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典婉：太平轮真相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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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起，宣布人生迈入六十。过去看前辈六十都是长者，走着走着，自己也到了门口。”2019年1月1日，张典婉在台湾新北市发布了一条公开的微博。多年前，笔者在上海曾经与她有过一面之缘。旧事重提，往事又浮在笔尖。

张典婉：太平轮真相的守望者

那一年，台湾北部苗栗头份斗焕坪客家村里诞生了一个女孩。女孩聪敏伶俐，却早早便失去了母亲。父亲无奈，将她托付给村里一对年近六旬的老夫妇，跟他们姓了张，唤作典婉。

张典婉记忆里的童年，养父母是一对慈爱平和的农夫农妇。父亲带她一边爬山路一边吃橄榄，并用客家话教她念：“月光华华，细妹煮茶，阿哥兜登……”；母亲常常头戴斗笠、脚穿雨靴踩在泥泞的果园里，只是偶尔才会打开留声机，教她听一些不太懂的老歌：“青春的花是多么的香，少年的我是多么的快乐……”

如果不是听人说起，张典婉哪里晓得父亲张汉文曾是康有为的门生，当过国民党的外交官；母亲司马秀媛则是司马光家族的后裔，是上海滩大糖商司马聘三的千金。他们一个是生性淡泊，无意宦途，耕读于村落；另一个则是名校才女，挥别豪门，一心相夫教子。

父亲是张典婉的文学启蒙老师。张汉文清末出生在台湾苗栗县头份镇斗焕坪的农村。适逢甲午战争过后，日本侵略者占据了台湾，强制推行殖民化教育，苗栗农村也被迫学日语、改日本名字。然而，张典婉的祖父却仍偷偷为张家家族设私塾、教汉学，并为刚出生的儿子取名“汉文”——希望子孙不要忘记自己的语言与文字，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因此，张汉文从小就有着浓郁的家国观念，后来他正是怀抱着对中国的热爱投入康有为门下，成为万木草堂中唯一的台湾学生。

所以即便家境并不宽裕，但因父母都是文化人，典婉从小也接受了大量的文学熏陶。不仅仅是阅读名作，背诵古诗，家里也是“往来有鸿儒，谈笑无白丁”。

知名作家林海音的父亲林焕文是张典婉父亲的恩师。林海音回到台湾后，每次回乡参加家族聚会时大多会邀张家一起参加。这让典婉从小就有机会跟着林阿姨一起到老街玩。

翻译家沈樱也是张家好友。正是在她鼓励下，张典婉的母亲开始翻译文学作品。假日里，沈樱还会带着琦君、罗兰、张秀亚、艾雯等台湾文坛炙手可热的女作家到村里小住度假，她们自然成了张家的常客。所以回想起来，张典婉觉得自己真是幸运。

听母亲说，大文豪郁达夫也是张家的故交。当时父母移居新加坡，母亲烧了一桌上海菜宴请来访的郁达夫。把酒言欢，大家谈得非常畅快。结果，喝得微醺的郁达夫，潇洒地踩着月光离去，第二天却神秘失踪了。要不然，如果能得到这位郁叔叔指点，张典婉不知要如何高兴呢。

16岁那年，这个村里的小才女顺理成章地离开了家，去台北世新大学进修新闻专科。从此张典婉便结识了不少志趣相投的同学，大家一起去买那些没有封面、纸张泛黄的“禁书”，读完了还一起讨论。

“所谓禁书，就是台湾岛以外的中文书籍，很多都是30年代大陆的文学作品，包括巴金、鲁迅、萧红、丁玲的书等等。我最喜欢的作家是萧红。”

就读期间，父母在台北的朋友很关照张典婉，给她介绍实习的机会。林海音不但常邀请张典婉来她的纯文学出版社坐坐，还推荐了张典婉给几个刊物写专栏。这些个积累都与她之后的记者生涯息息相关。

太平轮部分生还者合照

从大陈人到海上女骑士

毕业后，张典婉进入了《台湾日报》当地方记者。当时台湾女记者可是少之又少的。一开始安排她采访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张典婉得空便给杂志投投稿，写她最熟悉不过的客家村。一直到调到总社副刊部，张典婉才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也许她生来就是写报告文学的料！

张典婉在其记者生涯中写过诸多特殊人群，比如她曾经采访过一个侏儒家庭，夫妻都是侏儒，靠卖玉兰花和卖香生活，收养了一个正常身高的男孩，他们家所有的东西都是小小的，还有一些很小的梯子……要说她所广为人知的作品当属台湾大陈人和海上女骑士。

台湾大陈人，又被称为大陈义胞，是指1955年自浙江省沿岸的大陈岛、渔山列岛、披山岛、南麂列岛撤退来到台湾的居民。当时，短短四天就撤退了大陈岛上所有居民(除了一位生病的人留下外)共一万余，加上军队共计两万八千人，于基隆登陆。已故的、在香港发展的明星柯受良（小黑）就是这批大陈人之一。如今，他们定居于台北永和，那里不时可见到操着一口台州话的老人。

海上女骑士，指的是高雄、屏东等台南渔港、打渔为生的女人。张典婉和她们一起出海打渔，妈祖后代们的巾帼风姿令人唏嘘。

值得一提的是，在采访大陈人的时候，不少老者提及故乡，不禁泪眼婆娑。这使张典婉意识到，当代报告文学的价值之一，就是“朔源而上，去追问历史并守望之”。连她自己也还不知晓，这些作品的积累，正是在为一个更加震撼人心、直指灵魂的选题做练笔。

慈母仙逝，从“幽灵船”开始的记忆

2000年10月，张典婉的老家苗栗传来母亲去世的消息。不久，苗栗那边陆续运来了一批她和父亲（早在1979年就去世了）用过的旧家具。一张抽屉带锁的桌子引起了张典婉的好奇心。打开一看，竟像是开启了一扇门。这扇门通往1949年。

抽屉里锁着父母的一些私人证件和物品，有早年在上海的身份证、房契和一个写满了电话号码和地址的记事本。这些号码自然是已经拨不通了，张典婉跌坐在地上痛哭失声，此后便萌生了为母亲写传记的想法，童年往事一一浮现在了眼前。

那时母亲爱织毛衣，一边织，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正拿着毛线球的爱女张典婉说着从前的事：“那时候，要上船了，我穿着旗袍，拎了一个装着景德镇瓷器和黑白照片的小箱子，还抱着两条狗。我喜欢狗，不舍得把它丢下海呀。”

张典婉的母亲说的这条船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泰坦尼克号”的太平轮。自1948年7月14日开始，中联公司以每月7000美元的租金向太平洋船坞公司租用，往来于上海和基隆。中联公司是由一群宁波同乡集资兴办的轮船航运公司，总经理周曹裔，台湾知名综艺主持人蔡康永的父亲蔡天铎也是股东之一。蔡天铎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他本人是在父亲到了台湾后才出生的。太平轮意外沉没后，蔡家从此一蹶不振。蔡康永在《我家的铁达尼号》一文中写道：“船上漂流散落的珠宝首饰，让许多附近的渔民大吃一惊，悲喜交杂。”

至1949年1月27日最后一班，太平轮共行驶了35个航班。张典婉的母亲就是在1948年12月的时候，搭乘这条船从上海来台湾的。乘客既有她这样或撤离或潜伏到台湾的官员和家眷，也有去寻寻生意经的小老板。

1949年1月27日晚，太平轮在舟山海域与荣氏家族的“建元”号运煤货船相撞，并先后沉没。建元轮上30多名船工与太平轮上1000余名乘客、水手丧生，仅有36人生还。官方认定的事故原因是太平轮超载以及夜航没有打灯。

张典婉随后进行了大量的史料收集工作。所得到的线索一再表明，只能卖508张船票的船，竟坐了上千多名船客，外加上预投台湾建设的600吨钢材，中央银行重要卷宗18箱，东南日报社整套印刷器材、白报纸和大量参考资料，无数的南北杂货、药材、五金、政府报表文件、两岸商旅账册，大量的国民党重要党史材料，还有不少船客身上缠满了沉甸甸的金条……事发时，船长不在船上，大副、二副喝醉了酒，三副忘记了转舵。如此超负荷运载，船员不作为，逃难船中途出事，也是必然。

话说当年噩耗传来之际，性格平和的母亲闻讯后，并没为自己死里逃生唏嘘不已，而是默默地将两条小狗改名为“太平狗”。

童年的张典婉，只有与太平狗逗趣的记忆。至于太平轮，那只是一艘没见过、也无从想的“幽灵船”。她说：“我母亲喜欢讲太平轮，丝毫不理会我对这个听过无数次的故事的厌烦。”今番旧事重提，才悟到当年那条轮船那沉甸甸的分量。

当年的罹难者不乏山西省主席邱仰浚一家、辽宁省主席徐箴一家、袁世凯之孙袁家艺、蒋经国留俄同窗俞季虞、国民党总统府机要室主任毛庆祥之子、南京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抗日杂志《时与潮》总编辑邓莲溪、《东南日报》社长陆淑影这样的名人，更有数不清的平凡孤魂在海上飘荡，他们数不清的亲人则在岸上悲泣。这一晚可是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之一——小年夜啊！

2004年，张典婉参与凤凰卫视《寻找太平轮》纪录片的采访，“幽灵船”的轮廓渐渐从资料上、电话里、访谈中浮现，长期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的张典婉知道：“是时候该做些什么了。”

于是，纪录片拍完后，张典婉并没有停止她的找寻，而是正式开始了《太平轮1949》一书的创作。

祭奠一千个亡魂，《太平轮1949》问世

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太平轮的故事，张典婉首先在现有史料中查资料，寻找蛛丝马迹。《大公报》等老报纸上的报道一篇也不错过，敌伪档案也是一卷一卷去翻阅，甚至连太平轮全船构造图和沉没后诉讼、赔偿的证据、证词都一一研读。这个身形娇小的客家女子，已然背负起了历史所遗留下的一个沉甸甸的包袱。

当然，最令张典婉难忘的经历是对生还者、罹难者家属、船主后人等约一百人的采访。当时，张典婉查到了一份记录该航班全部罹难乘客的名单，接着便开始了大海捞针似的寻访。她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开设网站，只为收集与太平轮有关的零散记忆。

名人相对好找一些。张典婉找到了罹难者南京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的女儿吴漪曼。1949年1月27日那天，吴伯超登上太平轮打算去台湾为国立音乐院觅新址，不幸随船沉没, 年仅45岁。吴漪曼如今也成了一位知名的音乐教育工作者，她说父亲的早逝几乎影响了台湾一代管弦乐的发展。

国民党浙江省机关报《东南日报》社长陆淑影的女儿黄似兰回忆起此事，每每都痛不欲生。姆妈本是上海生意圈的女强人，是用进步戏剧来抗日的积极分子。黄似兰父母离异后，母亲本打算赴台接寄养在妹妹家的小兰，却与报社副主任吴一君一同没入大海。黄似兰从此寄人篱下，却也发愤图强在妇科上有所成就。

刑案鉴识专家李昌钰、球评家张昭雄和已故香港女首富龚心如的父亲都没有逃过这次劫难。父辈的辉煌骤然中断，他们唯有自强。从某种角度来说，如果不是这场灾难结束了一批富二代、官二代的锦衣玉食，也不会有如今白手起家的一代成功台胞。

在湖南，张典婉遇到了一位书评人向敬之。他告诉张典婉，有一位住在深圳的许乃玲女士想见她。许乃玲的父亲叫许君远，民国时期曾就职于《大公报》。1947年2月，在惊悉好友邓莲溪乘坐太平轮罹难后，许君远在《大公报》上写了一篇悼念文章《悼邓莲溪兄》。张典婉在自己的书中，采用了刊登有该文的《大公报》照片。可惜这本书问世时，许君远已经去世50年，也许早在黄泉之下邂逅了故友邓莲溪了吧。

太平轮纪念碑

也有不少本已经千方百计用黄金和人脉关系换到船票的乘客，却因各种原因幸免于难。2004年上海的一个夜晚，张典婉与《寻找太平轮》制作人洪慧真与朋友张安霓一起用餐，一眼在餐厅看见白先勇，当时他为了《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舞台剧演出，来到上海。张典婉说明是为了拍摄《寻找太平轮》纪录片而来，白先勇手一指，指着餐厅角落吃饭的客人，说：“你们该访问他，他吐奶，没上太平轮，救了全家。”白先勇所指的这个“他”就是学者、作家郑培凯。其实，白先勇自己也写过一部小说叫《谪仙记》，写的是上海小姐李彤因太平轮失事，父母遇难的故事。导演谢晋还曾将这部小说改变成电影《最后的贵族》。

除了郑培凯还有不少幸运儿。比如星云大师是迟到了没赶上船……最玄乎的要属一个全家都没有上船的幸运者，说是当时他们抱着孩子上船，结果孩子一直哭，还说整条船上的人“怎么都没有人头”，吓得他们全家不敢上船了。

太平洋船坞公司一名姓余的高层管理人员本来是每班船都要跟去的，偏偏是事发当天的前夜，他的老母亲颤颤巍巍过来叫儿子小年夜这班船不要去了，因为“过年人要团圆”。他的儿子余老先生如今在上海定居，回忆说：“1月27日半夜出事后，爸爸马上被上司叫走了，去龙华机场坐飞机去舟山找船。1月28日一大早，家里就被踏破了门槛，问我爸爸是否安好。我爸爸这条命可以说是奶奶捡回来的。”余老先生还向张典婉透露了关于事发当天的几个细节：“那天我跟着爸爸一起去码头查船，爸爸工作去了，我一个人趴在太平轮的最上层往下张望。船本来是下午四点要开的，后来来了一个国民党军官要征用。接着，开来了三四部军用卡车，黄金就一箱箱扛上了船。好不容易装完了，准备开船了，太平轮的船尾又打掉了一艘帆船的船尾，只好处理完赔偿事宜再出发。一直挨到晚上六点才驶出上海。因为答应过奶奶，爸爸就带我回家了。”

最受上帝眷顾的是那36名生还者。葛克当年任国防部参谋少校，他本是想在春节前把妻小带到台湾，怎料太平轮出事那天只有他获救幸存了下来。后来，他遇到了同样在太平轮上失去亲人的袁家姞。袁家姞在太平轮上失去的是父亲袁家艺（袁世凯之孙）。次年，两人在台湾结婚生子，试图将两颗破碎的心缝补在一起。

中联公司的股东之一周庆云的大女儿周琦琇当年和比她小一岁的表妹陆桃仙是坐头等舱去台湾参加婚礼的，两人落水后曾一起获救，然后因为在冰冷的海水中浸泡太久。陆桃仙回上海就病逝了。周琦琇后来在北大从事教务工作至去世。她同父异母的两个弟弟周琪雄、周琪敏如今都在上海。周琪敏表示虽然父亲当年已经对罹难者家属加以抚恤赔偿，但还是心痛不止，希望能成立一个太平轮相关人员的组织，将历史最大程度去还原。

最令张典婉感动的生还者，是一名叫叶伦明的老人。张典婉采集资料的时候，发现其余生还者皆因高龄或其他原因过世了，因此这位90多岁的老人就成了灾难唯一的见证人。老人年轻时是做小生意的，买不起太平轮的好床位，只能和其他小老板一起挤最上面的通铺。因为水性好，才得以留住了性命。当时他还用浮桶救起了好几名落水的乘客。

回忆往事的时候，叶伦明却显得特别平静。他告诉张典婉，自己定居香港后开始跑起了马拉松——在慢跑的过程中，他慢慢积蓄起活下去的勇气。令人佩服的是，老人甚至跑出了香港，跑去了南非！他说：“我是为自己跑，更是为那些人（罹难者）跑。”

2009年，张典婉历时五年写就的《太平轮1949》一书在台湾出版。回忆起这揭伤疤的苦楚，被访者痛，张典婉也痛。因为她不得不一次次“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有些人提供了线索，再联络，却再也不接听电话了。有些人勃然大怒，用力甩上大门，将苦苦寻来的张典婉拒之门外；有人在电话那头，冷冷地挂上话筒。无数次的拒绝与误解并没有阻止张典婉继续“打捞”太平轮，因为“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还原事件真相，并将这群不幸的人的心捆绑在一起”。

次年，张典婉召集太平轮生还者和罹难者家属，在东海举行了海祭活动。她将台湾版的版税全部捐出，作为海祭活动经费。海祭共计39人参加，1000只纸鹤伴着鲜花，洒向海面，洒向沉睡在海底的灵魂。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海祭约有三分之二是现居大陆的罹难者家属。这让张典婉十分欣慰，因为此前，她找到的故事多半在香港和台湾，总感觉太平轮的故事“拼图少了一半”，但这次海祭中，拼图的另一半也在出现，让这场灾难的图景逐渐完整起来。

寻人启事，我的爱

《太平轮1949》一书在海峡两岸相继出版后，张典婉不断接到读者电话，几乎都是想托她寻找因那场海难而失散失踪的亲人。她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一名76岁的老人托亲戚打来的，叫她“一定要来看看”。

老人名叫陈远宽，住在舟山群岛中一个名叫“长涂”的小岛上，见到张典婉的第一句话是：“我等了你60年。”陈远宽告诉张典婉，他15岁那年，也就是太平轮沉船后的第二天，陈远宽的父亲从海上救起了一个被油污裹住的女人，看起来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女人还活着，并清晰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叫张桂英，但3天后，她还是死掉了。第二年，陈远宽的父亲去世。临终前，他把儿子叫到身边，一遍遍地叮嘱，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张桂英的亲人，以便让她的尸骨回到家乡。

事实上早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张典婉就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1949年出事后的几年间,报纸上充斥着各类与沉船相关的寻人启事,可谓“字字血泪”。比如有一则寻人启事里这样写道：“某某吾夫，我已于民国三十八年几月几日辗转从青岛到台湾，父亲不堪旅途劳累病殁，我现在带着大宝、二宝、三宝，生活困顿，他人时来相欺。目前定居花莲某某路某某号……现已见报，阅后速来相认，否则，男婚女嫁，各不相干。”

真正激发张典婉着手寻找整理寻人启事的是她的一位长辈、台湾老兵姜思章。姜思章现在已经退休了，当年从舟山群岛被抓来参军的时候只有十三四岁。他回忆道，下学途中两点钟，被国民党抓了送上军舰就到了基隆。他父亲当年托人在台湾的《中央日报》找，登广告“寻儿姜文标（他的本名叫姜文标）”。但他一直没有看到这个广告，后来就每天带了面包和水去图书馆，一个一个找寻人启事，终于让他找到这一则。

于是，张典婉和朋友们再一次泡进了图书馆，一起找出了近三百个这样的寻人启事作为故事原型，开启了续集《寻人启事，我的爱》的写作计划。

之前张典婉对台湾原住民和客家族群比较熟悉，现在则对整个族群融合的过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认为，最精彩的不在于政治部分，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往来。台湾的城市、农村和海边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融合？太平轮事件后，当事人都续写着怎样的生命故事，有着怎样的乡愁、别离与思念。

2018年1月，位于台湾基隆港附近的、长期被阻隔在军营内的太平轮纪念碑的高墙宣布拆除。该纪念碑始建于1951年，由于右任题字。从此海峡两岸的罹难者家属可以自由进入，祭奠亲人。纪念碑开放后，张典婉书中的梅娘等人物的小辈们，都带着孙辈后代赶到了现场。

转眼又是一年，张典婉依旧在生活和工作中孜孜不倦地“爱”着。去年年底，她收养了一条小狗，每每牵着它散步，就仿若回到了与太平狗逗趣的童年。她会去世界各地旅行，也会回到苗栗客家人的故乡，去喝一盏茶，读一首诗：

季节的爱难分难舍。

遥远的布咕鸟在山谷呼喊彼此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