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科学家倒在了科研成果转化路上

    一年多前的2016年的3月18日，全国300名能源专家齐聚济南，论证当地一个百亿环保项目的核心技术方案。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方案的首席专家付林，却在论证会的头两天被刑事拘留。

                                               

   

    付林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教授、博导。他掌握着一项对节能减排意义重大的技术——简单地说，就是大幅提高发电厂废热的回收量，将其转变为北方供暖的热能，从而减少煤的消耗。 

    2013年，付林的这项成果（学名叫“基于吸收式换热的集中供热技术”）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最早使用这项技术的山西大同，已经从严重雾霾城市，变成了空气质量最好的北方城市——据《科技日报》报道，2015年、2016年大同二级以上良好天气数超过300天，而这项技术每年可以为大同节约67.8万吨标准煤。

    付林出事之后，这项刚刚开始推广的新技术面临着很多挑战，很多城市级的大型能源改造项目都停了下来。“现在是群龙无首，遇到问题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那么，付林到底犯了什么事？起因是有人给北京市检察院写了封举报信，举报他巨额贪污。2017年5月19日，海淀检察院公诉处正式起诉付林，根据起诉书付林有两项罪名，一项罪名是贪污造成科研经费损失220余万元，另一项罪名是挪用公款439万元。

    付林案在高校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科研成果转化所引发的事故。该案的焦点在于，付林的关联公司参与了上述重大课题的研究过程，以及后续的科研成果转化。而在这个过程中，各项课题经费的划拨并没有严格按照流程。

    有人做了一个这样的假设：如果当初由外部公司取代付林的关联公司，成为其搞研发和成果转化的平台，那么付林可能不会涉入商业江湖，他也就不会面临如上的指控。但问题恰恰是，当时并没有公司愿意支持他。

   “科研成果转化的第一步并不是企业在求你卖专利，常常是你要去求企业支持，把初步产品做出来。”江亿院士说，很多人都以为把专利或者想法卖掉就完成了科研成果转化，但现实从专利到产品还有很长的路，很少有企业冒风险买单。如果得不到企业的支持，只能自己组织资源做开发，组织资源就少不了要开公司，而开公司就有一堆麻烦事——付林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入了商业江湖中。

 

 

    江亿院士也有类似的无奈经历，因此特别渴望能有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安安心心把第一步转化先做出来”。但这科研成果转化最难的第一步，在当下大学体制、社会机制中是一个空白地带。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朱颖心教授说：“付林案引发最坏的影响是，现在老师们有科研成果也不敢转化了，就写写论文吧。”

    所有像付林一样搞科研成果转化的教授们，几乎都面临着一个“身份的嫌疑”——既是国家公职人员，又能通过科研成果转化赚钱，一身兼二任，很容易就有拿着国家的资源给自己用的嫌疑。付林被人举报贪污正是这个逻辑，前两年影响巨大的“浙大褚健案”也是这个逻辑。

    1992年，国家鼓励科研人员创业，高校出现了一大批学科性公司，都是挂着公有制之名的红帽子公司。这些公司在股权上的复杂性，制造了很多故事。比如国家又多次出台鼓励科研成果转化的政策，但老师们开公司始终笼罩在身份嫌疑的阴影中——在一种复杂的社会心态下，做得越成功嫌疑就越大，做得不成功倒是没人关注。

    在高校科研人员创业的案件中，知识产权是一个很容易出事的领域，拿着属于学校的专利给自己赚钱等同于贪污。

    付林的妻子曲燕从付林的前任辩护律师处得知，对付林案要不要起诉，检察机关内部曾争议很大，最后还是决定给诉了。最初的起诉意见书指控付林贪污上亿，但最终的起诉书指控付林贪污220万、挪用公款439万。据了解，付林案经历了两次退侦、延期侦查——检察院对付林做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包括他带的本科生都被约谈，并没有查出其它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