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9年从青岛港被带走的,当时我已经40岁,家里四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儿12岁,老二老三老四都是儿子,他们一个9岁一个3岁,最小的那个只有6个月。当时到处在抓兵。为了躲避我跑到山上藏了七天七夜。后来还是被被国民党带走了。
在台湾的部队里一呆就是十几年,出来时正是壮年的我,退役时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找工厂打工,人家嫌我年纪太大,想做个小生意又没有本钱,从部队里下来,我几乎要流落街头了。这时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我进了天主教堂当工友,才总算有了栖身之地。
那些日子,每当夜深人静,我便跪在“上帝”面前痛哭流涕,我要仁慈的上帝帮帮我,已经步入晚年的我别无它求,我只要能知道家的消息。终于,有个修女站了出来,她说她有个教友在国外,也许可以托他们给我往家里带个信儿。 1986年的春天,那个修女拿着一封信找到了我。看看四周没有人,她悄悄地对我说:“恭喜你,周兄弟,你家里来信了,太太和孩子们都在盼着你回去呢。”当时拿到修女偷偷塞给我的家信,我再也控制不住,竟放声痛哭起来。
1987年元旦刚过,在几个修女的暗中资助下,我筹起了回家的路费。我持旅游护照,从台湾先飞到了菲律宾,又从菲律宾飞到香港,再从香港转道广州,终于回到了离别将近40年之久的祖国内地。
那天我走进村子,正好是过小年的日子。家里的人没想到我会在那个时辰回来,走进自家的院子,一个年轻后生问我,老爷爷,你找谁?看到他酷似我儿子小时的模样。我心想这肯定是我的小孙子了,我把手里的拐杖一扔,上前抱住他便呜呜哭起来。那孩子吓坏了,一边挣脱我一边朝屋里喊:“奶奶,奶奶,你们看他是谁?”
我走进家门,见一个老太太正端着饺子往锅里下,尽管她人老了,瘦了,可我还是能一眼认出她,“她娘,是我,云亭,我回来了!”听我这样说,老太太手一哆嗦,一盖帘饺子都扔在了地下,我心痛极了,忙半跪下去捡,可这时,一屋子人都围了上来。“爹,爹,是你吗?你老人家真的回来了吗?”
老伴半晌才像醒过来似的,一把抓住我正在捡饺子的手,儿子过来将我扶了起来。“你们几个快叫‘爷爷’。”这时三个齐刷刷的小伙子一下子跪在我面前。这就是家啊,这就是我的老家啊,几十年来只有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像个真正的人。
可也许这些年来老伴受的罪太多,她的身体已被生活压榨的只剩下最后一丝力气。而我的回家也让她了结了最后的心愿。我跟老伴刚刚团聚了没多久,她便一病不起,第二年的秋天,她便永远离开了这个刚刚完整的家。
这时我们村里也陆续有从台湾回来探亲的老兵,他们见到我都替我惋惜,说,云亭,你怎么不再等等,你走的第二年十月份,就允许回大陆探亲了,那样你还会带着“饷银”回来,有了这个钱,你的下半辈子就不用再操心了。
可是我说,我现在最庆幸的就是自已早已回来了一年,至少我跟老伴还见了一面,要是再晚点回来我恐怕连老伴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了,我已经80岁了,没有多少“下半辈子”需要操心,这个家有我的饭吃我就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