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外交50年

文物展览未来一定还会发展

因为文物交流始终是最能感染人的

就像50年前中国用“文物外交”感染世界民众一样

 

 

 

1980年4月至1981年9月，“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5个博物馆展出。1979年6月，中美工作人员在故宫武英殿进行展品点交。

 

 

文物外交50年

记者/鲍安琪

发于2021.7.19总第1004期《中国新闻周刊》

 

“习总书记最近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平视世界’。这我们太有感触了！”文物外展专家、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原副主任杨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71年，尚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开始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在此过程中成立了“出国文物展览工作室”，即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前身。从那时起，中国“文物外交”已走过了50年。

 

王立梅1972年进入故宫专为接待外宾而成立的导引组，1978年进入国家文物局外事处，担任外事办公室主任多年，被同事戏称为“七朝元老”，近50年来阅尽了中国文物外事工作的风风雨雨。

 

王立梅说，搞文物展览就好像在导演一场戏，首先要明确主题，再确定用哪些“文物演员”来说明主题。展览要像一首交响乐，有序曲，有高潮，更要有让人回味无穷的结尾。

 

70年代的出土文物展

 

文物外交缘起于1971年7月在故宫慈宁宫举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部分出土文物展览”。展览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夕开幕，是周恩来打出的一张文物牌。

 

这年12月4日，当时的国务院图博口负责人、后被任命为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来到故宫武英殿，对出国展筹备组全体工作人员作动员。

 

他说，外宾看了在故宫举行的出土文物展后反应很强烈。日本方面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出土文物展览去日本，周恩来没有同意，说等反华的佐藤内阁倒台后再说。法国议会代表团等也提出这样的请求，周恩来同意了，说戴高乐政府对中国很友好，文物展览我们可以去，而且要去就去真的，去复制品没什么意思。

 

 

1973年8月13日，周恩来总理致信余湛、王冶秋，提出出国文物展览可设想两个方案的意见。（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

 

 

王冶秋还说，要把展览搞好，驳斥帝国主义分子污蔑中国人破坏文物的谬论。有人提出应向外国人收门票费，王冶秋说，我们这次是“文物外交”，要从政治角度考虑，不收门票费。

 

为筹备这次展览，从全国各地调来文物精品和文博界的精兵强将。下放甘肃的“摘帽右派”、古建专家傅熹年也被借调回京协助画图。

 

他记得，自己花力气最大的是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外观复原渲染图。画正式的大图前，他先画了四幅小稿，分别是万里无云、蓝天白云、阴天多云和乌云密布四种不同的天气场景，让领导挑选。他担心如果把古代建筑画得太好看了，会有宣传封建的嫌疑，因此向领导建议的是“重晦”（乌云密布）那张。领导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胆子也太小了，咱们是给外国人看，当然要让他们看我们光明的、最好的一面。这样一来，最终选择了蓝天白云那一幅。

 

展览第一站为法国，第二站为英国，共有文物493件、复制品27件、辅助展品135件。考虑到是去西方国家展览，挑选的标准偏重于艺术性。展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和王后窦绾的金缕玉衣和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刚出土不久的“马踏飞燕”等。

 

 

在英国展出的中国出土文物“马踏飞燕”。

 

 

外经贸部部长方毅、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余湛以及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吴庆彤对展览作了最后的审查。大家提出，要去就要准备有损失，但是要尽量让英法政府多承担安全责任。

 

英法两国与中国达成政府间协议后，都由民间组织出面承办，法方为法国艺术行动委员会，英方为中国展览委员会。两国都派出专家来京看展品、谈协议。

 

看展品时，曾任法国驻中国使馆文化参赞的专家埃利塞夫对河南出土的一件商代青釉大口尊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瓷器应为瓷胎，具有一定透明度、不吸水，因此认为这不是瓷器而是陶器，中方专家宿白、史树青和耿宝昌等与之争执不下。最后还是郭沫若想出一个新的概念，说这是“原始瓷”，埃利塞夫也认可了这个说法。

 

1973年4月的一天，耿宝昌正在忙于文物装运工作，突然被王冶秋找去谈话，让他收拾一下，明天就随运送文物的英国专机出发，先去法国（英法两家是交叉运输的）。王冶秋还送了他四个字：人在物在。

 

5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首站在巴黎市美术馆小宫殿开幕。就在开幕式前，代表团成员宿白突然发现，展场里及图录上的中国地图是以麦克马洪线为中印边界的。中方立刻交涉，提出如果不撤下地图今天就不开门，双方僵持了很久，最后法方作出了让步。

 

 

1973年5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在第一展地法国巴黎开幕。

 

 

展览持续了4个月，观众达36.5万。展览结束后，耿宝昌等3名随展组成员由法赴英，在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开始了第二站展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首相希思都参观了展览。

 

 

1973年11月8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中国驻英国大使宋之光等陪同下参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

 

 

之后展品又转道北美，赴加拿大和美国展出。在美国的展览历时8个多月，观众达180万人，是这轮展览中规模最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分为两套展品，一套赴欧美，另一套在中日恢复邦交后赴日本展出。整个展览辗转15个国家和地区，一直持续到1978年。

 

“钱多到自己都觉得有点可笑”

 

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大潮涌来，“举国体制”的文物外交模式难以为继了。

 

1979年，国家文物局向国务院打了一个请示报告。报告说，出国文物展观众不完全统计达八百万人次以上，在对外宣传和发展友好关系上起了积极作用，但花费也很大，筹备一次展览一般需要人民币四五万元，如要承担国际运费，则要三四十万元。报告建议，今后应以组织收费的出国文物展为主，以适应国家现代化的需要，为国家赚取外汇。

 

报告经胡耀邦批示后，国务院批复同意。“出国文物展览工作室”改为“中国对外文物展览公司”，此后机构几经变动，1992年改名为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也即现名（以下简称为“交流中心”）。

 

杨阳和赵古山1982年、1985年分别从北大考古系毕业，来到这个“墙外开花墙外香”的单位工作。

 

办公地点在故宫武英殿。赵古山记得，到后的第一项工作是拔草。砖缝里长满野草，那时单位人少，每人包一片地，下一场雨就要拔一次草，准确说是用一种小镰刀割草。“太累了，痛苦的记忆！我不去考古所就是因为蹲不下去，结果到了这还得蹲着割草，而且特别晒。”

 

筹办一个外展，首先要将文物从全国调运到北京。早期包装材料奇缺，文物部门经费又少，各地送文物来京时只能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有用棉花纸的，甚至有用卫生纸和毛巾被的。金缕玉衣拆成了好几部分，分别用毛巾被包着，工作人员有的扛身子有的扛胳膊腿儿送来。县博物馆条件更差，有的就用稻草包。

 

那时没有叉车等运输工具，有的大型文物装箱后重达200多公斤，只能在下面垫上钢管，滚一段，再把钢管往前移。兵马俑一匹陶马加上外箱重达600多公斤，8个人都抬不动，只能把外箱拆了，只剩一匹马再加上固定陶马的架子，400来公斤，8个人就能抬了。这个过程吃力又危险。

 

文物展览必须服从于外交大局。出国办展时，要向当地中国大使馆汇报工作。

 

1986年，杨阳去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了“华夏瑰宝展”的随展工作，代表团团长是时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余湛。汇报必须在大使馆的保密室里进行，展览内容本身并不一定涉密，但使馆跟国内有电报往来，如果内容被窃听，电报密码就有可能遭破译。

 

1988年7月，赵古山第一次出国，去日本参加“敦煌·西夏王国展”。展览是日方策划的，为的是配合当时在日本热播的、根据井上靖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敦煌》。

 

八九十年代，日本一直是举办中国文物展最活跃的国家。日本的策展机制与众不同，居于中心位置的是新闻机构的文化事业部。他们筹到款项后，找一家博物馆承办，找一位学者策划，找一家运输公司承运，找一个保险公司承保，然后来找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对接。

 

双方谈妥后，由国家文物局出具介绍信，交流中心工作人员陪同日本客户去甘肃、内蒙古、宁夏等地博物馆挑选西夏时期的文物。

 

那时，地方博物馆的积极性都很高，一是有预算外借展费收入（通常是与交流中心二八分账，地方占八），二是有机会派出随展人员出国。

 

赵古山回忆，那次去日本办展是“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本最有钱的时候，“钱多到日本人自己都觉得有点可笑”。展览门票为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60元，比他一个月的工资还多，但日本人非常踊跃，排队买票看展。

 

“我觉得那时候日本人的心态是俯视我们的。”赵古山说。但不能不承认，日本人做事非常认真，设备更是非常先进。那时候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之大，给他的震撼是巨大的。

 

他感叹，文物交流中心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在中国还没有全面对外开放的时候已经率先跟国外打交道了。

 

那时中方不知道如何上保险，如何跟外方签协议，早期跟外方的协定都是由外方上保险，如果损坏由保险公司赔偿。中心原来与国内博物馆之间的文物点交也很简单，签个字就可以了。而与外方之间点交文物，文物的现状、有无裂纹和磨损、是否维修过等等，都要详细记录。

 

赵古山说，他们在办外展的过程中边干边学，学到手之后再运用于国内流程中，相当于把相关博物馆和运输部门都“培训”了一遍。然后，随着改革开放，各省都单干起来，专门的文物运输公司也成立起来。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资料册，通过图片直观地总结了文物包装的方法、流程和要求。

 

 

“所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些变化，我都是亲历者。”现为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的赵古山笑说。

 

 

三星堆博物馆的应运而生

 

三星堆博物馆就是在文物外展中发展起来的一个大赢家。

 

1993年春节过后，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赵殿增例行去国家文物局汇报。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副处长王立梅告诉他，有个事需要四川参与、支持。

 

当时中国第一次申办奥运会，5个申办城市要在国际奥委会所在地瑞士洛桑举办一个文物展。中国挑选了9件文物，其中包括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纵目面具。

 

经争取，赵殿增得以作为随展组人员第一次走出国门。这也是三星堆文物第一次出国展览。文物由北京来的专门文物包装运输团队全程负责，考古所只需当面点交即可。

 

展览于1993年6月在瑞士洛桑新落成的奥林匹克博物馆举办。中国参展文物包括乾隆龙袍、明代皇后凤冠、中山靖王王后窦绾的金缕玉衣等，都是顶级国宝。赵殿增感叹，中国那次真是拼了。

 

赵殿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出国后人的见识真的不一样了。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奥林匹克博物馆完全是现代化博物馆，但又是开放自由的。就像卢浮宫里的雕塑一样，文物摆放在那里，没有玻璃遮挡，参观的人好像可以融进文物里。

 

从那之后，欧洲各国频频与中方联系，要求三星堆珍宝赴欧洲展出，三星堆名声大噪。

 

三星堆博物馆创始馆长肖先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90年时他任四川省广汉市文化旅游局长，为了筹建三星堆博物馆，多次去北京跑部委，争取建馆资金。当时国家财政困难，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告诉他，国家文物局一年最多只能拨款10万元。而这对于建馆所需资金无异于杯水车薪。

 

文物局钱少，但是张德勤思想解放。当时三星堆祭祀坑考古报告还未出，按规定文物是不可出国展览的，张德勤却破例牵线搭桥，1995年日本朝日新闻社前来四川省文物局接洽。

 

根据协议，日方支付四川省文物局1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800万元），全部用于三星堆博物馆建设。肖先进说，当时四川到处筹措资金只筹到200来万元，这笔资金给了他们很大的底气和信心。

 

没想到，展览前却发生了一件大事故。日方团队来四川考古研究所给展出文物拍照，在拍摄一级文物“大玉璋”时，摄影师翻面时不慎将之摔破。

 

时任四川文物局局长梁旭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晚他紧急向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1996年接任）汇报，初步确定索赔3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00多万元）。

 

朝日新闻社副社长专程赶来成都。双方最后达成协议，日方赔偿3000万日元，还向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赠送了两台汽车用于野外考古。赔偿的资金全部用于三星堆博物馆建设。

 

时隔一天，考古所文物修复技师杨晓邬便用环氧树脂将玉璋修复了。

 

1998年4月至12月，“中国5000年之谜——神奇的面具王国”巡回展览先后在东京、京都、广岛和福冈开幕。这是三星堆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外展览，展出了200余件文物，包括2号神树、大立人、金杖、金面具等。观众达32万余人，平成天皇夫妇也参观了展览。

 

这期间，梁旭仲等慕名前往京都的文物保护研究所考察，后与之签订了合作协议。

 

他说，文物外展给了文博从业者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过去文物展览只有“死”文物，到国外发现几乎每个博物馆都卖文创产品，以挖掘文物的附加值。从那以后，四川省博物馆就有以三星堆文物为主题的“摇钱树”摆件售卖了，算是最早的文创产品。

 

此外，随展人员每天除吃住行之外还有50美元补贴，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收入了。90年代实行房改，买一套福利房需要几千块钱，很多人拿不出来，出去一个月这钱就有了。

 

1999年3月，三星堆文物又赴台湾展出。展览以“三星堆传奇——华夏古文明的探索”为主题，这是祖国大陆文物首次在台北故宫博院展出。

 

连战、马英九、许倬云等出席了开幕式。按照规定，有台湾官员出席的场合大陆人员需要回避，因此后来想找开幕式的照片，一时竟没能找到。

 

梁旭仲说，这次展览客观上宣传了“一国两制”。以前的外宣可能比较生硬，但是文物不同，它生动、具体，容易打动观众，能拉近两岸的距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也说：“想不到这次文物大展，为台湾大众带来如此丰厚的文化餐宴。”

 

 

2000年，“中国国宝展”及“世界四大文明系列展——中国文明展”在日本展出。展览工作组在日本点交“中国国宝展”文物。

 

 

一次标杆性大展

 

1998年先后在美国和西班牙举行的“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可谓90年代外展高潮中一次标杆性展览。

 

 

1995年，美国所罗门·古根海姆博物馆馆长托马斯·克伦斯访华，正式向中国文化部提出在纽约举办中国古代和现代艺术展的请求。这年3月，中方派出谈判组，赴纽约与古根海姆博物馆协商谈判。

 

古根海姆博物馆是现代艺术馆，馆内没有研究古代艺术的专家，因此特别邀请了资深亚洲艺术学者、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原馆长李雪曼担任展览顾问。

 

在谈判桌上，时任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副处长的王立梅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汉学家。她注意到，其他参加谈判的美国人对他都是恭敬有加。

 

李雪曼首先介绍了自己的方案。展览采取对比的方式，一边是商代帝王的用品，一边是奴隶的用具；一边是周王的青铜器，一边是平民的普通陶器。宫廷绘画和民间作品也交叉展出。

 

听着这个方案，王立梅觉得就像“文化大革命”中的忆苦思甜，而且有一半展品是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生活用品，肯定会成为缺乏亮点的平庸展览。

 

就在前一年，台湾“中华瑰宝展”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馆和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开展，展出了台北故宫收藏的450件文物，其中仅宋元绘画就有150多件。台湾当局还出资300万美元资助这次展出。

 

摆在谈判组面前的是，如果大陆策划的这次展览不如台湾的影响大，那不仅是展览的失败，更是政治上的失误。因此，王立梅一边听一边想着如何驳倒对方，而且要让他们心服口服。

 

她抓住李雪曼不了解中国出土文物的特点开始发言。她说，中国文明史好比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李先生这个方案只能代表局部枝叶，对全面展示中国艺术是很不够的。而且这次展览一定要不同于近在咫尺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中华瑰宝展”，要凸显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也就是突出近年来的出土文物，这也是台湾展览的短板。

 

她一口气讲了40多分钟，对方听得频频点头，连李雪曼也表示这个想法很好，自己的方案确实需要改进。最终，美方同意了中方的意见，据此提出了展品初选目录。

 

国家文物局组织了由顶级专家组成的顾问小组，对初选目录进行了严格审核。

 

美方提出要河北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这件文物造型奇特，巧夺天工，但它做工实在太精细了，极容易损坏，因此中方将它从目录中撤了下来。

 

李雪曼对中国古代绘画情有独钟，开列了宋人摹阎立本《步辇图》卷、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等名家作品。当时规定凡属孤品的一级文物以及宋元以前书画不能出国展出，但是考虑到台湾赴美展中有150多件宋元作品，因此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决定提供五幅宋元绘画以及多幅明清书画参展。这是中方在外展中第一次借展宋元绘画。

 

最后确定的展品目录总数为250件，一级品达50％。外展文物数量超过120件，一级品超过20％，文物局要上报国务院。最后，由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铁映和钱其琛五位领导人作了批示。

 

展览分为古代和现当代两部分，当时刚提为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的杨阳担任了第一随展组（古代部分）组长。

 

展品来自全国12个省市。杨阳等参考台湾赴美展的保险估价，并与国际市场上的中国文物价格进行比较后，大幅度提高了各省的保险估价。有一件元代开光镂空釉里红青花盖罐，全世界一共只有两件，估价800万美元，当时已经是天价了。

 

最后展品的总保险估价定为3亿美元，是有史以来中国文物外展保险估价最高的一次。因为保险估价太高，美方向国会下属的艺术品委员会申请了政府担保。

 

1998年2月4日，“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在纽约正式开幕。文化部部长刘忠德、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开幕式，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美国政界要员也参加了开幕活动。由于要求参加的名流太多，仅开幕活动就举办了三天。

 

开幕当天，古根海姆博物馆布置得美轮美奂。大厅四面垂挂着青、白、黑、红四个中文条幅，上面用草书写着曹植《神龟赋》中的四句：“苍龙虬于东岳，白虎啸于西冈，玄武集于寒门，朱雀栖于南乡。”每张桌子中间都摆着一个硕大的花瓶，里面插着西府海棠，春意盎然。中国古代艺术品陈列在每层展厅和螺旋走廊上，在精心布置的背景和灯光下显得神秘而华美，荡漾着一种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展览持续了4个月，参观人数达45万人次，超过了台湾“中华瑰宝展”4个月在纽约的参观人数。正如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所说，1998年中美文化交流有两大热点，在中国是放映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在美国是举办中国五千年文明展。

 

展览于6月闭幕，成为克林顿访华的预热。当月，克林顿率领1200人的庞大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对江泽民1997年访美的回访，标志着中美关系走出了低谷。白岩松充满希望地评论：对于中美这两个国家来说，面对面永远要好过背对背。

 

随后，展品又赴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海外分馆展出，同样取得成功。文物在当年秋天毫发无损地回到北京，取得了两个一百万的成绩：观众突破100万人次，收入突破100万美元。

 

 

1998年6月18日至10月22日，“中华五千年文明艺术展”在西班牙毕尔巴鄂市海外分馆举行。图为展览图录。

 

 

由于这次展览的轰动效应，美国各地博物馆纷纷提出举办中国文物展的申请。1999年至2005年间，中国在美国各地举办了“中国考古黄金时代展”“中国古代青铜乐器展”“千古遗珍——四川三星堆文物展”“丝绸之路展”“西藏珍宝展”“走向盛唐展”等一系列展览。

 

王立梅说，一个成功的文物展有这样的影响力是人们始料未及的，国内有关领导也更加认识到文物展在外宣中的巨大潜力，对此更加重视了。

 

文物安全与外展规范

 

文物安全问题一向是外展的重中之重。杨阳说，他提为交流中心副主任的时候，国家文物局党组开会让他去表态，他说就八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尽管如此，文物还是不可能完全避免出问题。

 

1983年在澳大利亚举办“中国秦代兵马俑展”时，由于澳方工作人员擅自将原来的平放陈列改成立体陈列，支撑的钉子滑动，秦代青铜剑从25厘米的高度掉下来，断裂成了两截。

 

国家文物局派王立梅和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于坚去澳大利亚解决文物赔偿问题。谈判开始，澳内政部官员先声夺人，说这把秦青铜剑是修复过再断裂的，否则两千多年的青铜剑怎么可能保存得这么好？提出要用X光检测。

 

王立梅等来前已做了充分准备，调看了这把青铜剑的原始材料。秦始皇陵陪葬坑出土的青铜剑一共六把，都是完好无缺的，且都是秦代军队实际使用的兵器，并不是陪葬用的冥器。因此中方同意用X光测试。

 

第二天，澳方实验室给出了测试图样。测试清楚地表明，青铜剑上只有这一处断痕，系澳方全责无疑。

 

这把青铜剑的估价是200万人民币，但属于可以修复，按协议可修复文物的赔偿不超过估价的50％。王立梅等出发之前，有关领导从两国友好关系出发，提出赔偿不低于15％就可以接受。经过谈判，澳方最终同意向中方赔偿25％，即50万人民币。

 

如果说这次事故责任全在于外方，那1996年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举办的“中国丝绸之路展”的事故责任就没那么容易分清了。

 

1997年2月文物运回北京后，点交文物时，发现一件唐三彩骆驼的四条腿断裂了。这四条腿全都是从原修复粘接处断裂的，说明在运输途中受到了震动。检查包装箱后发现，主要原因是包装不当。这次展览的承运商是德国汉森，但文物的包装是我方人员负责的。

 

为了加强文物包装工作，当年在北京召开全国文物外事工作会议时，国家文物局专门邀请专家进行了现场文物包装示范。

 

专家分别包装了几件有耳有角、不规则的文物。他们用绵纸、海绵将文物层层包裹起来，装进量体裁衣定做的木箱。木箱四周垫有海绵，与文物严丝合缝。最后再将箱子放进同样垫有海绵的外包装箱，内外两个箱子合成一体。这样的包装，就是遇到较大的震动也不会使文物破损。

 

担任演示的其中一位专家来自汤毅嵩创建的专业文物包装运输公司——华协国际珍品货运服务有限公司。

 

汤毅嵩原是国家计委下属华辉国际工程服务公司副总经理。1990年公司承担了将上海历史博物馆的一个佛头石雕像运到西班牙的任务，他开始意识到，文物运输行业在中国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在他的力推下，当年公司专门成立了文物运输部。

 

但业务开展并不顺利。出于文物安全考虑，外方博物馆常指定国际知名文物运输公司承运，起码得是“国际艺术品运输协会”的会员公司，而要取得会员资格，殊非易事。

 

为了便于申请协会资质，1996年汤毅嵩发起成立了华协国际珍品货运服务有限公司。当时国家开始大力扶持文化产业，国家计委当作特殊项目批准了华协的成立。公司挂靠在对外经贸部下面，名称被批准可以带“华”字。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华协是中国唯一一家专业的文物和艺术品运输公司。

 

公司成立后，汤毅嵩组织人员去德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参加协会理事公司的培训。培训费约为每人1000美元，食宿交通自理。

 

汤毅嵩自己参加了美国masterpiece公司的培训。“不让你上手包装，只能给人搬材料，打杂，干‘苦力活’，边干边学。”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这期间，他第一次见到了无酸纸。无酸纸不含酸性成分，包青铜器不会对脆弱的文物表面造成腐蚀。他还见识了各种专用机械设备：可以向各个方向伸展的机械手、搭载超薄而稳固钢板的运输设备、能控温控湿的库房等等。

 

相比运输，文物的包装是更核心的技术。不少发达国家都有艺术品运输公司，但在包装上基本是德国汉森和日本日通的天下。

 

德、日的包装技术各擅胜场。欧洲文物以油画、雕塑为主，体积较大，整体较为坚硬，因此德国公司主要采取“立式包装”，如何找准文物受力点、给予文物结构上的支撑保护是其核心技术。日本有很多与中国类似的文物，如木质佛造像、瓷器、玉器等，皆精巧脆弱。汤毅嵩等人从日本公司学到的主要技术是“缠绕”。

 

交足了学费后，汤毅嵩的团队逐渐研究出了一整套“中西结合”的包装运输办法。

 

故宫文物中有一些精巧细致的珠宝盆景，金子做的花枝颤颤巍巍，需要将一种特定宣纸揉成小纸团，填充到包装盒的空隙中。

 

青铜器乍看很结实，实际上十分脆弱，很多青铜器表层已风化，甚至薄到透光，稍微用力就会脱落。加之我国不少青铜器是六七十年代的出土文物，出土后修复使用的粘接材料比较落后，也给文物搬运带来困难。运输时要注意将青铜马的头部朝向机头，以减少飞机颠簸造成的损伤。

 

1998年，华协公司终于成为“国际艺术品运输协会”会员。一开始有的主办方不愿给业务，他们就运用体制优势，“强行拼命抢过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在市场上立住了脚，在很多国家建立了代理。

 

1998年的三星堆文物赴日展也是华协承运的。神树的包装是最见功夫的。他们在杨晓邬的全程指导下，将2号神树从修复处拆成两段，在其精巧的枝叶上塞填充物，整体用无酸纸缠绕后立式装箱，在特定位置再加强箱内固定。

 

汤毅嵩说，公司从成立起就开始与保险公司谈文物和艺术品的保险条款。没有成法可依，每次投保都属于“特事特办”。到2000年以后，才基本谈出了一些固定条款，但到现在还不算完善。

 

2001年7月，中国首个《出国（境）文物展品包装工作规范》国家标准发布。汤毅嵩是这个工作规范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他直言，该标准有很大进步，不过可完善空间还很大。他说，物流行业管理协会主管大宗货物，工商局认为文物移动属文物系统的管理范畴，而文物系统则认为文物运输应归在运输体系里管理，因此文物移动行业成了“三不管”地界，各公司之间时常低价竞争，“还讲什么规矩呢”。

 

90年代是文物外展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乱象丛生的时代。

 

王立梅说，当时各地办出国文展的积极性都很高，通常是外方直接去地方谈展览，谈好后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地方为了办外展都愿意把好东西拿出来，对外方往往有求必应，有时甚至可能突破底线，例如把一级文物报成二级文物以规避管理。

 

国家文物局多次组织专家讨论后，于2002年1月印发《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以前曾出国展览的河北中山靖王刘胜金缕玉衣、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大玉璋等64件（组）珍贵文物都在这个名单上，被永久性禁止出国了。

 

2012年、2013年又先后颁布了第二批和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文物外展的规则逐渐成熟。

 

50年来，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在近60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约300个文物展览，图为其中部分参展地点。

 

 

文物外交新局待破

 

杨阳回忆，起初规定地方不能跨省筹办出境展，两个省以上的要通过文物交流中心。90年代乱了，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礼崩乐坏”。

 

2004年，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在一度并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后重建，杨阳参与主持了重建工作。他提了两点要求：第一，凡是跨省合办的展览由交流中心负责筹办；第二，全国外展申报材料须由交流中心初审。

 

但这两条都没有坚持多久。上海、陕西等文物大省相继成立了文物交流中心，文物外展市场逐渐放开。

 

而更大的变化是，“入境展”的风头开始盖过“出境展”。

 

赵古山回忆，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中国开始举办外国文物来华展。到2016年前后，来华展逐渐占据了C位。因为老百姓有钱了，博物馆也有一部分经费可以引进国外展览，因此国内需求旺盛，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入超”。

 

今年已是赵古山在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工作的第36个年头。他看着这里从国家全额拨款单位，变成差补单位，再到自收自支单位，现在的要求则是回归“公益二类”，即国家拨基本经费，自己再通过经营去补足其余部分。

 

现在已是交流中心副主任的赵古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国外对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很熟悉了，一些人对中国还存有很多偏见，一些学者对中国的“断代工程”“中华文物探源工程”等说三道四，缺乏动力邀请中国去办展。另外现在国外经济普遍不景气，也没这部分经费邀请中国去办展，而国内财政也在收紧，因此交流中心现在面临很大的困难。

 

2019年，为配合“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交流中心和国博共同承办了“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很多国家都提出很高的筹展费要价，还要人员随展等等，跟我们当年是一样的。现在翻过来了。这都可以理解。”赵古山说。

 

交流中心跟国外大博物院依然保持着长期合作，如每隔4年去东京国立博物馆、每隔6年去大英博物馆、每隔7年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办一次展览。对方也给筹展费，跟30年前给的钱一样，都是300万人民币左右。“我那时的工资才50多，现在都1万多了。”赵古山感叹。

 

他觉得，现在最需要的是有人踏踏实实静下心来，把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向国外展示，向国外介绍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而现在还有些像小农经济似的，一家一户形不成品牌和拳头产品。

 

“大三国志展”于2008年赴日展出。

 

杨阳说，干文物交流这行，应该秉持友好立场。任何文明要互鉴，你对人家要有一种友好的意识，要少说难听话，相骂、打架甚至绝交了，还做什么文物交流呢？

 

杨阳记得，纽约大都会博物馆2010年策划办一个元代文物展，原本起的名字叫“蒙元大展”。他陪美方策展人去拜访宿白，宿白说，“蒙元大展”这个名字不能起，蒙元帝国版图横跨欧亚，这个名字在国际上用不合适。美方提出改名为“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宿白说也不行，忽必烈也可能被当作侵略者形象，再加上“世界”，更加不妥。后来展览在国家文物局报批时，名字叫“元代艺术展”。但展览时美方使用的英文名称依然带上了“忽必烈”，现在称那次展览一般叫“忽必烈的时代——中国元代艺术展”。

 

去年，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与法国一家博物馆协商举办一个展览，起名叫“成吉思汗展”。杨阳当时提出，这名字肯定不行，因为成吉思汗的名字在国外比较敏感，尤其现在中国崛起，这方面就更要注意。

 

汤毅嵩说，华协的业务从2005年到2015年逐渐上升，在2015年达到峰值，之后受国际经济影响回落。近六七年来，海外市场萎缩，传统文物外展模式少了，甚至还有中方出钱去国外办展的情况。而在来华展方面，引进一个文物展往往也不如引进一个当代艺术展对年轻人更有吸引力。

 

但他依然十分看好未来的文物展览市场。他感到，本届政府对文物的重视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他相信，在现在的国际关系形势下，文物展览未来一定还会发展，因为文物交流始终是最感染人的，就像50年前中国用“文物外交”感染世界民众一样。

 

王立梅也相信，文物交流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文化交流代替不了的。

 

1982年她第一次出国，去比利时参加“中国古代艺术珍宝展”随展工作。一天涌进来一群小学生，老师在纸上画出兵马俑的轮廓，让孩子们绘出心目中的图案，有的孩子画了几朵小花，有的画了一只小牛，老师随即请王立梅为大家解释兵马俑的来历和其上的图案。她觉得，这特殊的一课多少会留在这些孩子们心底，他们知道中华民族创造了这么丰富灿烂的古代文明，最起码知道这个民族是爱好和平的，就不会轻易敌视中国。

 

她退休后担任世界艺术馆馆长，思考得最多的也是如何将更多的人尤其是孩子们吸引进博物馆，看世界艺术精粹。她说，要让孩子们从小就接触、吸收世界多元文化，因为，是文化决定我们的眼界与思想，这是一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