不到的麻烦。我从生病到住院到确诊再到出院隔离，每个环节都把消息告知了社区。社区会向居民公布确诊人员信息，但因为我不是通过社区渠道安排的住院，社区根据流程没有公布我的信息。

节目播出后不到半小时，视频和截图就出现在社区几个三四百人的大群里，我朋友告诉我，小区的群“炸了”。我所在的一个群里有300多人，平时说话的人不多，但当晚几十个人在发言，情绪都很激动。大家质问我为什么社区没有公示过我的信息，是不是瞒报了。

邻居们情绪激动，社区工作人员也心理压力巨大，为了缓和大家的情绪，也帮社区缓解压力，我主动在群里回应，患病后自己没通过社区，自行联系医院住院，病愈出院，在家隔离满14天才出门，请大家不要惊慌。

本以为我的解释会得到理解，直到第二天早上，业主群讨论越来越激烈，质问、指责乃至谩骂刷了一屏又一屏。我们楼里的一个邻居帮我说了句话，被人骂得退群了。那天我下楼拿快递时，别栋的一个邻居认出我，说了一句话，“你怎么还住在我们小区啊？” 我那时候已经出院19天了，也去医院复查过，完全没有问题，怎么就没有资格住在自己的家里呢？

我很难受，当天就录了一段视频发在小红书上，我说，“病毒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恐惧、误解和谣言。”我并不是指责谁，而是讲一下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但有的邻居居然追到小红书上，在视频下留言，说我坑小区、坑邻居。

郝丹在小红书上的分享。（来源：小红书）

有个邻居说，我居家隔离给小区带来很大的风险，如果早知道我居家隔离，她就不会出门。但我出院时，居家隔离是武汉市的政策，我隔离快结束才出集中隔离的政策。而且，居家隔离期间我也严守规定，并不出门。

而社区此时也没有特别为我解释，只是在群里发公告说我的确诊病例“未经本社区上报”。这个说法模糊不清，反倒像是坐实了我“瞒报”，很快隔壁小区的朋友都听说我“瞒报”了。社区送菜的小哥悄悄叮嘱我说，小区居民情绪很大，最近几天别出门。

我，在病愈隔离19天后，变成了小区的“公敌”。

我没有料到，歧视猛于病毒

那几天，裹挟我的最主要的情绪不是生气，不是痛心，也不是委屈，而是不解。我没有伤害到任何人的利益，邻居们为何如此敌意？

有些人还曲解我的一些做法。社区通报的病例都是通过社区渠道就医的，我也不是不想通过社区去住院，但当时实在安排不上，刚好自己挂号住进了医院，说我运气爆棚也可以。但却有人说我“本事大”，可以住进医院。

听了挺让人难受的，我也是在发热门诊排了5个小时队，才做的检查。等待入院通知时，我在车里默默地盯着手机一个下午，并不知道它是否会响起。

连我接受焦点访谈，在小红书发一些正能量的内容，也被说成出风头，为博眼球黑小区。看到这些话，我都不知该怎么解释了。大部分新冠肺炎痊愈病人都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隐私，怕被人歧视，我直面镜头，就是希望把正向的情绪传递给更多人，让患者和恐惧的人都多一份鼓励。

那几天，心里的压力非常大，诸多情绪掺杂在一起，再加上对家人的担心，我陷入了焦虑和抑郁的情绪，晚上睡不着觉，各种想法纠缠在一起，理不出头绪。白天人很憔悴，也很易怒。

我偶然看了下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标准，基本上各条我都占了！我突然觉得有点荒谬，我经历了新冠肺炎重症，在死亡线上走了一圈，出院后我没有任何心理创伤，反而更觉得世界美好。但在这短短的几天，我却陷入了抑郁情绪的深坑，比住院时还难受，觉得整个世界都灰暗了。

我没有料到，歧视猛于病毒。

我的朋友们陆续得知了我的遭遇，一位朋友颇为义愤，他说，只要把我和社区全部沟通的聊天记录扔在群里，就足以证明我全程按规定上报信息，责任都在社区。还有朋友建议我把那些无端谩骂的对话截图挂在网上，让网友们评评理。这时，央视又来找我做直播连线，有朋友劝我不要参与这些对自己没什么好处的事情，别再去小红书发笔记，也别看朋友圈，把自己封闭起来，不看不想不惹麻烦。

央视新闻微博页面。（受访者供图）

虽然这些建议听起来对我自己更有利，但我不想这么做。我一直都在做，也希望继续做温暖更多人的事情。如果我因为这些挫折退缩了，那些我曾经帮助的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看到我这样销声匿迹，他们会对我，会对我做过的事产生怀疑吧！

我想了很久，人生不是说进就进，说退就退。这次退缩了，下次遇到类似情况我还会退缩，我永远都可以退，也许我的人生从此就改变了，也许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本来这个病得了之后，我重生了一次。结果后来发现我重生后变成了一个不再感恩，一心利己的人，那和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

尽管当时我觉得自己的处境很差，但如果因此变成一个冷漠自私的人，才是最坏的结果吧。

他们恐惧的不是痊愈者，而是病毒

3月9号下午四点半，小区群里终于发了通告，澄清我从从发病、到就诊，从住院到出院到复查，每个环节均上报社区，并向我致歉。通告发出的那一刻，我觉得小区的邻居应该会理解我了。但曾经攻击我、诋毁我的人，没有一个再回应此事。

这一连串由社区的失误引发的歧视，算是告一段落。我的故事虽然有了定论，但更多和我有类似遭遇的人，仍处于困惑和无助之中。

因为经常在小红书分享我的经历和想法，有不少在疫情中受到歧视的人私信我求助，有些是和我一样的新冠肺炎痊愈者，害怕邻居的歧视；有很多甚至是医护人员，有个护士和我说，她只不过下楼扔了垃圾，就被邻居举报，要求她离开小区居住。小红书上一个网友是武汉同济医院的医生，叫“牛牛妈妈”，她在笔记里讲过一件事，一位路人得知她是医生时嫌恶地说，“你为什么从医院出来，身上都是病毒！”

还有很多在外地的湖北人，也非常苦恼，哪怕春节没有回老家，因为湖北的身份证号，走到哪里都被人躲着或是敌视。一位到海南度假的湖北人，隔离14天出家门，发现停在路边的车被洒上了垃圾，只因为车牌是鄂A，一时间他不知道该去找邻居和物业沟通还是默默忍受。大家共同的困惑是，“心里很难过，压力也很大，却不知道该怎么做。”

于是，当小红书发起心理援助的公益直播时，我第一时间就报名参加了。

3月24日，周日的晚上，我和中科院心理所心理教练首席专家史占彪教授连线，我向史教授提了个问题，很多新冠肺炎的治愈者，疑似者，现在陆续出院或者解除隔离，他们该如何面对周围人的恐惧和歧视，更顺利地融入社会？

郝丹在小红书上与史占彪教授的直播连线。（来源：小红书）

史教授说，首先要理解周围人的恐惧，他们恐惧的不是痊愈者和回归者，而是病毒。除了个别极端情绪的人，对于大多数持恐惧和歧视态度的人，还要尝试多交流，在理解的基础上帮助对方更好地解开心结。

直播过程中，许多人留言写了很长一段话，给我打气。比起由购入房产而组成的现实社区，由志趣相投组成的虚拟社区，给我提供了更多精神支持。这场直播，让我和史教授还有小红书的网友们聊的很顺畅，随着最初拘谨的消失，我放松了心态，讲了许多真实的感受。

临近结束，史教授提醒我和直播间的观众们，虽然他给了非常明确的解决方案，大家在线上也很一致表达了对歧视的不妥协，然而在现实中，被歧视者与歧视方的沟通并不容易，很多人会心怀顾虑。只有当从内心深处强大起来，坦诚、自然地去表达，就会带动更多良性互动。

直播结束后，我在窗前站了很久，因为疫情封闭管理，对面楼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亮着灯。我在这里生活了七年，小区业主多是年轻夫妇，孩子多，跟着过来照顾的老人也多，特别有生活气息。大家见到老人都会搭把手，关系好的邻居还会相互帮忙送孩子上辅导班。

我对自己说，既然留恋这里的人间烟火气，就再多一些理解，再多一些沟通吧。

（专题）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