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濬收买了冯玉祥一半的队伍，让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获胜

    大别山前战线辽阔，地广兵单，只要有一两部杂牌军倒戈，西北军就能不战而下武汉。中原大战的前4个月战况不利，阎冯胜算颇大，杂牌军理应见风转舵。阎冯抓紧良机大力收买，给枪给钱慷慨开价，委任状满天飞。平汉线上的杂牌军将领，手里常有蒋阎双方的委任状。冯玉祥的参谋长刘骥回忆道，西北军在开战之初于平汉线大胜，原可以打过武胜关直下武汉。但冯玉祥认为杂牌军会争相归附，平汉线只需招降，不需力战，因此停下平汉线攻势，将西北军主力集中到战况吃紧的东战场，坐待杂牌军献上大武汉。然而，西战场十余万杂牌军岿然不动，让蒋介石反败为胜。反倒是冯玉祥一手带成的子弟兵，在东战场显出疲态时，却争先恐后倒戈投降。阎冯联军输得一头雾水，只能大骂蒋介石靠“银弹”打仗。

    蒋介石的银弹固然豪迈，但阎锡山出手也不寒碜。1929年，冯玉祥麾下杂牌万选才师来归，蒋介石给奖金5万银元，半年后阎锡山收买巨匪刘黑七的新4师，出手就是200万大洋。阎锡山收买杂牌不小气，却买不动平汉线上的杂牌军。其中奥妙，不在银弹之多寡，而在于西战场的主帅，是号称“杂牌军之王”的何成濬。

                 

                                     “和平将军” 

 

    蒋介石麾下方面将帅中，何成濬是最不会打仗的上将，领军作战从无胜绩，但蒋介石统一民国，一半是何成濬的功劳。

    何成濬堪称国民党第一纵横家。他早岁受张之洞赏识，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中华队第五期，阎锡山、唐继尧与孙传芳等日士出身的方面大帅，见他都要喊“学长”。回国后到陆军部当科员，在北洋高层广结人脉，受到陆军大臣廕昌知遇。武昌起义，廕昌统军南下，何成濬当先锋，武昌民军领袖黄兴却是何成濬的至交，他拖延清军，让黄兴能站稳脚步。民国肇建，他代表黄兴两进北京交涉，袁世凯非常欣赏他，有意收为己用，但国民党反袁在即，何成濬誓必南返，袁世凯非但不杀，而且赠金赠裘；二次革命失败后，何成濬代表孙中山在上海租界联络各方，又到昆明结纳唐继尧。他见识了清末北洋年代的军政领袖，阅历各个最高端的权谋场，培养成八面玲珑的纵横之术。

    何成濬的功业，起自1922年陈炯明兵变。当时两广根据地一夕变色，孙中山困居永丰舰，效忠孙中山的许崇智部无枝可栖，溃散在即。在这绝望时刻，何成濬支身到闽北，说动北洋军旅长王永泉赶走福建督军，迎接毫无渊源的许崇智入闽，凭空开辟出一方复兴基地。4年后蒋介石起兵北伐，何成濬到上海游说孙传芳，虽未谈成，却说动江西省长方本仁来降，又为北伐打开进军大门。

    1927年北伐军进军华北，何成濬再创奇迹，他北上与阎锡山洽谈合作，搭船直放奉军占领的天津。当时张作霖呼北伐军为“南赤”，在河南抵御北伐军的张学良与韩麟春刚在两个月前被张发奎击败，退守黄河以北。两军正在恶战，一般人是不敢轻入敌区的，但何成濬到天津时却大张旗鼓，直接给奉军大将韩麟春打电话，要求借道入晋。韩麟春与何成濬虽有旧情，但阎锡山与张作霖也是对峙的，何成濬若说成阎锡山与蒋介石合作，岂不对奉军形成挟击之势？

    然而，何成濬料定奉方新败之际，必有开辟退路之意，因此大胆直入虎穴。果然，韩麟春立即派花车专列将何成濬请入北京。老友相见，韩麟春笑问此行是否来运动阎锡山，何成濬则明白告之，正是为连絡阎老西而来，对奉方是绝对不利的：设若得手，将来平津发生战事，可以与党军相呼应。贵军难免腹背受敌。彼此至交，用敢奉告。”而韩麟春也掬诚以告，暗示张学良对联合南方很有兴趣。次日韩麟春大宴奉军将领，公开介绍来拆奉军台的何成濬，当众说道：此君去山西运动阎锡山，我们让他过去何如？”对张作霖最忠诚的杨宇霆力表反对，张学良却派私人座车送何成濬入晋。完成任务后，何成濬仍然假道北京归返，张学良盛情招待。此时适逢蒋介石下野，张学良竟对何成濬说出惊人之语：“蒋先生不在南方当领袖，可到北方来当领袖，我辈一致拥护。”何成濬此次奇旅，不但与阎锡山结盟，更埋下一年后张学良东北易帜的种籽。

    纵横家不但要有三寸不烂的舌辩功夫，更要有“士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勇气。半年后济南惨案爆发，日军惨杀交涉代表蔡公时，但交涉总得办，何成濬慷慨领命，直入第5师团司令部，被扣留一夜。日军百端威吓，要求签字承认不平等条款，但何成濬威武不屈，反而看出日军没有全面开战准备。最终日军无奈放人，何成濬则建议蒋介石绕道北伐，不要中激将之计。10个月后，日方如何成濬所料，归还济南，由何成濬主持接收。

    避开挑衅日军后，何成濬纵横捭阖，在谈判桌上统一民国。他到北京与奉军谈判，使张作霖放弃河北出关，并收编退据河北的直鲁军，轻易收取京津。继而与张学良谈判，促成东北易帜。1929年3月，驻军北平的白崇禧异动，白崇禧带的部队是唐生智旧部，何成濬把流亡日本的唐生智请回来，不费一枪一弹轻松收取兵权，“小诸葛”白崇禧化装出逃；12月唐生智称变，但周围部队早已被何成濬牢牢笼络，唐生智孤立无援，弃军而逃。1930年中原大战，中央军稍显胜势，西北军就被何成濬收买了一半，他回忆道：几乎北起张家口、南至徐州一路之冯系军队全为收买过来，予冯打击不小。彼等但要洋钱（银元），不信任票纸。尝有人笑谓：洋钱打垮了冯军。”

    南京的记者们很快学会利用何应钦与何成濬两位何姓上将的行止观察时局。名记者胡实回忆道，每当有战事发生：“老先生手下的两何，必有一何离京应变。如果轮到雪竹（何成濬的字）将军出马，敏感的权威记者，均敢打赌此番不会用兵打仗，只不过用和平手段，去分化对方……当时新闻界给他取了一个雅号，称为和平将军。”

                 

                         “只要何雪公说一句话，我们就过来” 

 

    决胜谈判桌，重在套交情，当时军人的事业虽在战场，何上将的事业却在衣香鬓影的欢场。1929年5月，何成濬出任湖北省主席，武汉成为联络各方杂牌军头的大本营。何成濬把等因奉此的省政公务交给民政厅长，自己全力交结各方，整天泡在声色场里，汉口滨江金融区湖北街上最豪华的太平洋饭店几乎成为何成濬的行辕。讽刺何主席的民谣风行一时：“主席何成濬，手拿三颗印，会议太平洋，天亮未尽兴。”

    何成濬的“会议”是非常豪华的。汉口小报挖出秘闻，江汉路的扬子江饭店5楼成了何成濬包下的赌场，何本人一夜巨赌，一掷就是60万大洋，而当时一个甲种师的每月军费也就25万元。豪赌消息见报，轰动全国，气得何成濬勒令武汉各小报一律停刊。

    武汉是辛亥革命发源之地，何成濬的腐败花边常让时人有“革命军胜，革命党消”之慨。殊不知，正是如此豪阔的“腐败之术”，为蒋介石稳住了半壁江山。中原大战爆发后，何成濬的腐败权谋更是登峰造极。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米暂沉回忆道，前线血战之时，坐镇漯河的何成濬并不在司令部发号施令，却在“销金窝”里与杂牌将领酒色应酬，一榻共抽最昂贵的印度大烟：

    从汉口调来了一批有名的中外厨师，日夜制作各种各样的点心，筵席流水般地招待他麾下的杂牌军队头目……将领们在酒席宴前杯盘狼藉、酒酣耳热的时候，或者是在赌博台上吆五喝六、赌兴正豪的时候，或者在烟灯旁边吞云吐雾、飘飘欲仙的时候……也正是何成濬施展他的浑身解数……把这些将领制服得服服贴贴的时候。

    在中原大战的决战时刻，蒋介石要何成濬抽调部队支援东战场血战。米暂沉回忆道，何成濬宣布命令时，满堂杂牌军将领群情激昂，火气冲天，都不愿意到东战场拼命，但何成濬却自顾自地烧烟泡抽大烟，任由将领们发牢骚。等发作完毕后，他起身致词，将“蒋老总”痛骂一顿，从上海闹革命“骗他钱”，一路骂到今日当领袖辜负他，骂得满堂将领同仇敌忾、情绪亢奋到最高点。在怨气发泄一通后，米暂沉见到了奇迹：何成濬说：军人嘛，打仗就是唯一职业，不管到哪里都得打仗，否则就会没饭吃。各将领只好面面相觑，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何总指挥的命令。”

    米暂沉只看到了表面。单靠酒色征逐与意气大话，是无法笼络到真正人心的。杂牌军之所以对何成濬心服口服，是因为何成濬能推赤心于人腹之中的真挚仁厚。他对杂牌部队非常宽厚，既不整训，也不安插耳目，可谓完全信任。1929年，何成濬收编大土匪刘黑七，难得安插一位老部属汪世鎏当副师长。汪世鎏雄心勃勃，要将土匪整顿成正规军，但何成濬却嘱咐他不要多事，只要为刘黑七说好话即可：

   “杂牌军队是整训不得的，你要整训它，它首先就问你要枪要弹要饷，这些我们都没有，蒋先生也不会给。如果蒋知道你要整训哪一个部队，他就要派人，黄埔生是杂牌部队不肯收容的……造成部队对你的好感，多把部队的好情况报上来，坏事情不要报。”

    何成濬的慷慨大度是来自何家门风。他的父亲何祥照原是帮工马夫，靠着真诚待人，白手起家经商，富甲一方。何成濬从小耳濡目染，为人颇有孟尝君之风。他少年时的老友李猿公回忆说，何成濬家境富裕，手里从不缺钱，对朋友非常大方。更难得的是，何成濬学得父亲的圆融忍耐，待朋友沒有富家公子的骄气，却异常真挚大度。在何成濬收揽的杂牌军将领中，同为湖北老乡的第21路军总指挥夏斗寅是最不讲义气的。他觊觎湖北省主席之位，在南京散发谣言指责何成濬在长江大水时救灾不力，最终挤掉老长官攫得省主席。但夏斗寅仍不满足，继续诽谤何成濬，希望能更上一层楼，谋取驻鄂绥靖主任一职。何成濬忍住这口气，蒋介石却大发脾气，免去夏斗寅省主席一职。人走茶凉，国民党开五全大会，夏斗寅连中央执监委都没选上，他找何成濬哭诉，何成濬竟不念旧嫌，帮夏斗寅讨了一席中央监察委员。

    对负心背义的夏斗寅尚且如此宽厚温情，杂牌军将领对何成濬个个心悦诚服，翘首仰望。“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成濬字雪竹，各路杂牌军将领皆欲收名定价于“雪公”，面对招抚时只认何成濬名号：“只要何雪公说一句话，我们就过来。”

杂牌军将领对何成濬的爱戴差点激成兵变。1933年，长城抗战，何成濬北上，在中原大战时归附的西北军将领张印湘却突然在武汉发难，纠合一批杂牌将领联名向蒋介石打报告，痛陈杂牌部队饱受歧视之苦，要求委员长将杂牌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何成濬。这份电报在拍发时被何成濬的参谋长紧急拦下，何闻讯赶回武昌安抚各路杂牌，才避免一场内战。

奇异的是，何成濬虽然是国民党中的“腐败大师”，但个人的操守却是一清如水。

                       

                                看不起牙医的上将 

 

    何成濬的治军风格只适合打内战。对日作战必须严格训练军队，不整训的杂牌部队是上不了抗日战场的。所以在抗战烽火延烧到湖北时，坐镇武汉近10年的何成濬反而被调开，出任军法执行总监。离开了武汉“销金窝”，人们才赫然发现，在汉口高档大酒店一掷60万大洋的何上将，个人居然两袖清风。

    何成濬的操守在湖北省主席被夏斗寅挤垮时首次被验证。做官最怕离职办交待，夏斗寅一心搞倒何成濬，对前任的交待百般挑剔，竟查不出任何烂账。何成濬在重庆时代的日记，则由私人角度，生动展现异乎寻常的清廉操守。何总监靠上将薪饷过日子，没有分外之财。他呼风唤雨挥金如土十余年，却不置私产，老家的田产全是父亲留下来的。军人薪饷随法币贬值而剧减，何上将的生活也出了问题——天冷买不起皮衣，坐车贴不起油钱，他在日记里细细记录米价涨幅，常有为五斗米折腰之慨，每到春节忧愁万状，深怕债主登门讨债。到了1943年，他的薪饷已经不够开支，幸好蒋介石逢年过节总会以“特别费”之名周济何总监，这笔钱让何成濬能勉强维持生活所需。

    囊中羞涩，何总监连牙医都看不起。何成濬的牙病非常严重，必需换全口假牙。他的好友介绍了一位成都名医给他，但何成濬却住不起成都的旅馆，更付不起牙医费用：旅费医费约计非数万元不可，法币之实质固极低减，余等之薪给，每月不过五千余元。因此再四筹度，未便轻率前去。”

    生活困难，难免揩油。军法总监是个能随手生财的职务，但何成濬清刚自励，大处不谋非分之利，小处也是一介不取。何府家中女佣曾有烦言：“X家X嫂说，他们公馆中草纸、牙膏、肥皂、都是可以到部里去拿，连老妈子也顶一个勤务兵的缺。我们总监太太是朗格搞（四川方言，意为怎么搞——编者注）的，么事都要自己花钱买。”

    虽然阮囊羞涩，但何成濬始终不改热情好客之风。他在重庆愁过年躲债主时，仍然拿出钱资助同样怕过年的僚属。1949年，何成濬举家避难香港，在红磡工业区租廉价公寓栖身，穷困万状。但何成濬名气大，常有故旧难民上府求助，何氏夫妇热心济急，从无不悦之色。他晚年在台北靠“国策顾问”薪水节约度日，省钱不愿坐三轮车，年老又挤不上公交车，夏日盛暑开完会，索性安步当车，顶着大太阳步行回家。何成濬的女儿何庆华记得：“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无论在台在港，总有一些不得意的朋友，甚至不相识而托人辗转介绍的人，来求一封介绍信，谋一个糊口的位置。也有来求十元百元盘缠，或一顿饱饭的。只要父亲能力所及，总是不忍拒绝他们……父亲的自奉俭薄，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他唯一的一套中山装，还是旧军服染色改成的。平日在家中穿衣服也常穿破的补的……某报记者来访问，误以为父亲是我们家门房老头……一生喜欢抽烟，但决不买外国烟，有人送来也总舍不得抽。一生喜欢看戏，决买不起五十元以上的红票，总是叨光朋友请客才去看。”

    不知内情者，绝难相信何成濬如此清廉。何庆华念书时争取奖学金付学费，一位同学大笑道：“当年你老子做军法总监时，怎么不搞一车鸦片来卖卖，那你今天何愁这区区几文学费？”

    何成濬叱咤武汉时，“川土”（四川省所产的鸦片烟土）销量居全国之最，四川军阀大多靠烟土发财养军队，武汉是“川土”出川的必经之地，何成濬对过境“川土”大开方便之门，稳住四川军头刘湘之心。在武汉经销“川土”的“烟土大王”赵典之，则是何成濬在太平洋饭店豪宴的座上嘉宾。何成濬若有意为个人牟取非分之财，只要对刘湘或赵典之眨个眼，自动上门的烟土自当数以吨计，何止一车。

    在泥泞满目的浊世中，何成濬是玩弄淤泥的大师，却又出淤泥而不染，潇洒于清浊之间。早年的豪奢应酬损害了何成濬的身体。他在抗战时饱受高血压之苦，常有归隐之意。晚年穷困，在饭桌上常“缩筷子”将饭菜让给儿女，更无法调养。老友赠诗“谢墅当年乐丝竹，庾楼几载集豪英”，追忆极盛时如谢安庾亮之风华。但何上将本人却在香港工厂区的窄陋公寓中，对女儿细讲“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的淡泊衷情。一生功过，早已看开，任由后人评说。长年为何成濬管财政的喻育之对何的了解最深。在晚年写就的文史资料中，喻育之脱笔写出最贴切的定论：

    早年我给他一个浑名叫“问题”。意思是：好人吗？坏人吗？革命的吗？不革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