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被“间谍”的往事

1998年关恒广在莫斯科留影。

被苏联诬为间谍的关恒广多才多艺，图为他所画的油画“天鹅湖”。

   2018年1月20日夜，外交部的一位优秀外交官关恒广同志不幸病逝，享年78岁。他的同事、朋友，无不深感震惊和悲痛，纷纷致电慰问。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也在第一时间发来唁电，对亲密朋友的辞世表示深切哀悼，对其外交生涯予以高度评价，称他为“资深俄学家，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优秀、忠诚的中国儿子”。我转发到微信群后，收到不少点赞，夸俄罗斯大使“有情、有义”。

    关恒广经历曲折，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中苏两国发生“间谍”风波而名扬天下。关大使是我的良师益友，退休后我们俩还经常就国际形势和中俄关系问题进行交流切磋，我也不止一次地听同事们讲起老关在冷战时期的传奇故事。

    回国途中陷入间谍风波

    1968年3月，关恒广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有一个星期天，使馆政务参赞刘述卿买了大西瓜，准备犒劳一下使馆研究室的年轻同志。关恒广提出去莫斯科郊外放松放松，并自告奋勇开车带路。但是，他也不太认识路，出城后七转八拐迷路了，稀里糊涂地闯进了苏联的一个“军事禁区”，结果被两个便衣轰了回来，并挨了一顿训。当时，中苏两国关系不好，对方警惕性很高，以为中国外交官是来刺探什么情报，还要求打开车门检查，结果发现了那个西瓜，问这是什么东西。老关终于逮住了机会，挖苦了一句：“你连西瓜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我听后捧腹大笑，看来这件事被克格勃记录在案了。

    1974年1月15日，关恒广结束随员任期离馆。按当时规定，只能乘坐莫斯科到北京的国际列车回国。4天后，火车到达伊尔库茨克。进站后，苏方人员上车检查，佯称车厢内发生了“瘟疫”，要求所有乘客下车接受检疫。检查到老关时，“检疫人员”称他脸色不好，眼睛发红，需要等待复查。过了一会儿，一个中年妇女迎面走来，用中文询问有无画报，老关说没有，她顺手塞过来一份。此时，突然有人高喊“不许传递情报”，应声拥上一帮彪形大汉，当即将中国外交官强行绑架。老关马上表示抗议，谴责这是诬陷，并要求立即与我国大使馆联系。对方根本不予理睬，并把他押到当地警察局审讯。在警察局，除了继续抗议外，老关拒绝接受非法“审问”。一直折腾到晚上，苏方安排了一架飞机，将老关押送回莫斯科。在“灶王爷”机场，苏方又上演了一出所谓有各界代表出席的“听证会”。除重复“企图向苏联公民索取情报”外，还增加了一项新罪名，指控老关六年来非法搜集各种苏联情报，并出示了平时他与苏联公民交谈接触的一沓照片，包括在使馆招待会上拍的。老关理直气壮，用已喊哑的嗓子严词驳斥道：“中国外交官光明磊落，从未做过任何违反苏联法律的事情，所有这些指控都是胡说八道。而且，这些照片恰恰证明我是在进行正常的民间友好工作。”对方也未纠缠就草草收场。随后，苏方将老关带出机场，交给等候在外面的中国使馆代表。

    我方当即向苏方提出严正抗议，谴责这起明目张胆的非法绑架事件，指出这是对中国驱逐苏修间谍的“无耻报复”。此时老关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那次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在北京驱逐了苏联驻华使馆从事间谍活动的5名外交官，而苏方决定象征性地进行外交报复。刚好关恒广任满乘火车回国，在半路上却成了替罪羊。

    当晚，苏联外交部对外宣布，由于中国外交官从事与其身份不相符的活动，限72小时内离境。老关离开莫斯科时，刘新权大使亲自到机场送行。大使把一朵大红花戴在他胸前，并向记者发表谈话，强烈抗议苏修特务对中国外交官的迫害，赞扬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也亲自到北京机场迎接，苏联东欧司代表向老关献花。中国外交部就此事正式向苏联驻华大使馆递交了抗议照会，《人民日报》等均对“苏修”迫害中国外交官的事件进行了广泛报道。

    逐步试探为老关“平反”

    后来, 当我撰写外交回忆录时，这次事件的苏方当事人之一沃罗比约夫大使正在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工作,我特地请他帮助核实此部分内容。他看完后，笑着对我说，那时是“奉命行事”，可以把他的名字写上。这位老朋友沉思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表示：“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一事件发生了。但重要的是，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在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虽然成了“红色反修战士”，但老关内心深处毕竟有点懊恼失望。因为他清楚，按照外交惯例，一旦被驻在国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限期离境，就不可能再回到那个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国家了。

    老关是满族，东北人，性格豪放，说话幽默，且多才多艺。除爱好绘画外，还擅长弹钢琴、拉二胡和手风琴，对音乐颇有造诣。他从小就喜欢俄语，热爱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抒情歌曲。他在1965年从黑龙江大学外语系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分配到外交部。他精通俄语，为人正直，思想活跃，长期在驻莫斯科使馆工作，一直从事对苏研究，是一位地道的“苏联通”。从莫斯科回来后，组织上对他非常关心，特意安排他到外交学院进修英语，毕业后又派驻巴基斯坦卡拉奇总领馆工作。老关任满回国，原拟分配到其他地区司工作，但他本人要求打回苏欧司。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和老关都坐在苏联处同一个办公室，负责中苏关系的调研工作。有一次聊天时，我对他说：“老关，看来苏联是回不去了，你干嘛不改换门庭，脱离我们俄语圈呢？”他未假思索地答道：“我学俄语出身，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就是死也要当‘俄罗斯鬼’！”他的一席话让我瞠目结舌，从此再也不敢提及此事了。后来，中苏两国关系逐渐改善转暖。苏欧司领导非正式地向苏联驻华使馆提出，要求考虑平反老关的“冤假错案”。对方很快就反馈说，同意平反，但要求将当时被驱逐的苏方5名外交官也一并解决。如果这样，问题就复杂化了，只好搁置下来。老关本人对此也表示理解，并说“以假换真，坚决不干”。但对一位兢兢业业、忠于职守的外交官来说，一直背着“间谍”的黑锅，总让人心里不平！过了不久，我们又对苏方进行新一轮试探。第一步，先安排老关参加接待苏联方面来访的一个普通文化团组，经观察，对方没有做出异常反应；接着，又让他参加苏联外交部访华代表团的接待工作，也一切如常，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最后，老关还参加了戈尔巴乔夫访华接待工作。这表明，苏方已非正式默认了。这样，我们大家也都放心了。这件曾经引起两国关系轩然大波的外交“间谍案”，从此也就不了了之了。当时，我们还有第四步方案，准备寻找合适的时机，安排老关参加访苏代表团，重返莫斯科。但尚未付诸实施，苏联就解体了。

    时隔23年重返莫斯科

    苏联解体后，老关被任命为驻新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首任特命全权大使。1992年秋，我随同钱其琛外长访问中亚时，看到在使馆大厅中央悬挂着一幅气势恢宏的油画《万里长城》，右上角题字为“中乌友谊似长城永世长存”。这是老关专为使馆开馆典礼精心绘制的大型油彩壁画，长6米，宽1.5米。据使馆同志说，原拟从国内定制长城壁毯，但因时间来不及，大使只好自己动手。而且，当地油彩颜料紧缺，调色油还是他用每月限量供应的两瓶食用棉籽油配制的。

    1997年初，因工作需要，老关被调任驻俄罗斯使馆公使接替我。时隔23年重返莫斯科，老关的心情非常激动。许多俄罗斯老朋友也又惊又喜，都对他表示热情欢迎，要好好进行合作。这里馆大、人多、任务重、节奏快，老关也驾轻就熟，真想为发展两国关系多做些事。由于工作过度劳累，他几次病倒。最后，不到一年就不得不离任回国。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调整，他又出国当了一任驻立陶宛大使。那时，我在乌克兰工作，我们还经常保持电话联系。

    2002年老关退休。因积劳成疾，身体不太好，但他总是非常乐观，每天都在继续关注国际上的大事小情。有时住医院治疗回来，还要打听期间发生过什么重要新闻。这也成了我们老外交官的一个职业病。老关除了担任中国中亚友好协会副会长外，还有雅兴从事业余创作。这也是他的一个主要爱好，用画笔追忆那些渐渐逝去的时光和印象，在绘画艺术中自寻其乐。他的油画代表作《天鹅湖》——重现了我国驻俄罗斯使馆大院的优美情景，还经常被外交部老干局举办的各种书画展征用。

    在芳城园老干部活动中心，他举办过个人油画精品展览。我们许多老同事都前往参观助兴，并纷纷题词留言。老部长田曾佩也欣然写道：“好画出自爱画人。关恒广同志暨夫人画展成功！”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原驻奧地利大使刘昌业观画后的感言：“俄京白桦不留泪，巴国碧海可观潮。出使中亚阅甘苦，驻节东欧历辛劳。卅年报国多少事，丹青梦回也英豪。”句句朴实无华，形象地勾画了老关献身外交事业的灿烂生涯。

    2012年1月，在老干部新春联欢会上，老关宝刀未老，用他几十年前从苏联带回的老式手风琴，为我们伴奏了俄文男声小合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过，背着沉重的手风琴，他已站不住了，只好坐在一把椅子上演奏。他满怀深情拉出的悠扬琴声，再次把我们带回令人难忘的莫斯科郊外迷人的晚上……     

    （作者为原驻俄罗斯使馆公使，驻乌克兰、波兰、哈萨克斯坦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