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选北京作为首都？毛泽东和王稼祥曾有这番对话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28年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终于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时代。

新中国定都在北京。九个月前，1949年1月31日，还被称为“北平”的这座城市宣告和平解放，让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免于战火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新中国定都奠定了基础。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北平”改称为“北京”，确定为新中国的首都。

新中国定都这件载入史册的大事，是从惊心动魄、艰苦卓绝中拉开大幕的。伴随着解放战争波澜壮阔的进程和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实脚步，中国共产党开始描绘新中国的蓝图，对首都的选址早有谋划。

“北平”改称“北京”，最终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北平不要打”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抗战胜利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5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日程表。

差不多相同的时间，沈钧儒等一批民主人士先后到达了东北哈尔滨，10月，在那里召开了三次座谈会，为一年后新政协的筹备和召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共中央当时曾指示东北局和民主党派，计划在哈尔滨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宣布新中国成立。

哈尔滨，有“东方莫斯科”之称，是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也一度被作为新中国首都的备选地。考虑到哈尔滨是当时全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与苏联最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其为“特别市”，准备在这里建立新中国。

更早之前，抗战刚刚胜利，中共中央就曾考虑将哈尔滨作为中央驻地，还曾选择承德作为中央转战的中转地。但是国民党政权很快挑起了内战，向全国解放区大肆进攻。1947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期间，东北局还曾致电中央，建议迁往东北。但是毛泽东回电：“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时不能离开。”

这时的国共实力对比，国民党在军事上占据着绝对优势。但是，正如毛泽东在1946年8月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所说的，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战略进攻，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失去人民支持的国民党政权兵败如山倒。

事实证明，“九月会议”提出推翻国民党政府要用“五年左右时间”都是“保守估计”。“九月会议”仅仅两个月后，194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断言：“现在看来，只需要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两个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这之后不到一年，新中国宣布成立。

也是在“九月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听了徐向前的汇报，毛泽东讲：“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

“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新中国的国都。

“北平解放是全国打出来的”

“北平不要打”，不打，就要和平解放。可是和平与否，还要看据守北平的傅作义是何态度。

据时任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回忆，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设想萌生于新保安、张家口歼灭战之后，即1948年12月下旬。“我先同罗荣桓同志谈了这个想法。我说，我们应该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免遭战火的破坏，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如果党中央决定定都北平，那么打个稀烂，机关那么多人连个住处也没有。”

罗荣桓听后表示同意支持，而林彪认为和平不可能实现，还是要靠打解决问题。

事关重大，聂荣臻就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发了一封建议和平解放北平的电报。中央回电表示完全同意。

1949年1月14日，天津战役总攻打响，仅仅29小时后，天津解放。在战与和之间摇摆的傅作义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天津解放的第二天，傅作义便派代表与聂荣臻等人再次会谈。双方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终于使北平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里，创造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北平方式”。

在北平和平解放一个月后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北平入城式是两年半战争的总结；北平解放是全国打出来的，入城式是全部解放军的入城式。”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

选择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中共中央有长期的思考过程和各方面的综合考量。在毛泽东和王稼祥的一番对话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最合理的抉择。

1949年1月，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赴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去看望了毛泽东。交谈中毛泽东说：“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毛泽东接着又说：“历史上，历朝历代不是定都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的答案。”

对这个问题，学者出身的王稼祥早有考虑：“依我看，现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虽然自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王朝，包括国民党政府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缺陷，我们定都最好不选在南京。”

“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那时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因此西安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点。这样一来，选西安为都也不合适。”

王稼祥再论：“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所能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毛泽东一笑相应地问道：“那么，哪里可以定都呢？”

王稼祥直指北平。“北平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又邻近苏联和蒙古，无战争之忧。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的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于接受。”

毛泽东连声称道，他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3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北平开始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半年后，这座饱经沧桑的古都改名北京，成为了新中国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