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之上镌刻“中国精度”——追忆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济生的母校情怀

济南三中始建于1948年，已经走过七十五载春秋，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和大国的崛起，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奋斗历程。七十五年的办学历史是一笔巨大的教育资源；七十五年的文化积淀，是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看今朝奋进新时代。虽建校七十五载，但济南三中却在岁月的磨砺中愈显朝气蓬勃，向着争当“一流名校”的目标踔厉奋发。

七十五个春秋，质朴、勤奋的三中人执着地耕耘着这块沃土，培育了数以万计的学子，造就了一大批英才俊彦。让我们一起领略济南三中知名校友李济生的风采，并以他为目标，珍惜学习时光，树立远大志向，让青春在奋斗中出彩。

国人在庆祝卫星发射成功

李济生，济南三中高14级1班学生，中科院院士，曾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总工程师，我国人造卫星轨道动力学和卫星测控顶尖专家，被称为“太空牧星人”。从“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到“神舟二号”无人飞船，共和国航天测控事业在实现“飞向太空、返回地面、同步定点、一网多星、国际接轨”五大跨越后，技术水平已跻身世界先列。

　为了这一切，李济生和千千万万航天人一样，30年来在技术领域苦苦跋涉，谱写了一首矢志创新的奋斗之歌——

　他首次提出并实现了卫星测控应用软件的通用化、模块化、标准化，使我国卫星测控软件的设计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我国人造卫星轨道动力学和卫星测控顶尖专家，被称为“太空牧星人”的济南三中优秀校友李济生院士

他建立的“三轴稳定卫星姿控动力对卫星轨道摄动的动力学模型”，解决了卫星近地点异常变化难题，填补了国内空白；

　他研制的通信卫星测控调度和实时计划生成软件，保证了当时我国以落后的计算机设备完成了过程复杂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测控任务；

　他主持开发的人造卫星精密定轨系统，把我国人造卫星精密定轨精度由千米级提高到米级，达到世界水平……

他虽已毕业数十载，但济南三中在李济生心中一直是个特别的存在。母校之于他，仿佛青年时期那耀眼的骄阳，是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1998年，李济生院士在济南三中学校建校5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

1998年济南三中五十年校庆时，李济生再回母校，虽然曾经的校址换了，校舍变了，但看到母校变得更美丽、更现代、更有生机与活力，这位“老同学”感到由衷的高兴。为了表达对母校的感恩，李济生为母校学子设立了“李济生奖学金”，鼓励“学弟学妹”们勤奋求学，成长成才。

李济生为母校题字

鼓励“学弟学妹”们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李济生与班主任于明诗老师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每当年节假日，李济生必定打电话问候于老师；每当有点滴进步、工作变化，李济生也告诉于老师，每逢有机会回济南，李济生一定要带上鲜花、蛋糕等看望自己的恩师，向恩师深深地鞠上一躬。谈到这位“得意门生”，于明诗老人满满的全是自豪。“我当了李济生三年的班主任，他的成绩一直很高。他是一名好学生，是那种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什么事都不甘落后的人。”于明诗老人回忆那时是“5分制”，李济生的成绩总是在4分5分；学生的品德考核分甲乙丙，李济生总是甲等。

李济生向母校赠送卫星模型

抱着对母校深厚的情感，济南三中七十年校庆时，李济生欣然提笔写下“济南三中人才摇篮”八个大字赠与母校，并为母校捐赠了珍贵的卫星模型、飞船模型和登月模型供校史馆收藏，向母校学生展现了神奇的航天世界。

2000年3月李济生（左四）和妻子李素珍回母校

首届“李济生奖学金”颁奖仪式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9年7月28日校友李济生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76岁。他把生命融入了魂牵梦绕的浩瀚星空。他是一路向前，不能忘却化身为星的人。

记者带着对李济生院士的敬仰，搜集整理了他生前被媒体聚集的事迹报道。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忆李济生院士与祖国航天测控50年的不解之缘，感受他为中国航天事业而焦灼、而奋起、而潸然泪下、而欢呼雀跃的征程往事！以飨济南三中各级校友们和广大读者。

坚定的信念：“把中国的精密定轨技术搞上去”

“航天科技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领域，航天科技成就是国家科技水平和科技能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高度重视航天科技建设，鼓励航天工作者要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更远，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梦想。

合作双方签协议

卫星测控，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陌生领域。当火箭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卫星能否正常运转并按计划完成使命，完全依赖于地面观测系统对其实施长时间的跟踪、测量、计算、预报和控制，这一系列工作即为卫星测控。

通俗地说，卫星测控就像是“放风筝”，离开地面观测系统的监控，卫星就像是断了线的“风筝”。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航天科技水平。

李济生刻苦攻关，针对各种“摄动力”对卫星轨道的影响，建立了动力学模型

航天作为当今世界最具挑战性和广泛带动性的高技术领域之一，体现着国家综合实力和大国地位。因此，总有殷殷志士甘为国家的航天事业鞠躬尽瘁，也总有拳拳赤子愿为航天发展负重前行。我国杰出的航天科技工作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人造卫星轨道动力学和卫星测控专家李济生即是其中真实的写照。

他建立的“三轴稳定卫星姿控动力对其轨道的摄动力模型”，解决了卫星近地点异常变化难题，填补了国内空白；

他主持开发的人造卫星精密轨道确定系统，突破了多项技术难点，把我国人造卫星精密定轨技术推向世界前列；

他总结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写成的《人造卫星精密轨道确定》，成为世界航天测控史上不为多见的一部学术专著。

李济生院士1943年5月31日生于山东济南，济南三中毕业后考大学到南京，196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历任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技术部总工程师、研究员，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50多年前，同样是盛夏时节，李济生大学毕业后主动申请来到中国第一座卫星测控站，从事卫星轨道计算工作。

当时，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即将发射，全中国没有一位卫星轨道计算专家，国外对我严格技术封锁。没有任何资料，李济生和同事们自己编程序、搞方案；没有实践经验，他们就边工作、边积累，借助一台手摇计算机，一个多月后拿出了一次性通过的轨道设计方案。

1970年4月24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庆功会上，大家举杯相庆，李济生却眉头紧锁——卫星虽然上天了，而卫星轨道的计算十分粗糙。中国从从1967年开始建设自己的航天测控网，1970年正式投入使用。彼时，美国的航天测控技术水平已超前我国一二十年。李济生为此深感焦虑：如果不能精确地计算出卫星在太空运行的轨道，就不可能满足后续卫星发射测控任务和卫星应用对定轨精度的要求。

“我国航天测控技术起步晚、差距大，但我们有能力奋勇赶上！”立志要在航天测控领域有所作为的李济生并不气馁，一个强烈的愿望在他心里萌生：一定要尽快拟制出中国航天的精密轨道计算方案。

从此，他一面投入到新型号卫星测控任务紧张的准备工作中，一面不断积累精密定轨知识，为日后开发精密定轨方案作技术储备。同时，为了使定轨精度有个明确的数量概念，他对定轨精度分析方法进行了不懈探索和研究。

历经一年攻关，李济生分析、推算了大量数据资料，终于算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定轨误差为1公里左右。从那时起，我国对近地卫星轨道精度误差有了初步的数量概念。

随着李济生卓有成效的研究，我国定轨精度逐步提高，但与国外的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于是，他将求学的目光投向了更高远的地方。

1978年9月，李济生参加国内首批出国留学人员考试并被录取。一时间，国外几所大学纷纷来函，有的请他去搞探空火箭数据处理，有的邀他进行天文教学，他都一一谢绝了。李济生心中的目标执著而明确：“研修精密定轨理论，把中国的精密定轨技术搞上去。”

1984年，李济生终于选取对口专业，跨进大洋彼岸一所名校的大门。在那里，世界各国的航天测控资料一应俱全，李济生贪婪地在知识的海洋里奋力搏击：快学、多学、拼命学。

在进修的两年里，李济生没有节假日，无暇顾及旖旎的异国风光，甚至连写封家书也顾不上。难得上趟街，去一次就买回足够吃十天半月的食品，把能挤出的分分秒秒都泡在了图书馆和资料室里。

1986年，李济生婉拒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忘不了临回国前一位老华侨的话：“国内每升空一枚火箭，我们这些海外游子的腰就又挺直了一截。”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这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原总工程师、中科院院士李济生的肺腑之言。

归国后，领导和朋友问他在外的感受，李济生朴实地说：“看到国外测控技术的发展，真是着急，就想把我们的技术和国外的距离拉近一点。”

此后的30多年，面对国外的严密技术封锁，李济生矢志不渝，独立自主攻破了一大批尖端技术，逐步实现了轨道精度从千米到百米再到十米级的“三级跳”。

李济生在工作中

航天测控精确到厘米级

航天测控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域？火箭发射升空、航天器在轨工作，可视化程度都比较高，而航天测控在公众视野中更似“隐形”。测控的主要工作包括：测量——针对飞行目标进行多种手段的远距离测量，根据获得的测量数据掌握航天器的飞行状态、飞行轨迹，判断其工作是否正常；控制——通过向飞行目标发送指令，使其能够按照地面的要求做出相关动作，控制航天器的状态；通信——包括航天器和地面的天地通信，以及陆地、海上测控站船和指控中心之间的信息交换。

受地球曲率的影响，以无线电微波传播为基础的测控工作，需要用分布在陆上、海上甚至天上不同地点的多个节点“接力”完成。有人把这个系统比作放飞航天器的“风筝线”，实际上它远远比“线”复杂得多，更像一张连接天地的网，或是一条条承载航天器驰骋的“天路”。

“我上中学时，苏联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当时我就很着迷，经常在晚上跑出来看卫星，希望有一天能经过我的努力，使我们的国家也有自己的卫星。”生前的一次访谈中，李济生院士回忆自己从事航天测控的初心，“进入大学以后，刚好又是学天体力学的。一般的天体力学都是学经典轨道的计算, 比如月亮绕地球转、地球绕太阳转……因为那时已经有了人造卫星这样的人造天体，所以在学校时也学习一些人造天体的轨道计算。后来到单位后恰好又是从事卫星测控方面的工作，因此就很自然地结合起来了。”

中国的航天测控事业，是伴随着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飞向太空的历程而发端的。“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 我们报到的准确时间是1968年2月14日……共有5位同学一同分配到西北航天实验基地，我们坐了几天火车，从繁华的南京走到大西北，满目尽是荒凉的戈壁滩。记得我在给女朋友的第一封信是这样写的——‘站在大戈壁滩上，一望无际，如同站在大海上一样辽阔无垠。尽管这里现在很荒凉，我想通过我们的努力，我们会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那时的中国，贫瘠而沸腾；那时的中国航天，火箭、卫星、测控各系统皆蹒跚起步，家徒四壁而自信奋进。1970年，“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掌握人造卫星技术。依托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和分布在祖国各地的地面观测站，李济生和他的同事们实现了卫星的精确跟踪测量，成功预报了卫星飞临世界244个城市上空的时间和方位。

“当我们在喝庆功酒吃庆功饺子的时候，一位老专家的话深深打动了我。他说：‘咱们的卫星上天了，可轨道精度是多少？谁能说得准确？’当时我就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卫星精度算出来。我是搞天体力学的，不然愧对国家的培养。大约用了1 年时间，我终于算出了卫星轨道的误差为1 公里。这也是我们国家卫星轨道的第一次量化，但与发达国家当时已经达到的百米级精度相差甚远。从那以后，我又开始了从千米级到百米级精度的艰难历程……”

媒体“我们的太空”说，“正是在李老的带领下，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轨道确定和控制精度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从最初的公里级、米级到如今的厘米级……”

精密定轨有多重要？遥感卫星定轨不准，卫星拍到的图像坐标就不准确；担负测绘任务的卫星定轨不准，就不能得到高精度测绘信息；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定轨不准，无法严格实现地球同步运行，卫星不得不在调整位置的过程中消耗燃料、降低寿命；而载人航天器一旦出现测控偏差，将直接导致再入大气层的控制误差，落点很可能谬以千里。

今天，我国近地轨道航天器位置确定精度最高可达厘米级，地球同步轨道航天器位置确定精度可达几十米，月球轨道探测器位置确定精度可达公里级。我国航天测控技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功能多样、天地一体的航天测控体系，取得了飞向太空、返回地面、同步定点、飞船回收、多星管理、深空探测等重大成就。我们同时注意到，近年来，作为国家航天测控能力的补充，航天驭星、天链测控等民营企业开始提供商业测控服务。

铿锵的脚步：“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1975年，我国航天事业取得大丰收。这一年，我国成功发射了3颗近地卫星。

人们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李济生和他的同事们却意外发现，卫星近地点高度逐日升高。从理论上分析，卫星在运行过程中受大气阻力影响，近地点高度应该越来越低。

这是一个谜。有关专家怀疑是轨道计算误差太大，提议改由其他单位计算。种种怀疑和议论，对搞轨道计算的李济生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压力。

李济生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开这个谜。他一头扎进谜团里，连续几日彻夜不眠，反复查阅有关资料，反复和同事们研究探讨。

几个月后谜团解开。卫星轨道出现反常，是控制卫星姿态的喷气管产生的姿控力所致。由于作用力很小，人们在设计时忽略了。然而就是这轻微的作用力，使卫星轨道近地点高度逐日升高。

李济生再接再厉，对此领域作深入研究，又研制出卫星姿态控制对卫星轨道摄动的动力学模型，填补了我国同类动力学模型的空白，使卫星定轨精度由1000米提高到500米。

此后，他又主持开发了“微分轨道改进和摄动星历表计算”卫星轨道确定方案。这一方案首次用解析法导出了大气阻力短周期摄动的计算公式，把我国人造卫星定轨精度由500米提高到200米。

1981年底，我国首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发射准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地球同步通信卫星的测控技术，是世界航天测控领域的难题，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要完成这些复杂的测控过程，地面测控系统要向卫星发送数千条指令，其实时性、准确性和连续性要求之高，都是历次发射任务所没有的。

在发达国家，通信卫星的测控，是用全球布站的测控网完成的，而我国卫星地面测控网只限于本土的测控站，可控弧段极其有限，测控过程必须高度自动化。但卫星测控中心仅有性能落后的320计算机，运行速度每秒28万次，内存和速度远远不够。

我国有关部门多次与外商洽谈高性能计算机的进口事宜，均被对方拒绝。西方大国的技术封锁，激起了李济生和同事们为国争光、开拓创新的豪情：“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外国人做不到的，我们也要做到！”

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李济生以惊人的毅力，攻克了道道难关，成功地编制出通信卫星测控软件调度程序，圆满解决了计算机容量小、速度低的难题，终于使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成功地定点于距地球3.6万公里的赤道上空。此举令外国专家同行刮目相看，感到佩服！

高尚的品格：“我愿用肩膀为年轻人搭起攀登云梯”

1992年，在我国某型返回式卫星发射前夕，李济生接到一项特殊任务：研制一套新方案，以验证年轻博士黄福铭制订的该型号卫星轨道控制方案的可行性。李济生苦战数月，拿出了新方案。经过论证，这两种方案殊途同归，都是可行的。

这是我国发射的一种新型返回式卫星，用谁的方案谁将获得科技进步奖，谁就将在这个新型卫星领域里永远留下自己的名字。李济生是测控中心的技术权威，是国内外有名的科学家，按理说采用他的方案理所当然。但在李济生的坚持下，测控中心采用了黄福铭的方案。

李济生说：“要多给年轻人创造机会。因为，科技发展是一场接力赛，要靠一代代人的努力。作为一名老科技工作者，我觉得个人名利事小，把这个接力棒交好，尽快提高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才是大事。”

个人的名利是小事，人才培养是大事。李济生把培养年轻科技人员当做自己的重要职责，手把手地教，希望更多的人超越自己，体现出一位科学家对祖国航天测控事业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无私的奉献精神。

李济生始终铭记着一句名言：科学家最大的悲哀是后继无人。为了祖国航天事业的未来，他一直把培养年轻人才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张荣之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一直跟李济生从事精密定轨研究，经过几年的磨练，已成为技术带头人。在使用星载全球定位系统测量数据定轨方面，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远距离全球定位系统差分方法，使我国卫星定轨技术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如今他承担着载人航天任务中高精密定轨的专项任务。

青年工程师王家松从给李济生当助手的第一天起，李济生就把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料毫无保留地交给他，让他在选定科研项目和攻关课题时参考查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王家松大胆运用解析法理论，对过去的轨道计算程序进行验证和重新设计，提高了解析法轨道计算的精度。

近年来，李济生还亲自培养了2名在职研究生，推荐3名青年同志到国内知名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其中有的已学成回来在科研中挑起了大梁。

李济生的严谨细致在单位里是出了名的。翻开他几十年所记的工作笔记，尽管有的已经泛黄褪色了，但字迹工整，连标点符号都一清二楚；设计的各种技术方案，不仅构思新颖，而且格式整齐美观。他这种严谨的科研作风时时影响和感染着身边的青年科技人员。

“搞天体力学比较枯燥，整天就是计算，但这里面也有乐趣。想想看，人造卫星在天上是看不见的，我就给你这个观测数据，算出它的轨道，然后预报它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到时候一看它确实在那个地方，这不也是种乐趣吗？”李济生沉迷于轨道，沉迷于探索浩瀚宇宙中的无穷奥秘。正因为如此，他牺牲了许多业余爱好。有人说他既不打扑克，也不下棋，偶尔和妻子打打羽毛球，是他唯一的娱乐活动。

1997年底，李济生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在一个庆贺会上，他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我是踩着众人的肩膀一步步上来的。我国航天测控事业要赢得新世纪，就要培养一大批年轻人，我愿用自己的肩膀为年轻人搭起攀登的云梯！”

“国外有的，我们也要有”

李济生深知，国外先进技术要不来，买不到。我国航天测控技术要抢占世界前沿，不仅要坚持自主创新，还要加快追赶的步代，实现“国外有的，我们也有”。

1975年，我国发射成功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人们发现，卫星在轨运行期间，近地点高度在逐渐增大。而从理论分析，卫星受到大气阻力的影响，轨道近地点高度应该是逐渐减小的。

为什么会升高？李济生开始了不分昼夜的计算。

几个月后，谜团解开了。卫星轨道出现反常现象的原因就在卫星本身，是用于卫星姿态控制的喷气管喷气产生的姿控力所致。它由于只有轻微的作用力，人们在设计时忽略了它。然而，就是这小小的力，却使卫星轨道近地点每天在升高。

找到了症结，李济生没有就此罢手。他依此深究，研制出卫星姿态控制对卫星轨道摄动的动力学模型，填补了我国同类动力学模型的空白，使我国的卫星定轨精度跨上了新的台阶。

在到大洋彼岸某大学空间实验室进修两年学成回国后，李济生主动辞去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技术部软件室副主任职务，带领攻关小组潜心开发精密定轨系统。五年的艰辛攻关，他和同事们攻克了一项项关键技术，破译了7万多条计算机语句，建立了我国卫星精密定轨系统，把定轨精度由原来的100米级提高到米级，大步赶上世界发达国家先进水平。

1983年1月，苏联核动力侦察卫星“宇宙—1402”因运行失控，携带核燃料的卫星残骸将陨落地面，极有可能对地球造成污染。李济生参加了陨落预报小组，在没有任何外来资料的情况下，他们根据得到的断续数据定出了轨道参数，准确作出了“宇宙—1402”核动力卫星的落点预报。

因为定轨精度提高了，我国发射的一颗颗返回式卫星按照李济生和同伴们的意愿，越来越准地返回到预定地区。

“中国要有自己的定轨精度”

1970年4月24日，巴丹吉林沙漠。载着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火箭喷吐着烈焰腾空而起，转瞬消失在茫茫苍穹。距发射架不远的平房里，南京大学毕业生李济生正聚精会神地运算着的轨道数据。

星箭分离，卫星进入预定轨道，东方红乐曲第一次回荡在遥远的太空。

当人们陶醉于胜利的喜悦时，27岁的李济生却端着一碗庆功饺子难以下咽，刚才一位老专家的问话萦绕在耳际：“咱们的卫星虽然上天了，轨道也计算出来了，但你知道轨道精度是多少吗？” 李济生把目光投向了茫茫夜空———早在一年前，美国的“阿波罗”飞船已经登上了月球。到60年代末，美国和苏联已将各种应用类型的上百颗卫星送上了太空，他们的卫星轨道确定精度已经达到百米级。

不知道定轨精度，就无法验证轨道计算的正确性，就意味着无法对卫星进行有效控制，刚刚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就难以向前发展。

一个强烈的愿望，在这个不善言辞的年轻人心里萌生：一定要开发出中国卫星的精密轨道计算方案！

此后的一个时期，戈壁滩上那间简陋的工房里，灯光每天都亮到深夜，李济生开始了对卫星轨道确定技术的钻研k k推导公式，学习软件，分析计算结果，研究确定轨道精度的方法。

我们无法描述那数不尽的“0”与“1”对人是怎样的一种煎熬。一年攻关，在分析了大量资料，推算过无数数据，经过一次次试验后，李济生用“过近站点时刻”法，估算出我国第一颗卫星的定轨误差为1公里左右。

中国近地卫星轨道精度误差从此有了数量概念。

“命运要靠自己来创造”

“计算机是不可能得到更换了，人家对我们封锁，现在只有靠你们的智慧背水一战，解决难题。”渭南塬上，卫星测控中心领导对李济生和他的同事们说。

这是1982年冬，中国的通信卫星工程正如火如荼。这是怎样的一副重担啊！从发射到定点于距地球36000公里高的赤道上空，要向太空运行的卫星适时发送数千条遥控指令，其实时性、准确性和连续性要求之高，对李济生他们来说都是第一次。

但是，如果没有自己的地球同步通信卫星，就没有在世界航天领域说话的实力，我国通信技术落后的局面也就难以得到改变。

当时中心仅有4台晶体管计算机，其运算速度不如一台普通的286微机。对此，一位来访的外国专家断言：这样的设备绝对不行。李济生向这位专家请教一个技术问题，他傲慢地说：“对不起，我没带笔记本，没法讲。”

“命运要靠自己来创造！”李济生主动向领导请缨：“‘硬件’不行，我们用‘软件’补。”

接下来就是不分黑夜白昼拼杀的日子，李济生透支的身体一下子降到了90多斤。他闯进了一个荆棘丛生的禁地，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把看似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按另一位测控专家祁思禹的形象比喻就是，“要用100张床位安排500个人住”。

50余万行的“0”与“1”，像一个个美妙的音符，李济生通过它，奏响了中国航天测控史上一段辉煌的乐章！

发射前夕，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来中心视察，听说全部测控方案已通过，高兴地握着李济生的手说：“在这样落后的机器上能完成这样大的任务，很了不起！”宋健同志观看了模拟卫星测控过程的星地大回路演练，兴奋地说，“犹如欣赏一曲美妙的交响乐！”

1984年4月8日，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试验通信卫星在赤道上空定点成功，中国开始用自己的通信卫星与世界对话。

这年5月，李济生在国际空间科学年会上和那位外国专家不期而遇。他迫不及待地问李济生：“你们那个地球同步卫星测控是在什么计算机上完成的？”

“就是你看过的那几台。”李济生自豪地回答。

对方愕然。

创造世界航天领域的奇迹

在欧美国家，通常一种类型卫星就要有一个独立的测控网，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投入太多的资金。 1988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一网管多星”工程正式启动，该工程由中国和国外某公司联合完成，李济生在项目中任中方副经理。

用一个测控网管理多颗星，在国际上尚无先例，一旦开发成功，将成为世界航天领域的一个奇迹。李济生和他的同事在异国他乡拉开了新的战幕。

在科研攻关过程中，外方专家忽然发现，李济生已经突破了第一个关键技术难点，创造性地提出了“卫星时”概念，即不调整硬件系统的标准时间，而用软件建立若干不同的时间系统，完美地实现了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对不同卫星按照不同的时间系统进行测控事件的调度。按合同规定，这个工程的第二个关键技术，也就是“多星多计算机文件管理”，应由外方承担开发，可他们为解决这一难题伤透了脑筋，久攻不下，以至影响了整个工程的进度。

李济生在向客人介绍中

李济生接了过来。经过严密细致的分析，精益求精的推算，在短时间内就做出了“多星多计算机文件管理”的软件，解决了这个项目中最难的技术问题。外方专家连连赞扬李济生：“你创造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真是了不起。”

从此，一种全新的航天测控模式“一网管多星”诞生了，这项世界独一无二的航天测控管理模式，以其低耗高效的独特优势名扬于世。从1990年2月我国发射实用通信卫星投入使用后，十年来一直是我国多星测控的核心软件。

尾声

李济生院士的名字，源自其出生地济南。也许还有更多寓意。心怀家国、兼济苍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朴素理想——那么，离开之时，院士或当欣慰：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航天事业在捍卫国家安全、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其蕴含的科学、技术与成果已融入这个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深刻地重塑了我们的经济、文化、思想和生活方式。院士当年在西北大漠中所畅想的“崭新的世界”，已然开启。

人类在浩瀚的宇宙面前是渺小的，但人类的探索精神是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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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生在培训中

爱党报国、精测妙控、创新超越、筑梦太空，一代代航天测控人秉承航天测控精神，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勇于挑战、追求卓越，不断为探索宇宙奥秘、加快建设航天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济生院士是我国第一代航天测控人的代表、我国航天测控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航天工作者评价他说：“直爽，正派，不吹牛。”他为我国航天测控事业做出的贡献，航天自媒体“我们的太空”概括为：“在人造卫星轨道动力学研究方面，他发现了低轨道三轴稳定卫星姿控动力对卫星轨道的摄动并建立了相应的动力学模型，提高了定轨精度；建立了我国卫星测控精密定轨系统，满足了我国各型号卫星对定轨精度的要求；在卫星测控工程方面，对卫星测控软件系统提出了‘模块化自动调度’设计思想，并完成了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测控调度软件和测控计划生成软件的设计与开发。”

李济生坚定的信念：“把中国的精密定轨技术搞上去"!

李济生院士是济南三中人的骄傲、济南人的骄傲、山东人的骄傲、中国航天人的骄傲，更是中华儿女的骄傲！

人物简介

李济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人造卫星轨道动力学和卫星测控专家。济南三中高14级1班学生，1961年从济南三中考入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学习。先后任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总工程师，总装备部科技委常任委员，中国宇航学会第四届飞行器测控专业委员会顾问。建立了我国卫星测控精密定轨系统，满足了我国各型号卫星对定轨精度的要求；对卫星测控软件系统提出了“模块化自动调度”设计思想，完成了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测控调度软件和测控计划生成软件的开发与设计。（王宁吴松林邹维荣韩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