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铸大国重器他隐姓埋名30年：是我选择了这“不可告人”的人生

人物简介

黄旭华，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船舶重工集团719研究所名誉所长。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全国道德模范称号等，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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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习主席与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代表合影时，拉着全国道德模范黄旭华的手，邀请这位93岁老人坐在自己身边。

从1957年到1986年，黄旭华与老家亲人神秘“失联”30年。他说：“我很爱我的母亲、妻子和女儿”，“但我更爱核潜艇，更爱国家”。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造不出核潜艇，我死不瞑目！”

在黄旭华的办公室里,两个潜艇模型吸引了记者的目光——短一些“身材胖胖”的是我国第一代某型弹道导弹核潜艇,稍长一些“体形苗条”的则是我国第一代某型攻击型核潜艇。

像抚摸着自己的孩子，黄旭华拿起这两艘模型，唤醒了那段埋藏在内心深处的记忆……

对于大国而言，核潜艇是重要的国防利器之一。有一个通俗的说法：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燃料，可以让潜艇巡航6万海里；如果换成柴油作燃料，则需要近百节火车的体量。

上世纪中叶，中国人有过强烈的造国产核潜艇的梦想。那时候，我国尖端技术基础薄弱，只能寄希望苏联的技术援助，然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访华时傲慢地拒绝了，“核潜艇技术复杂，要求高、花钱多，你们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来研制。”

事后，毛主席作出指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于是，我国研制核潜艇的“09”工程诞生了，黄旭华凭借出色的专业能力被秘密地召集至北京，迅速开始了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论证设计工作。

第一代核潜艇工程四位总师合影（左起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

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核潜艇,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在中央组建的29人造船技术研究室，黄旭华和同事们只是笼统地认为,核潜艇大概就是常规动力潜艇中间加个反应堆。在后来的实践中，黄旭华才渐渐明白造核潜艇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从物质到知识，用一穷二白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但祖国的需要就是黄旭华最大的动力。“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造不出核潜艇，我死不瞑目！”黄旭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激情澎湃。

当时，有关核潜艇的一切都是核心机密，黄旭华和他的年轻战友们，很难从国外拿到一点关于核潜艇的现成技术资料。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条件下,黄旭华和同事们大海捞针般搜集有关核潜艇的碎片消息。有人从国外带回两个核潜艇的儿童玩具模型,令黄旭华意想不到的是，拆解这两个玩具, 竟然发现和他们构思的核潜艇图纸基本一样！

说干就干，他们用算盘和计算尺去计算核潜艇上的大量数据。“比如，核潜艇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太重容易下沉，太轻潜不下去，重心斜了容易侧翻，必须精确计算。”黄旭华说。

为了保证计算准确性，研发人员分组进行计算，出现不同结果重新再算，直到得出一致的数据。

核潜艇上的设备、管线数以万计，黄旭华要求个个过秤，几年来每次称重都是“斤斤计较”。最终，数千吨的核潜艇在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与设计值毫无二致。

“长征一号”核潜艇在航行中，如一条黑色的鲸鱼。

1974年8月1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

从1965年“09”计划正式立项，用了不到十年，我们造出了自己的核潜艇。至此，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使中国具备了二次核反击的能力，茫茫海疆成为阻隔外敌的海上长城！

“我的生命

早已经和祖国的核潜艇事业融为一体”

虽然造出了核潜艇，但黄旭华的步伐没有停歇。随后几年，他依然选择了“深潜”。1988年4月29日,中国核潜艇首次进行深潜试验。“艇上一个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潜下数百米后，承受水的压力是一吨多，一百多米长的艇体，任何一个钢板不合格、一条焊缝有问题、一个阀门封闭不严，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黄旭华这样形容深潜试验的危险性。

黄旭华（右）在观察某新型核潜艇（1988年4月21日摄）。 新华社发

核潜艇是否具备战斗力，极限深潜试验是关键。深潜试验就是考验核潜艇在极限情况下结构和通海系统的安全性，在核潜艇深水试验中最具有风险性和挑战性。“我对深潜很有信心，将与大家一起下水！”已过花甲之年的黄旭华选择和潜艇官兵们一同下潜。寂静的深海中，巨大的水压压迫舰体发出阵阵声响，现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1小时、2小时、3小时……随着时间一点点推移，核潜艇到了水下极限深度，完成了4小时的深潜试验。试验成功了！这个世界上第一位亲自参与核潜艇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即兴挥毫：“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深潜试验胜利归来留影。

直到今天，黄旭华与核潜艇的不解之缘还在延续。60年风雨兼程，核潜艇事业一直伴随着他。

黄旭华（后排左一）同参与深潜试验的科研人员合影（1988年4月30日摄）。 新华社发

1988年,在完成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深潜试验和水下运载火箭发射试验后,黄旭华把接力棒传给了第二代核潜艇研制人员。此后的20多年里,他给年轻一代当“拉拉队”，关键时刻给他们“撑腰”，还扮演“场外指导”。

工作成为黄旭华的一种习惯。现在，已过耄耋之年的黄旭华，每天上午8点半准时来到办公室,整理几堆1米多高的资料。对黄旭华来说，这是他一辈子的财富，他希望把这些珍贵的资料保存好，一代代传下去。黄旭华常常说：“我割舍不下这项事业，我的生命早已经和祖国的核潜艇事业融为一体。”

黄旭华在办公室查看资料（2014年5月31日摄）。新华社发

作为核潜艇技术领域的带头人，黄旭华几十年来硕果累累。他率领团队开展了一系列重点型号研制工作，培养锻炼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其中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1位、船舶设计大师2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首席技术专家2位、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1位、型号总设计师7位、型号副总设计师30余位。

“是我选择了这‘不可告人’的人生”

“时时刻刻严守国家机密,不能泄露工作单位和任务；一辈子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进入这个领域就准备干一辈子,就算犯错误了，也只能留在单位里打扫卫生。”这是在参加核潜艇研制工作时,领导给黄旭华提出的要求。

黄旭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坚定地说:“我能承受。在大学时我经受过地下组织严格的纪律性、组织性的锻炼和考验,相比之下，隐姓埋名算什么？”

回想童年往事，黄旭华依然历历在目。抗战爆发后,沿海省份学校停办。1938年大年初四，14岁的黄旭华在日军的轰炸中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求学。

不停躲避敌机轰炸的遭遇,让曾梦想当医生的黄旭华开始思考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为什么日本军队那么疯狂。为什么中国人不能生活在自己的家乡，而是到处流浪。祖国那么大,为什么连一个安静读书的地方都找不到。”

“国家太弱就会任人欺凌、宰割，当时有句话叫‘科学救国’。我不学医了,我要读航空、读造船，将来我要制造飞机捍卫我们的蓝天，制造军舰从海上抵御外国的侵略。”黄旭华立下了救国之志。

为了这条救国之路，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当受领研制核潜艇的使命后，他只能选择“神秘消失”。因工作保密，父母和8个兄弟姐妹都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父亲去世，他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对于母亲，一别就是30年。

直到1987年, 黄旭华隐秘30年的生活，才渐渐显露于世。上海《文汇月刊》刊登长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黄旭华把报刊寄给广东老家的母亲。母亲看到文章后，才知道儿子这么多年的去向。

母亲把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流着泪对全家人说：“三哥（黄旭华）的事情，大家要理解、要谅解。”

黄旭华及其夫人在上海合影（1956年4月29日摄）。新华社发

对于亲人，黄旭华总感觉亏欠的太多。多年后，也有人对他开玩笑地讲：“你做核潜艇，真是一个‘不可告人’的人生！”

“试问大海碧波，何谓以身许国。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磊落平生无限爱，尽付无言高歌。”这是2014年，作词家闫肃为黄旭华写的词。对于这份神秘，黄旭华显得很释然，他说：“我很爱我的母亲、妻子和女儿，我很爱她们。”他顿了顿，继续说：“但我更爱核潜艇，更爱国家。我此生没有虚度，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