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苦禅画百幅扇面支援地下党

                                           

                                柳树井胡同2号联络站

 

    家父最早接触共产主义是1919年。当时，社会各界都在探讨怎样才能救国，家父在艺专的同学方伯务是李大钊的追随者，他在艺专宣传共产大同（那时还不叫共产主义），家父听了李大钊、陈独秀的报告，认为他们说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当时就产生了革命的义气。此后，共产党的进步活动他都支持。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汉奸组织“新民会”想拉父亲出来给他们撑门面，并扬言父亲的教书饭碗也是他们给的，父亲一听第二天就辞去了教职，靠卖画为生。

    当时父亲所住的北平西城柳树井胡同2号家里还藏着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必须尽快转移。他是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官袁祥峰。北平沦陷时，他未及跟上部队南下，辗转躲到了我家里。 

 

 

     与袁祥峰朝夕相处一段时间后，父亲觉得他确实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应该送他到抗日前线杀鬼子。怎么送他到前线？找谁联系呢？

    其实，联系人就在眼前。父亲的学生黄奇南那会儿常来家里看望，就询问袁祥峰今后的打算，他表示要继续抗日。而黄奇南的伯父黄浩同志，真实身份是八路军冀中军区特派主任，负责平津各情报站工作。黄奇南将袁祥峰的情况汇报给黄浩。在黄浩的安排下，袁祥峰由秘密交通线交通员护送，到了冀东抗日根据地。

    父亲得知黄奇南与八路军有关系，就提出也要到八路军那里去。当时地下工作都是极为保密的。黄浩约我父亲在北海公园九龙壁后头边走边聊，假装散步游玩。

    黄浩表示，父亲是有名的画家教授，组织认为这恰恰是最好的掩护身份，不必到边区去（事后证明这个安排是对的）。父亲同意了这个意见，当即表示要参加革命，做地下工作。     黄浩交给我父亲的任务是调查日伪汉奸的活动、掩护党的地工人员和爱国人士，并派了另一位同志与父亲联系。柳树井胡同2号成为了黄浩领导下的地下联络站之一。

    父亲搜集情报的方式很独特，就是到街头去画速写，他觉得哪些地方可疑，哪儿常来大汽车，他就去哪儿画，画个药贩子什么的。他会统计车辆密集度、记下车牌号等，当然，这些都不能写下来，要用脑子记。父亲曾把了解到敌人的武器仓库等情况向组织汇报。

 

                              沙滩监狱的28天

 

    1939年5月14日黎明时分，父亲被几个日本宪兵用枪顶着，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押走，关在沙滩北大红楼底层宪兵队牢狱中。

    父亲在狱中备受酷刑，包括棍打、鞭抽、灌辣椒水、压杠、指甲插竹签，被打昏死过去好几次……

    小鬼子唱完白脸唱红脸。小鬼子软硬兼施，父亲经受住了种种严峻考验。日本人抄家的时候也没抄出任何可疑的字迹。这都是组织纪律，家里不能留字，包括朋友来信。

    日本人考虑到父亲的社会影响，又查无实据，只好无条件释放。但仍不时派人监视其行踪，以期“放长线，钓大鱼”。

 

   北平沦陷时期，李苦禅在西城区柳树井胡同二号小院（地工情报站）

 

                          让100个扇面给画“伤”了

 

    柳树井2号联络站不能再用了，父亲又领来新的任务：停止以前的一切工作，纯粹以“卖画为生”，为地下党筹集经费。

    1939年隆冬，父亲携长子李杭悄悄来到天津法租界滨江道永安饭店，举办“李苦禅画展”，那里住着很多有钱的“寓公”。画展结束，父亲立即让地工组成员把钱取走，给地下组织当经费。

    转年夏天，父亲又到天津“三不管”租房作画、卖画。寓公、富商、洋行阔佬又闻讯而来，10天内所有字画抢购一空。父亲又把卖画的巨款，分文不动，迅速交给地工组成员。

 

    年关将近，一个商人前来请父亲画扇面。胖经理说要100个。父亲先是愣了一下，还是应了下来。胖经理付了一小袋银圆定金，双方约定腊月二十八来取扇面。父亲为赶时间，就做了一个夹扇面的夹子，流水作业。这笔画鸟，就一口气画100个扇面的鸟……终于在腊月二十八之前画好了100个扇面。胖经理如约付了2000块大洋。这2000块大洋解了地下组织为根据地购买药品的燃眉之急，但父亲从此再没画过扇面——这一次就把他画“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