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集团操纵伪国民党“六大”始末

汪精卫一贯以孙中山先生的正统传人自居。为了名正言顺地组织起汉奸傀儡政府，扛起国民党党统、国民政府法统的招牌就成为首要问题。汪精卫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陈春圃、褚民谊等人，策划召开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试图以此得到另立伪中央并组织伪国民政府的“合法授权”。

他们先搭班子成立了伪六大的筹备委员会。要在毫无基层组织基础的情况下快速拼凑出所谓全代会议代表，即要产生各省、各特别市党部和海外党部的代表，短时间内一时难以得逞，于是他们决定指派特派员分区包办，强行组织。

汪精卫派亲信周化人潜赴重庆活动，要尽可能地招兵买马，但周最后仅拉了刘仰山、金家凤、胡泽吾等数人前来；再北上拉人，应者更少。汪妻陈璧君则动员家族裙带关系，指使弟侄一辈的陈耀祖、陈昌祖、陈春圃、陈国琦、陈国强、陈国丰一齐与会。周佛海则要借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指派梅思平、丁默邨，从江浙沦陷区拉人。丁默邨从上海市、江苏省两个党部，拉来一批原属中统的特务来当代表，南京、安徽、浙江也尽在拉拢范围内，形成了以周佛海为后台老板的原CC系在党务方面的人数优势。李圣五更把老婆、妻舅、表弟、表侄统统提携为代表。林柏生则发动南华日报、中华日报的一班人马参加。如此才勉强拼凑起汪伪“六大”的班底。

大小汉奸忙乱一场，但拉来的代表与汪精卫预计出席“六大”的300名代表额数相距甚远。于是，他们就拉拢非国民党员也来做代表。汉奸拉人已到了疯狂的地步，甚至一人同时被提名为两省代表。如金雄白当时根本不是国民党员，他却同时被周佛海、林柏生提名作伪“六大”的代表。尽管这样，代表仍然凑不足数，于是，76号又有事做了，他们奉命派出特务，干脆采取威胁和绑架的手段，将人绑进会场充当代表。

据程宽正回忆，他被胁迫加入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运动”后不久，又有人以汪精卫召见他谈话为借口，“挟我上车，又向沪西进发，一连转弯，到了某巨厦门口下车，门禁特别森严。进去的人，每人全身都须经过搜查。我见情形特殊，就问D：‘是不是开代表大会？’D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不是，不是。’然而声音已经勉强而略带抖颤了。稍进十数步，招待员已经在胸前标着绸条，叫我们签名，签了名，随手接得标着代表二字的红缎带，这时如梦初醒，觉得我已在荣任伪代表了，不知D、E对我尚有什么可以遮掩”。

就这样，出席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勉强拼凑了200多人。大会举行的地点正是极司菲尔路76号的大礼堂。由丁默邨、李士群手下的特工里三层外三层地为大会“保驾”。

汪伪特工总部原址——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今万航渡路435号）

为防止租界巡捕房干扰，事前由日本人与意大利驻沪军司令部联系，要他们派一小队意大利士兵，于当天携带机枪，驻守在76号对面，名为监视，实则戒护。这样一来，捕房方面为避免与意大利军队发生误会，对76号也投鼠忌器，不便有所举动。而76号则也配合驻沪意大利军，在开会那天始终紧闭着76号的大门。

汪精卫一伙深知自己的卖国行为会遭到抗日力量的打击，伪国民党“六大”召开的消息被严密封锁。为了安全，会议对外严守秘密，出席会议的代表在到达现场后方知是来开汪记国民党代表大会的。有些参加汪伪集团的人，只得到通知说汪精卫要训话，务必到场，而进了76号，才知道自己已是代表。凡进了76号的人，按规定一律不准和外面联系。

76号特工为了迷惑外界，在76号大门外搭建了一座高大的牌楼，用电灯组成“寿”字，仿佛私人在家做寿。

会议召开当天，76号关起大门，会议代表有的从开纳路（今武定路）进入极司非尔路路口，再从后门进入76号，有的由76号西首华村转入76号。

76号内部一片紧张忙乱，伪特工人员遍布76号每一个角落。在通往大礼堂的道路两侧，全副武装的特务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每一个人，害怕混进抗日分子行刺破坏。

76号的工作重点是保护汪精卫的安全。开会前一天晚上，汪精卫带着陈春圃和几个保镖，从愚园路1136弄汪公馆搬入76号。李士群为拍汪的马屁，把自己的房间让给汪住，但此时汪精卫对李士群还不太放心，为防止意外，他让陈春圃搭起一张临时铺位，同他睡在一起，而汪的保镖则睡在门外。

8月28日上午，大雨，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

伪主席团成员有汪精卫、褚民谊、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溥侗、何世桢、梅思平等，秘书长是梅思平。

在会议进行中，有人发现流氓侦探出身的伪上海警察局长卢英担任了大会的秘书，便在午休时找汪精卫提意见，周佛海出来挡驾，说汪先生睡了，他可代为接待。代表们于是当面提出卢英没有资格参加这次大会，还说羞与汉奸卢英为伍，周佛海一听此言，立即回答道：“卢英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卢英。且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和平运动，可说比谁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因此而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老实告诉各位，汪先生还内定卢英做中央委员哩。”

周佛海软硬兼施的一席话，说得众人哑口无言。

按照大会程序，上午是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与汪精卫致开幕词，下午是修改“党章”，并宣布了《整理党务案》，其中规定：自1939年1月1日起，重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均已丧失行使职权之自由，所有一切决议及命令完全无效；重庆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及特别党部均暂行停止活动，听候改组；废除总裁制，设主（zhu）席制。

会议推举汪精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zhu）席，使汪精卫获得了国民党（D）主席的“合法”地位，以便其出面组织伪政权。

汪精卫提名的第六届伪中央委员共100多人，老牌汉奸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人也在中委名单里，一名叫胡志宁的代表起来发言反对。李士群见状便带了特务持枪走过来，站在一旁威胁，丁默邨也暗示胡识相些，胡志宁只好说了一通题外话。汪精卫见此情形讪讪地说：“代表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以和我个人来谈，现在要宣读大会宣言，请大家通过。”

汪精卫在致大会闭幕词时还故意地辩白说：“外面有人对我们造谣污蔑，说我们是日本人的傀儡，请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会场里有没有日本人？”

木偶戏表演中，牵线操纵者自然不必出面。汪精卫此言将傀儡政府的面目暴露无遗。

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汪集团宣传“和平反共建国”谬论的代表作。《宣言》声称：“根据和平反共建国的方针，授权汪精卫同志，领导大家积极进行和平运动。”

此外，这次会议又通过了《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决定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关于授权中央政治委员会案》《关于尽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等提案。

按照大会规定，会议所印发的一切文件，只准代表在开会时阅读，不许携出会场。但在会议过程中，李士群将大会文件偷偷地交给了晴气庆胤。日方发现在大会组织法中有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各派代表若干人出席大会一条，深感不满，即派犬养健前来责问：“该地已建立‘满洲国’数年，与这个会还有什么关系，为何派代表来开会呢？”汪精卫得此消息，吃了一惊，忙召集主席团开会商量对策。有人说：“大会印发的文件，一部分是照过去原样抄的，而且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承认‘满洲国’，不能没有这一条。”有人则提出：“这样答复不会解决问题，不如说组织法留此一条，确系秘书一时疏忽，未做全面考虑，而事实上并无代表在会，特致歉意，请予谅解。”最后由大会秘书长梅思平照此前去敷衍了一番，才算了事。

这次会议只开了一天即草草结束，但在汪伪的报刊上，竟吹嘘报道开了3天。

汪记“六大”一闭幕，9月5日，汪精卫又在愚园路1136弄汪公馆召开了伪六届一中全会，成立伪中央党部。推定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陶希圣、高宗武、焦莹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陈璧君、顾忠琛、褚民谊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褚民谊为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副之；梅思平为组织部部长，戴英夫、周化人副之；丁默邨为社会部部长，汪曼云、顾继武副之。

在这次会议上，汪精卫同意把特工组织作为“中央党部”的组织机构之一，决定在“还都”建立伪府的同时，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由周佛海任主任，丁默邨为副主任，李士群为秘书长，林之江、苏成德、王天木、唐惠民等人任委员。“特务委员会”下设早已开张的“特工总部”，以丁默邨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实权掌握在李的手中，并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特务工作机关，成为汪集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