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才女“抛夫弃子”，苦守敦煌50余年，这个“不近人情”的老太太才是真硬核

 

“如果我死时让我留一句话，我就留这句：我为敦煌尽力了。”

 她是出身优渥的上海娇小姐，也是才华横溢的北大高材生。她的人生本可以有无数条路，但她偏偏选择了最艰难的一条：奉献半个多世纪的光阴，守护着荒野大漠的735座洞窟。

她就是樊锦诗。

9月17日，81岁的樊锦诗被正式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成为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先进代表。

季羡林曾评价她“功德无量”，人们称她是“敦煌的女儿”。她却说，其实我也曾想过离开。

然而，在每一个关键的人生十字路口，她最终都选择了坚守。

她说：“我给自己算了次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娇小姐“偶遇”敦煌

1962年，正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求学的樊锦诗做了一个决定：她要报名到敦煌研究院实习。

在外人眼中，做出这个决定的她相当有奉献精神，但樊锦诗坦言，她选择去敦煌其实“目的不纯”。在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年代，她想借这个机会去看看向往已久的莫高窟。

到敦煌后，樊锦诗被彻底震撼了。

精美绝伦的敦煌壁画，被称为“东方维纳斯”的雕塑，数百个洞窟几乎囊括了中国从前秦到元代1000多年里所有的雕塑和绘画艺术……

 

敦煌洞窟

然而，比洞窟更让樊锦诗“震撼”的是当地的生活条件：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天花板上还时不时会掉下来一只老鼠，卫生设施就更别提了。

有一次，她半夜想上厕所，刚出门就看到两只绿绿的大眼睛正瞪着她。她被这只“狼”吓得不轻，赶紧关上房门，瞪着天花板等天亮，第二天一早才敢出门解手。再一看，原来那不是狼，而是头驴。

不仅生活条件艰苦以外，工作环境也让她头疼。

每天进洞窟里去做研究时，她都要攀爬挂在悬崖峭壁上的蜈蚣梯，那一根绳子直上直下地在悬崖上吊着，沿绳一左一右插着脚蹬子，每次爬，她都心惊胆战。后来，她干脆改了早起喝水的习惯，这样整个上午都不用上厕所，每天就能少爬几次。

 

1962年，樊锦诗（左一）在敦煌实习。

这样的日子，对当时还是个娇小姐的樊锦诗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她生于北平、生活成长于上海，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条件优越。

20岁考入北大时，一直由保姆照顾起居的她还闹了好几次笑话：洗的衣服忘了收，几天之后不翼而飞；过了不久，竟然连被子也找不到了——生活用品被她七七八八丢了个差不多。父亲给她写信：再丢就该把你自己给丢了吧。

可想而知，如此娇生惯养长大的樊锦诗有多难适应敦煌的艰苦生活。几个月下来便搞得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她只得提前结束实习。

多年后接受采访时，她直言：“（那时）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不能说我们大家都说那个，我就说那个。”

 

可世事弄人，到毕业分配时，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当年和樊锦诗同一批的四个实习生都要。

樊锦诗的父亲知道后，立马就写了一封长长的请求信让女儿带给学校和院里的领导，他实在舍不得女儿去那么远的地方受苦，希望可以重新分配。

但最终，这封信被樊锦诗留了下来。她说：“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1963年9月，樊锦诗再一次来到敦煌研究院，这一待便是半个多世纪。

不称职的妻子和母亲

其实一开始，樊锦诗并没想过自己会在敦煌扎根。

她的结婚对象彭金章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大学，她还信誓旦旦地和对方约定，自己在敦煌“玩”三年，把壁画、雕塑看个遍，就申请调去武汉，两人成家。

可天不遂人愿，三年期满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虽然樊锦诗一时半会调不回武汉，但两人还是在1967年结婚了。自此，他们夫妻俩也开启了19年天各一方的生活。

 

樊锦诗（左）和彭金章结婚时的照片。

结婚第二年，两人迎来了第一个孩子。生产之前，樊锦诗还在地里参加劳动摘棉花。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就在生着煤炉、布满烟尘的简陋病房里生下了大儿子。

等彭金章接到儿子出生的电报，挑着小孩衣服、鸡蛋等物资紧赶慢赶到敦煌，已是一周以后。他一看，孩子就被包在妻子的破棉袄里，连一件可穿的衣服都没有。

彭金章一拖再拖，仍没等到孩子满月就不得不折回武汉，没过多久，樊锦诗也上班了。孩子没人带，只好锁在宿舍，樊锦诗只能趁吃饭间隙回去喂点吃的。

她好几次跨进屋门，孩子都已从床上摔下来，屎尿、鼻涕、眼泪弄得满身都是，小手小脚冰凉，嗓子也哭哑了。情急之下，她就用绳子把孩子拴在床上。可每次下班回来，听不到孩子的哭声，她的心也会揪起来：“孩子会不会被绳子勒着了？”

最后，无计可施的樊锦诗只得将孩子送到丈夫的老家河北，托孩子的姑姑抚养。

1973年，夫妻俩又有了二儿子。孩子的姑姑把老大送到武汉，把老二换到河北，彭金章成了边工作边带娃的“超级奶爸”。

等二儿子5岁时，想念孩子的樊锦诗把孩子带回了敦煌。可两年后，二儿子到了入学年龄，又被她送到了上海，谁成想，孩子竟在上海走失了！

好不容易找回儿子，彭金章决定把二儿子也接到自己身边，独自承担起照顾两个儿子的责任。

正是因此，每每提到孩子，樊锦诗都心头一酸：“我至今对这个家怀有深深的歉疚，尤其是对孩子。”

 

彭金章的两个儿子

其实，樊锦诗也曾努力争取调到武汉大学工作，但一直未果。然而等到1986年领导终于点头了，她却犹豫了。

不知不觉间，敦煌早已成为她生命中难以割舍的存在。她任性地对丈夫说，反正我不走了！要不你来吧！

彭金章只回复了她一句话：“看来我得过去跟你腻在敦煌了。”

作为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办者，那个时候的彭金章已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的主任，但为了一家团聚，彭金章最终妥协了。

他放弃了自己在武汉大学的一切，却笑着说：“人们说你是敦煌的女儿，那我就是敦煌的女婿了。”

 

可以说，正是有了丈夫的“纵容”，才有了现如今的樊锦诗。

“如果爱人不支持，我早就离开了，我还没有伟大到为了敦煌不要家、不要孩子。如果当时他说：你不来武汉我们就掰了，那我肯定跟着他去武汉。但是，他没有这么说，我就变得越来越‘放肆’了”。

这样的男人，用樊锦诗的话来说，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

“不近人情”的樊院长

别看谈及丈夫和孩子时，樊锦诗柔情似水，但一说到工作，她的“严厉”和“不近人情”那都是出了名的。

回忆起给樊锦诗当秘书的那段时光，魏丹直言“太可怕了”。樊锦诗的工作节奏很快，一旦跟不上就会挨“骂”。魏丹说，自己刚来第一年时，“常被‘骂’哭”。

而比“严厉”更出名的，是樊锦诗的“抠门”。

2014年春节，樊锦诗家用了30 多年的那台日立牌电视机终于被换掉了。彭金章说，这是在外地生活的小儿子坚持的结果。现在樊锦诗家里的沙发是20世纪80年代的，双人床还是她单身时的床加个凳子拼的。

不仅私事上“抠”，公事上更“抠”。

她尽可能地一个人出差，不让秘书陪同，省钱！

只要去北京出差，她总是住在景山公园后的一个地下室招待所，省钱！

后来，连那里的服务员都认识了她，称她是“住在地下室里级别最高的名人”。

出差宁愿少吃两口，也绝不多点一道菜，省钱！

同事吐槽说，自己和她一起共餐就没有一次吃饱过……

 

为了给单位省钱如此“抠门”，可真有钱赚的时候，她又不赚。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的院长，刚上任，就迎来了一个赚钱的“好机会”—— 随着莫高窟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当地政府提出让莫高窟上市，进行商业开发。

樊锦诗当即站出来表示反对：一旦上市，莫高窟就变成了一个摇钱树，必定人满为患，追求利润最大化，便不会去考虑将来的事，也不会考虑是否有利于壁画雕塑的保护……

那段时间，樊锦诗带着研究院里的人，北京兰州两头跑，在她的努力下，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

不仅反对上市，她还在各大景点中对莫高窟率先实现限流。

有人说她傻，有钱不赚。但樊锦诗才不管那么多，她只想要守护敦煌，保护文物，把莫高窟完完整整地传下去，甚至放话说，“如果莫高窟被破坏了，那我就是历史的罪人。”

 

作为樊院长，她是能省的钱绝不多花一毛，不该赚的钱绝不多赚一分，而该花钱的地方又都是大手笔。

2003年，65岁的她首先提出了“数字敦煌”——要用数字技术，让更多的人看到敦煌，让不可再生、不可永生的文物得以永存。

显而易见，这样的前端高科技运用的背后将是大笔投入的资金，反对声不绝于耳，但她从未犹豫。

10年的探索与坚持，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终于竣工。

2016年，“数字敦煌”资源库正式上线，自此，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免费欣赏30个洞窟、10个朝代的高清图像和全景漫游。这一年，樊锦诗已经78岁高龄。

 

她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让敦煌的艺术瑰宝能保存得久一点、更久一点，也让每个人都能离敦煌近一点、更近一点……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樊锦诗有愧于家庭、有愧于孩子，也怠慢了自己，却用半个多世纪的守望告诉世人，她无愧于敦煌。

她说：“如果我死时让我留一句话，我就留这句：我为敦煌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