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一位传奇：这位将军院士一辈子隐姓埋名　参加中国所有核试验

这两天,一段几年前的视频火了。短短几分钟,记录下了一位老人生前最后一段时光。这段视频出现在很多人的朋友圈里,包括岛叔的。

他叫林俊德,他是院士,也是将军,一辈子隐姓埋名,坚守在罗布泊。他参加过我国所有的核试验。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文章是在2012年林俊德院士逝世后不久写就的,作者是岛叔的好朋友,人民日报记者余建斌。在自己的朋友圈里,作者写道:“写稿子的时候,写一会儿,就出去办公室到外面抹把眼泪,眼泪流多了就假装洗把脸。一个人能带给人们的精神震撼,是如此巨大。”

假期就要结束了,今晚,来看看这位老人的传奇故事。

(一)

他叫林俊德,没有多少人知道他。

他是院士,也是将军,一辈子隐姓埋名,坚守在罗布泊。他参加过我国所有的核试验。

他个子不算高,微胖,笑的时候嘴唇略显厚,脸更是会圆起来。

这是他平常时候的模样。4个月前,他因为癌症晚期病情严重住进了西安唐都医院,瘦得厉害,脸颊凹陷,额头显得特别突,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他戴着氧气面罩,身上插着输液管、导流管、减压管,有时还有从鼻腔直通到胃里的三米长导管……最多的时候他身上插着十多根管子。这个样子,他仍坐在临时搬进病房的办公桌前,对着笔记本电脑,一下一下挪动着鼠标,每挪一下,都能让旁边的人心颤一下。

电脑里有关系国家核心利益的技术文件,藏在几万个文件中,只有他自己才能整理,还有自己的科研思考,学生的培养方案,他都要系统整理,怕耽误学生的论文答辩和毕业。他知道自己的病情,时间太有限,要尽快。

他一开始就问医生,做手术和化疗以后能不能工作,医生回答不能,于是他放弃了治疗。住重症监护室不能工作,他难得用将军的威严下命令一定要搬去普通病房。在病房工作间歇,他休息也要坐着,怕躺下就起不来了。

他希望活得有质量,说不要勉强他,现在需要的是时间而不是手术。与其治疗后卧床不起,不如最后还能争点时间。他是闽南人,现在这个劲头,就像1960年大学毕业后西出阳关一头扎进戈壁大漠几十年,一样倔强。

同事、学生、朋友、亲人赶到医院看望他,他说,“我没有时间了,看望我一分钟就够了,其他事问我老伴吧。”他让老伴在医院附近找了一间房子,专门用做接待,即使从闽南山区远道而来的亲人也是如此,没有商量余地。他继续吸着氧气按着鼠标。插着管子工作没有效率,他两次让医生拔掉引流管和胃管。

他是癌症晚期,肚子里都是胀气和腹水,身上抽出过2800多毫升积水,心率、呼吸快得接近正常人的两倍,严重缺氧,平常的喘气比刚跑完百米赛还剧烈。他从没因疼痛在人前发出一声呻吟,只有当医生凑近问怎么样时,他才说有点儿不舒服。

那一天早上,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上午,他要求、请求甚至哀求,想尽各种办法下床工作,两个小时里,他求了9次。不忍心他最后一个愿望都不被满足,他终于被放下地。半小时过去,他的手颤得握不住鼠标,也渐渐看不清,几次问女儿眼镜在哪,女儿说,眼镜戴着呢。这时候,很多人已经忍不住跑出去痛哭起来,怕他听到,还要使劲捂着嘴巴呜呜地哭。

他又接着工作了1小时。最后的5个小时里,他陷入了昏迷,但不时又能听到他在嘴里念“ABCD”、“1234”,这些都是他在电脑里给文件夹排的次序。

老伴紧紧攥着他的手,贴着他的耳边,翻来覆去地说:“老林啊老林,这是我第一次把你的手握这么长时间。40多年了,你现在终于属于我了……”

5月31日20时15分,他的心脏跳动不起来了,也不会再哀求着起床。他没做完他的工作,这几天他在电脑上列了个提纲敲敲打打,5条提纲的内容没有完全填满,家人留言这一条完全是空白。

医院科室主任张利华,54岁,扑通跪了下来,对着床头说,“林院士您安心地走,剩下的工作我们后人会接着完成。”张利华看了30多年的病人,像这样面对自己生死的,是第一次见到。

得知他的离去,“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科院院士、94岁的程开甲写来一句话:“一片赤诚忠心,核试贡献卓越”。

他早早跟老伴安排了三个遗愿:一切从简,不收礼金;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把他埋在马兰。最后一个,他也在病床上哑着声音和基地的司令员说过,算是他的一个要求。司令员听完转身,泪打湿了满脸。

罗布泊边缘的马兰,是他最惦念的地方,在那里,他和所有人一样,干着惊天动地的事,也做着隐姓埋名的人。人人都是戈壁里的一朵马兰花。

这个季节,马兰小院里的草长高了,杏也熟了,正等着他回去。他说过,院子里的草不要拔,让它们自由生长,戈壁滩长草不容易。

(二)

他这辈子有三个没想到:上大学,做将军,当院士。他最初也没想到,个人和国家命运绑得这样紧。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一声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周总理在电话里谨慎地问:“怎么证明是核爆成功?”现场指挥帐篷里顿时一片肃静。正好,程开甲带着26岁的他匆匆赶到,说:“冲击波的数据已拿到,从记录的波形和计算的数据证明,这次爆炸是核爆炸。”张爱萍看了看眼前不太面熟的年轻人,激动地拍了拍他满是尘土的肩膀说,你们立了大功。

他当时带头负责研制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样子像一个罐头盒,用来测量核爆炸冲击波。这是他拿自行车轮胎和闹钟等,用土办法搞成的自主高科技,获得了当时证明核爆炸的重要数据之一,还拿到了国家发明奖。那时候,他从浙江大学毕业也才4年。

他的家乡在福建永春大山深处一个偏僻乡村,少年时家中一贫如洗,曾经辍学,靠着政府资助上完了中学、大学,在大学里曾打着赤脚上课。从浙大机械系毕业,他分配到单位,实际上他是专门被挑来的,到了单位给他交底,“国家正在西北建设一个核试验场,把你挑过来,就是去那里工作。”

虽然对核试验知道不多,但他一听能跟国家命运靠得这么紧,就非常激动了。他一辈子被人看作学习狂和工作狂。即使年纪上了七十,在他的日程表里,搞研究、做实验、带学生几乎占去所有时间。他一年只休息三天:大年初一、初二、初三。

他说,成功的关键,一个是机遇,一个就是发狂。他以自己为例:“成功不成功,的确有个机遇。一旦抓住机遇,就要发狂的工作,所以效率特别高,不可能的事就可能了。”

所以生命倒数第二天,他回首往事,看得出挺欣慰,断断续续说了两句话,“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我很满意。”并且,“咱们花钱不多,做事不少。咱讲创造性,讲实效,为国家负责。”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1966年底的首次氢弹原理性试验是在高空,冲击波测量也在高空。仪器要在零下60摄氏度低温下工作,当时的实验条件还不具备。为了创造低温环境,他和同事们背着仪器,爬上海拔近3000米的山顶呆了一宿。

冬天漠风凛冽,山顶更是冰封雪冻。夜晚刺骨的寒风像针一样往身体里扎,又在每个人的鼻尖、胡子、眉毛上结上一层白霜。手冻僵了,脚麻木了,身子不停哆嗦……可一看温度表,才零下20多摄氏度。

他们还抱怨,“这鬼天气,就不能再冷一点吗?”

后来,他们采用高空气球放飞试验解决了问题,赶在试验前研制出高空压力自记仪,为飞机投放氢弹安全论证提供了科学依据。

核试验从大气层转入地下后,他又开始带着人解决地下核爆炸力学测量这个世界性难题。艰苦攻关20多年,先后建立10余种测量系统,为国家的地下核试验安全论证和工程设计提供了宝贵数据。

他善于啃硬骨头,也常教自己的学生要敢于啃硬骨头。他的23个学生,个个都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他走的那晚,学生们亲吻着他的手,长跪不起,希望昏迷中的他哪怕能抬抬手指,像父亲一样抚摸一下他们的头。

他军龄52年,他这一代人,一辈子自主的人生选择不多,做核试验也不是个人的选择。但在戈壁大漠像胡杨树一样,扎根半世纪,是他自己的抉择。

(三)

他是搞核试验的,说自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这两个都成了不折不扣的事实。

他研究爆炸力学,一辈子都和炸药打交道。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每次总是尽可能地离炸药近一点。

一次在野外,等了好久炸药都没响,他用对讲机冲其他人大声喊:“你们都不要动,我来弄。”说着就走上前,快到炸药放置点时,他再次回头对跟在后面的人说,趴下,不要抬头,自己上去排除了险情。

他经常要在核爆后第一时间去抢收数据。有一次,车坏在路上,他看到司机带着防护罩修车进度很慢,就先把自己的防护罩摘下来,证明没有危险才让司机也取下,提高修车效率。

他的学生说,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老师常年奔波在实验一线。凡是重要实验,他都亲临现场,拍摄实验现象,记录实验数据。这是他的专业需要,也是习惯。

去年,74岁的他由于拍摄实验现场太专注,被绊倒在地,膝盖和脸部都被蹭伤,让他包扎一下,他笑着说没事没事,拍了拍灰尘继续工作。

每做一次实验,他都建一个档案,就像病人的病历一样,几十年从没间断。谁需要资料、数据,都能在他那儿很方便地找到。

简便实用、讲求实效,也是他一贯倡导的。他常对学生说,科学就是用简单的办法达到理想的目的。

为解决实验用的铅皮,他发明了用钢棒手工擀制的办法,像擀饺子皮一样,把1毫米厚的铅皮擀成了0.2毫米。为了找到力学实验的理想材料,他出差途中买了一块特殊木材做成的菜板,锯开分析密度和硬度。就连戈壁上的沙子,也被他用来作为实验的一种特殊材料,解决了技术难题,也节约了大量经费。

病中留下的工作笔记上,他一笔一画绘下了保险柜开锁示意图,密码盘、固定手把、开门手把,以及三位密码刻度的标示,清晰明了。还有详细的文字,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

他一丝不苟的程度,有点像人们所说的极致。

(四)

2012年春节刚过,一封近5000字的长信,摆在了基地司令员的案头,是关于基地建设发展的想法,言辞激烈,语气率直。信是他写的,看得出很着急。直到司令员和他一起商定,安排人员和经费对他所提的发展路线进行研究,他绷紧的脸松了下来,笑了。

住院期间,他和来看望他的基地司令员闭门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也感叹,一生最大的缺点是说话直率得罪人,不懂人情世故,不会“做人”……

他说话硬,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乍一听,难以接受,时间长了,都知道他不玩虚的,一辈子有自己的做事和做人原则。就像他去世前说自己,“我不善于交往活动,实事求是搞科学。”

凡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他讲原则不是空的。他参加学术评审会,从来不收评审费,不让参评人员上门拜访。从没有接受过一个人的礼物,材料都是通过邮局或其他人捎带的,他只要材料,不要见人。科研成果报奖时,他总是把自己名字往后排,不是自己主持的项目坚决不挂名。平时专门的请客吃饭他概不参加,就喜欢自助餐。讨论会上该说就说,不管在座官大官小。

他有“三个不”:不是自己研究的领域不轻易发表意见、装点门面的学术活动坚决不参加、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事情坚决不干。

2005年,东北某大学邀请他当名誉教授。他说:“我们研究领域虽然接近,可是距离太远,鞭长莫及的,我给不了什么指导,这挂名教授我还是别当了。”

去年,在安徽黄山召开评审会,会议主办方请他当主审。他老老实实地说,第一个成果跟我研究方向有点关系,但也够不上当主审,第二个成果不是我的研究领域,我当不了评委,你们抓紧时间再找人吧。

他说,自己虽然是院士,只算得上某个领域专家,不可能样样都懂,样样都精。而且专业越深就越窄,别的懂的就越少。

他工资不低,所以掏钱时并不手软。老战友在外地聚会,他说战友们转业早,工资不高,他慷慨解囊。青海玉树地震,他悄悄捐了3万元。

但他自己,一块手表用了15年,一个游泳帽用了19年,一个公文包用了20多年,一个铝盆补了又补舍不得扔。他搞实验,动手能力强,家里的沙发和床是他用包装箱拆下的木板做成,沙发套是老伴亲手缝制。客厅里的小木椅是他用家里铺完地板后剩下的废料,花了半天时间敲打好的。屋里的灯也是他引了一根电线加一个灯管改造而成。

去世后,学生们收拾他的衣物,除了军装,没找到几件像样的便装,两件毛衣还打着补丁。

他偶尔也享受过一次,他和老伴去郊外一个农家乐吃饭,点了一个“大丰收”,就是玉米、南瓜、花生几个菜煮在一起,他从来没吃过,对这个组合菜赞不绝口,对老伴说咱们回去也做这个。

他的学生们说,老师是一个心里有爱的人,长时间接触,感受得更深。他戴了15年的手表,是大学母校百年校庆时送的纪念品,他一直戴着,旧了磨手,就用透明胶粘上。他去世后,护士想把手表摘下来,老伴理解他,说老林喜欢,就让他带着走吧。

他带过的每位学生,都在他的电脑里有个属于自己的文件夹,每一个文件夹都详细记录着每个人的技术专长、培养计划和施教方案。

住院期间,他让学生们将各自的文件夹拷贝走,这时学生们才发现,从跟他的第一天起,短的三四年,长的十几年,他都详细准确地记录下了每个人的成长足迹。

去世前三天,他写下这辈子的最后338字,虽然手抖得厉害,但字迹工整,没有一丝潦草。这是他给学生写下的论文评阅意见。他在5月的最后一天去世,这个学生在6月通过了毕业论文答辩。

(五)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一年,南京大学的高材生黄建琴参军到了马兰,她也搞核试验,是后来马兰有名的“核大姐”之一。

与他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相伴,黄建琴总习惯一个人的生活。最后,她含着泪说,老林的最后几天,是她跟他呆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

他欠家里人太多,特别是对女儿一直有着愧疚。他带的23名学生都是科技精英,却没时间管女儿的教育,女儿没读过大学。他只好对女儿说,你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们没有教育孩子的经验,你是我们的试验品,就多担待点吧。女儿出嫁,他在外执行任务。女儿办完结婚证,背着简单的行囊进了丈夫家。儿子结婚,他也一直没抽出时间和亲家见面,婚礼由对方一手操办。

他不是个完人,但他被家人理解。老伴说,“这一生我陪伴他,我觉得我值。因为,他为国家、为人民、为党,做好了他应该做的事情,良心上没有愧对党和人民对他的培养。”

他去世后,10万元慰问金交到老伴手上,她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表示谢意,说:“这些钱就当做他的最后一次党费吧,这也应该是他的心愿。老林一辈子干了他喜欢的事业,他对党和国家的爱刻骨铭心。”

女儿说,很多人说林院士一辈子没享过福,但我知道父亲不是这样的。他对幸福的理解不一样,他说过他这一辈子真的很愉快。

参加第一次核试验的人们回忆起,那个时候他一股朝气勃发的劲儿;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虽然年纪大了、人沧桑了,他蓬勃的朝气、工作的热情一点没变。人们在想,是什么支撑着他走出了比75年更长的生命跨度?

创造了马兰精神、见惯了英雄的马兰人送给他一副挽联,为他送行:“铿锵一生,苦干惊天动地事;淡泊一世,甘做隐姓埋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