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反攻”言辞的背后

1960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与蒋介石会面。（资料图/图）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林孝庭研究员所著《困守与反攻：冷战中的台湾选择》（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本文简称林书，以下引自该书，只注页码）是一部以蒋介石为叙述中心，诠释两岸关系史的重要论著。最近十余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与档案的逐渐开放，有关蒋氏的研究成果日渐丰硕，研究时段也跨越1949年的界限而下探至1970年代。中国社科院杨天石研究员有专文论述台湾时期蒋介石的思想变化及其“革新”实践，浙江大学陈红民教授则对1950-1960年代蒋介石与副手陈诚的互动关系有深入研究，这些都推动了学界对蒋介石的认知。

与两位重要学者聚焦蒋介石与国民党自身历史不同，林书主要围绕蒋介石与两岸关系展开。众所周知，所谓“反攻大陆”让蒋介石念兹在兹，也是他在台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作者把它置放于冷战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通过对美、英、台多地档案资料的梳理，剖析了蒋介石“反攻”言辞背后的行动，呈现出一幅远较过往叙述斑驳繁杂的新图景。

扑朔迷离的“两岸秘使”

林书分为十章，其中“冷战与两岸秘使”一章或许最能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在冷战年代，“两岸秘使”在很大程度上即为国共秘使，担负着在两党高层间传递信息之特殊使命。

蒋介石既然矢志要“反攻大陆”，那为何又与中共密谈呢？从历史上看，国共两党在兵戎相见的1935-1936年就曾有过一次“秘使接触”。蒋那时为争取苏联援助以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中日冲突，决定在以军事“围剿”为后盾的同时，与中共秘密举行会谈。会谈终因条件差异太大而停滞不前，直至西安事变的意外爆发，才打破僵局使得国共关系进入新阶段。概言之，蒋介石对国共密谈不持决绝否定的态度。就1950年代中期这次往来而言，林书结合《蒋介石日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就是蒋希望利用两岸接触的“传闻”，让美方产生忧虑感，从而强化美对台支持力度。（第141页）除了这重动机之外，蒋是否希望通过接触，了解大陆“和平解放台湾”的意涵，或为延迟大陆压力的缓兵之计，目前均不得而知，也有待后续研究。

作者在书中勾勒出几条双方往来的管道：一路经曹聚仁、张治中通向蒋经国，另一路仍由张治中参与，加之以傅作义通向陈诚，第三条路径为章士钊受命通过友人，辗转迂回地转往蒋介石处。作为回应，国民党方面一度派出被俘将领宋希濂之弟宋宜山以“探亲”名义来到北京。（第136-137、142-143页）

林书集中对曹聚仁展开了论述，书中有段文字引用他人之作，描述了1956年10月初曹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共同接见时的情形。（第138页）然而此说并不确切。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56年10月3日，毛泽东接见了曹聚仁。曹说，台湾方面曾表示，“国共和谈，条件成熟时，可能在一个晚上可以成功。”针对这种以缥缈的远景对和谈条件进行“摸底”的言语，毛泽东随即回复道，和谈“也可能很快，也可能很慢”，总之“我们并不着急”。当谈到国民党在台处境时，毛泽东展示政治高度，表现出理解的态度，说“目前台湾为了对付美国和内部，可以反共，因为他们要生存”，并嘱曹“去台湾见到熟人时代自己致意”。一旁陪同谈话的是张治中、邵力子以及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干部，而没有周恩来。林书写到的周恩来讲述对两蒋父子、陈诚的安排问题不是发生于此时，而是几天之后周接见曹的场合。当然，尽管没有得到毛、周的共同接见，但只要能与他们中的一位，尤其与毛泽东有过面对面的谈话，就足以显现曹聚仁工作的价值。（《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三卷，第4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上卷，第623页）

从林书引用的资料可看出，曹与北京高层虽然有过几次接触，但他对中共政治生活甚为生疏，以至于1959年在给蒋经国的信中说，中共决策权集中于毛泽东、周恩来与陈毅三人之手（第151页）。事实上，中共八大后刘少奇、邓小平位居中央决策层早已公开化，不知曹为何忽视了他们，而把地位远在刘、邓之下，主要分管外交部事务的陈毅看成是手握中央决策权的关键人士？考虑到曹是一位过往与中共接触不多的新闻记者，而不是什么“反共老手”，不了解中共高层情况似不意外，只是不知台方对曹信这部分内容会有怎样的看法。

对国共间的往来，美国方面采取了针对性行动。林书引用美国中央情报局解密档案写道，美方不仅施压迫使蒋经国讲述了他与曹聚仁的接触内容，还要求陈诚提供傅作义致其信函以过目研究，而被陈以口头说明的方式应付了过去（第149、154-155页）。至于台方在压力下，究竟是把两岸往来内容向美和盘托出，抑或只是选择性通报，这将是另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

蒋介石的“反攻”布局

国共两党自1950年代起虽有过几次密使往来，但蒋介石大陆政策的主轴依然是希冀实现“反攻”图谋而未发生本质变化。林书告诉读者，蒋之“反攻”布局远不止对华东、华南一带的军事袭扰，还包含了与大陆周边的一些政权进行合作，也就是将内战与冷战联结起来，在更大的国际舞台上与对岸展开竞逐。

在蒋介石苦心孤诣地设计下，东南亚热带雨林摇曳闪烁着台湾的身影。最早扎根于东南亚的国民党军是从淮海战场上溃败的李弥部，该部数千人长期活动于缅甸、老挝、泰国交界地带，在台被称为“泰北孤军”。以他们为故事背景，作家柏杨1961年创作出版了小说《异域》，几十年后有台湾影业公司将这部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庹宗华、刘德华主演），成为一时话题。

蒋介石对这支孤悬岛外的武装颇为看重，逐月向他们提供经费补助，并多次从台湾派遣特战队员加入其中，充实力量，希望将他们驻扎的滇缅地区打造成“陆上第一反攻基地”。为了与老挝右翼政权增进关系，台方还同意“借师助剿”，派遣部分孤军人员协助老挝军人去对付当地的革命武装巴特寮。（第220、231、235页）

另一个引起蒋介石重视的地点是与台湾处境相似的南越。在越战爆发前，蒋介石就应西贡当局要求派遣军事顾问。越战爆发后，在金门古宁头之役与解放军交过手的胡琏又被任命为驻南越“大使”，直接向西贡提供“反共”经验。除提供军援外，还有200名技术人员被派到南越，协助当地的“农业技术、公共工程、医疗服务、交通电力等建设，总经费达上百万美元”。（第242页）直到越战尘埃落定之际，台方援助才匆匆结束。

蒋介石还积极介入印尼内战。台湾不但向印尼反共军人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而且秘密出动军机与之协同作战。蒋甚至考虑以“志愿军”的名义派军队远赴印尼作战，只是在美方的劝阻下，才未付诸实践。（第227-228页）

蒋参与东南亚地区冷战的动力是什么？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东南亚地区当时革命红潮翻滚，让他产生了唇亡齿寒的危机感，所以才会大力支持当地右翼政权。（第223-224页）

如果说蒋在东南亚的动作主要源于防御性思维，那么他与韩国的合作就带有主动出击的意味。林书引用台湾档案写道，1949年12月，蒋介石计划转进韩国，利用韩下辖的黄海岛屿，作为牵制解放军的秘密基地，他日一旦反攻，也可作为海、空军补给基地。李承晚担忧金日成挥戈南下，所以也有意通过向蒋提供境内基地，换取援助与军事合作。朝鲜战争爆发后，蒋又决定从旅居韩国的侨民、工商业者中招募情报人员，进行秘密培训。（第47-48页）

台韩双方的合作在1969年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台湾过去因地理、气象条件所限，从金门、花莲飘放的气球只能达到长江以南诸省。为求扩大宣传覆盖范围，台方想到了韩国。双方经秘密谈判，决定台以协助韩展开“心理作战”的形式，在汉城附近修筑了专门的“空飘”基地。从1970年起，台方人员几乎每年都向大陆东北、华北、西北等地区飘放高空气球、传单等物品。作为交换，韩也运用台湾设备，向平壤等地展开空飘作业。此项被台当局称为“犁庭计划”历经二十年，直至1990年8月才停止运转。（杨瑞春：《中国国民党大陆工作组织研究（1950-1990）》，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50-53页）。

《困守与反攻：冷战中的台湾选择》林孝庭著九州出版社，2017（资料图/图）

美蒋合作包裹下的矛盾冲突

在蒋介石对外交往的版图上，美国当然是分量最重的一块。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重新向国民党当局提供安全保障，先是出动第七舰队巡弋台湾海峡，接着派遣军事顾问团助蒋，大批官兵随后陆续而来，最高峰时约有20万美军驻台，台中清泉岗机场一度还成为美空军在远东的最大基地。

除了公开的军事合作外，台方还由蒋经国出面与中情局的杜根签订秘密协定，在中情局提供技术装备的基础上，台空军组建了第34、35中队，也就是有名的“黑蝙蝠中队”与“黑猫中队”，专司潜入大陆上空展开侦测作业，将刺探来的军情信息提供给技术部门深入研读。

在密切合作的同时，美蒋关系又抵牾不断。早在抗战时期双方便因矛盾激化酿成了“史迪威事件”，香港科技大学齐锡生教授形象地把他们喻为“剑拔弩张的盟友”。美蒋这种内在紧张关系几次冲击到蒋介石个人的政治地位。1948年底，国民党内倒蒋势力暗潮汹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卷入其中，因而在蒋介石眼中，“美国大使馆几乎成反华倒蒋之大本营。”（刘维开：《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不久，蒋“复行视事”，处境甫一并不稳健。不少研究都表明美方此刻动了换蒋的念头。林书也提到美国务院部分决策人士“暗中策划发动政变”，考虑以留学弗吉尼亚军校、时为台陆军总司令的孙立人取代蒋介石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第50页）蒋介石也对孙立人与美方间的往来抱有戒心，这就为几年后孙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废黜埋下了重要伏笔。

美蒋矛盾还体现在国民党当局为显示自身政权的“正统性”，在蒙古问题上与美国步调相异。1953年国民党当局宣布废止当年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随之不再承认外蒙独立地位。两年后蒙古申请加入联合国，当局毫不犹豫地在安理会投票否决。1961年蒙古再度申请入联，苏联为之在非洲国家间积极活动，而美方此时对蒙古问题有了新思考，认为若承认蒙古独立，“能够让美国在该地建立新的外交据点，以便近距离观察中、苏两国情势”，从美方的角度而言，“利大于弊”。（第112页）

围绕蒙古入联问题，美蒋反复拉锯争执，最后还是蒋被迫做出让步，同意不投否决票，可也不能投票赞成，于是蒋方代表索性不出席投票活动，以示仍不承认蒙古独立，但究其实质，还是抬手放过蒙古，让它成功入联。（陈红民：《蒋介石与1961年联合国“蒙古入会案”》，《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2期）

美蒋之间更大的矛盾在于美方可向蒋提供军事安全保障，但它绝不支持蒋发动“反攻”作战，以免被“拖下水”，身不由己地被拉入一场大规模战争。美方这种盘算在1954年美蒋《共同防御条约》谈判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美方代表劳伯森坚持台北在未与华盛顿协商并获得同意前，不能主动对大陆发起军事行动。蒋方代表叶公超虽一再反对，美方仍坚决不肯让步。最终，蒋介石不得不采取折中方式，将美方该款要求不列入条约正文而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处理，以免公之于世，挫伤台湾军民士气。林书认为，从条约签订的效果而言，尽管蒋介石与美国建立了协防关系，满足了政治需要，可也基本上粉碎了以军事手段“反攻大陆”的愿望。（第104-107页）

对于困守台湾的局面，蒋介石是难以接受的，他依然伺机而动。1960年代初大陆进入困难调整时期，蒋打算以此为契机大举反攻，代号“国光计划”，结果被美方察觉，引发肯尼迪政府的强力干预。在美重压之下，再加上解放军重兵集结福建，蒋介石只能放弃原定计划。（第126-128页）

越战的全面爆发让蒋介石认为迎来了新机会。他将结束越战与“反攻大陆”串联起来，诱惑美方提供支持。1965年9月，蒋经国告诉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台有进攻西南五省的“大火炬五号”计划。计划一旦成功，就可控制粤、桂、滇、贵、川五省，自然也就切断了援越物资、人员的陆上运输通道，越战结果不言自明。为打消美方顾虑，蒋经国还表示，美军不必直接参与计划，只需提供必要的后勤与海空军运输支持，协助国民党军空降即可，此后一切行动，包括策动当地民变，台方都已做好妥善准备。然而任凭他如何鼓动，麦克纳马拉不为所动，只允诺将会对该计划进行全面评估。几个月后，美方将不支持的决定通知蒋经国。蒋经国虽愤怒却无可奈何。（第245-246页）

蒋介石对美方的掣肘极为不满。多次在日记中抨击美国，说美国务院有“控置黄种之狂妄野心”（《“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十，第241页），肯尼迪言行“天真幼稚”。（第110页）考虑到自己有求于美，蒋又不得不委屈求全，但有时委屈也未必能求全，尤其当美全球战略与蒋的利益发生直接冲突时，美方通常就把蒋放到了第二位。1971年，为制衡苏联，基辛格秘密出访北京，旋即公告尼克松总统将于次年访华，对于这项轰动世界的安排，蒋介石毫无思想准备，事后得知怒不可遏，在日记中多次叱骂尼克松为“尼丑”。只是无论他如何发泄愤懑情绪，也无法改变国际政治冰冷的现实考量。

蒋介石应因美台矛盾的策略

面对美台矛盾，蒋介石在日记中发泄情绪之余，更多是“以斗争求团结”地与之展开周旋。蒋介石安排过陈诚访美时将自己的亲笔信交与对方，也会让蒋经国与中情局驻台办事处接洽，通过他们向美国层峰传递意愿，本人还直言不讳地对美驻台“大使”斥责美国有时待台湾“简直比对一个‘附庸国’还不如”（第113页）。尽管蒋用不同方式将自己的不满传入白宫，但他不与美国总统当面交涉，以预留转圜余地。

与蒋介石相比，毛泽东的表达方式直接明快，即便与赫鲁晓夫谈话，也曾让赫氏吃过钉子。1959年赫鲁晓夫赴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典礼。在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方高层会谈时，双方言辞不合，毛泽东当场就批评起赫鲁晓夫，最终让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17-722页；阎明复：《阎明复回忆录》，卷一，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35-538页）这是蒋难以想象的，也是台方所谓北京系莫斯科“附庸说”无法解释的。

蒋对美交涉当然是希望通过努力能改变美方的决定，倘若无法实现初始目标，那就不得已求其次地尽力促成美方在其他问题上做出让他宽心的动作。例如在前述蒙古入联问题，蒋以不投票否决换取到肯尼迪政府的支持。美国在联合国提出任何涉及中国代表权的变更都属“重要问题案”，需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多数同意方能生效通过。此提案的通过确保了此后十多年国民党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美方也明白自己某些举动让蒋心生不快，所以从维持双方关系的角度出发，有时主动在一些枝节问题上释放善意，譬如它虽然坚决反对“国光计划”付诸实践，但又向台出售了一批先进军机以及加强双边军情合作，以安抚蒋氏情绪。（第131页）

蒋介石对美交涉多以妥协收场，根源在于美台双方实力严重不对等，而台湾又高度依附美国，所以只能做出心不甘情不愿的选择。面对强者，弱势一方是否只能妥协屈从？冷战期间数次出现过弱者虽无力正面抗衡强者，但引入第三方因素后，仍可借力使力地维护自身利益的现象。典型者如齐奥塞斯库，为抗拒苏联，便想到了发展对美关系。1969年他主动邀请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尼克松也顺势接受了邀请，成为了第一个出访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美国总统。

蒋在应因美台矛盾时，是否也想到过引入第三方因素呢？林书认为，蒋有“以日制美”的规划。（第87页）日本因素指的是蒋身边被称为“白团”的一批日本旧军人。1949年10月后，他们陆续被招募来华，为蒋出谋划策。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白团主要从事军官培训工作，也将日本军事动员体制全面引入台湾。

林书分析蒋借重“白团”的用意，不仅是要提高军队战力，也是制衡有美国背景的孙立人。1950年4月，蒋未与孙立人讨论，便突然将精锐的32师交由“白团”训练与指导，以后又让白团负责大规模实弹军演。美方据此认为蒋启用“白团”是向孙表明，他无法容忍台湾的军事防卫完全听命于美国人，这也是他一贯采用的“分而治之”的手腕。（第90-91页）

蒋介石更大的举措，也是林书未提到的，就是他利用北京与莫斯科的矛盾，长期与苏联方面私下接触。现有研究表明，蒋、苏早在1963年都曾向对方发出试探性的接触信号，只是那时双方都未予以回应。随着北京与莫斯科之间裂痕不断加深，蒋介石与苏联方面都觉得有必要拉近彼此距离，于是建立起几条地下交往管道。

1965年底苏联官员主动利用联合国场合，接近台“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人员，要求与之秘密会谈。蒋得到汇报后，同意实施，由此开始了双方互动往来。很快，蒋、苏又开辟了墨西哥管道，由双方驻墨官员私下联络。接着，莫斯科派遣有克格勃背景的记者路易斯·维克多来台，台方安排新闻局局长魏景蒙招待见面，两人以后在维也纳、罗马秘密往来。（肖如平：《蒋介石“反攻大陆”中的“控苏”与“联苏”——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4期）

蒋、苏之间的往来直到1970年代初期才逐渐停止。原因何在？是因为双方政治互信度极低，难以达成实质性协议，还是因为蒋担心自己私下联络苏联会极大触怒美方，所以主动“踩刹车”，抑或其他原因，目前尚不明了，有待台、俄更多资料的公开。

在强制全台民众投入“反共抗俄”的同时，自己却与苏联官方私下往来，这说明蒋势不两立的政治姿态是有弹性的，他在“两岸秘使”问题上的举措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只是这些在当时皆属于“可做而不可说”的范畴。如今挥别那段烽火相连的岁月，历史学者根据档案资料进行学术研讨，让读者再一次看到了历史不是简单地被非黑即白的逻辑所支配，而是蕴有多层次的内容，客观诠释历史过程的复杂性正是历史学的价值与魅力所在，林孝庭研究员这部《困守与反攻：冷战中的台湾选择》论著也充分展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