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期撰写的部分调查报告

　　上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专列上召开调研座谈会

　　编者按：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毛泽东同志不仅留下“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至理名言，而且带头深入一线搞调查研究，并亲手写就了大量不朽的调查报告。本刊今天特邀请专家详细介绍毛泽东早期开展调查研究的情况，回顾和学习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和理论总结，以期对我们今天更好地继承和弘扬这一传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提供借鉴和启示。

　　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他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一切工作的基础，而且把调查研究当作各级干部必须练就的基本功。毛泽东本人就是调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他在极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亲自做过无数次深入细致的调查。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他就在农村专门做过十几个系统的调查。这里，我们仅从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的几个调查报告，探寻这位历史伟人是如何进行调查研究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调查研究的理论思考和总结。

　　毛泽东早期做了大量的调查，写下了许多调查报告

　　对早期在严酷革命战争环境下所做过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及形成的调查报告，毛泽东有着极为深刻的记忆。但由于条件和环境恶劣，一些调查报告损失了，毛泽东曾痛心地说：“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除了已经痛失的“永久也不会忘记的”调查报告以外，一些有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保留了下来，其中仅大革命时期至少有七篇调查报告得以保留，后来收入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分别是：《中国佃农生活举例》（1926年）、《寻乌调查》（1930年5月）、《兴国调查》（1930年10月）、《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

　　从这些调查活动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凡作调查，目的都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调查期间都是亲自做记录，结束后又亲手撰写调查报告。他认为：“要自己当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

　　《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毛泽东最早的一篇比较完整的调查报告。这次调查是毛泽东在1926年做的，主要是了解佃农生活的整体状况。这份调查报告后来被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教材，为从事农民运动的人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寻乌调查》，记录了毛泽东早期“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活动，主要是了解城镇商业。毛泽东说在这之前“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自开始从事调查研究活动以来，他认为：“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

　　《兴国调查》，使毛泽东开始有了“农村的基础概念”。了解中国农村，历来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重点。因此他在江西的兴国县永丰区农村作了一次“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的农村调查。“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

　　《东塘等处调查》，是毛泽东紧接着兴国调查后做的一个专题调查。这次调查是毛泽东在红军行军途中做的，主要是想了解“这些地方的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毛泽东说，“在这次调查前，我对于那些情形的观念是模糊的”。调查后发现，“哪晓得实际情形完全两样”！

　　《木口村调查》，可以说是毛泽东做过的最短的一次调查。这是毛泽东等人途经吉水县一个叫木口的小村子吃午饭时，利用短暂的时间做的一次专题调查，目的是了解“村政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

　　《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是毛泽东为了总结和推广基层工作经验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建立以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治理国家的探索。但是，人民政府如何管理，苏维埃政权如何运转？一切都很陌生。毛泽东认为，必须找到一些典型经验，推广一些基层好的做法。这才有了1933年11月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毛泽东早期留下的大量详尽的调查笔录和他自己整理的调查报告，是我们党的一笔巨大财富。仅从上述七篇留存下来的调查报告看：长的达几万字，可以说是调查报告里的一份巨著，如《寻乌调查》，共五章三十九节，8万多字；《兴国调查》，也有3万多字；《长冈乡调查》2万多字；《才溪乡调查》1万字左右。也有短的，如《东塘等处调查》，有5000字左右；《中国佃农生活举例》，3000字左右。更短的是《木口村调查》，不足2000字。这些调查报告，不仅为当时党和红军了解农村和城镇的情况，研究革命斗争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丰富、详实的第一手材料和重要依据；而且为后人研究中国农村和城镇的经济、政治和各种社会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毛泽东在开展实地调查的过程中，始终注意把调查研究中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来进行思考。他的一些理论思考，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作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思想源泉。

　　（一）只有调查研究，才能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早在1930年5月做寻乌调查期间，毛泽东就从理论上总结了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他在这次调查期间写下的《调查工作》一文中，对调查研究活动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论断。他还明确提出了“必须努力做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等重要论断。在长冈乡调查中，毛泽东又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中，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精髓的毛泽东思想开始有了雏形和基础。

　　（二）调查研究“是决定政策的基础”，“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毛泽东在早期调查中撰写《调查工作》一文时就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就是说，一切决策、论断、结论，都来自于调查研究；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必须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在谈到我们党的成功经验时曾经说过：“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为此，他在1961年1月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倡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重新强调：“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34、235页）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在决策上发生缺点错误，根本原因在于放松了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他在谈到自己的实践经验时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他明确指出：“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

　　（三）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前提，“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等恶习，不断地侵袭着党的肌体、影响党的作风。毛泽东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他提出的各种克服上述坏习气的办法中，调查研究，就是一个基本的办法。1941年8月1日，毛泽东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时表示：“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为了在全党确立好的风气，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杨明伟 作者系《党的文献》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