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留给《收获》的精神遗产　

　　那时候，每年金秋时节，《收获》编辑部都会像过节一样，老老小小提着蛋糕捧着鲜花去给主编过生日。巴金基本不过问杂志社的具体工作，遇到一些大事，我们会征求他的意见。好或者不好，他都会用很简单朴素的语言来表达意见。

　　举个例子，上世纪８０年代作家张贤亮写了一部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编辑部看了这个小说以后都觉得不错，认为张贤亮写出了人性。之后，把它作为一部重要作品，由李小林编发了。北京的一些女作家对此很有意见，说张贤亮的作品不尊重女性。作家冰心也因此打电话对巴金说：你要管管《收获》了。

　　巴金一向比较相信编辑部的判断，但是，冰心给他打电话说这件事，他不得不重视起来，巴金看完小说之后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当时李小林记录下了她老爸讲的大概意思：这是一部严肃的小说，不是为了迎合市场化的需要而写的；他说最后的一笔写得有一点“黄”，但是写得确实好。巴金这么一说，编辑部心中的一块石头就落地了。在当时那个年代那样一种气氛下面，巴金讲这一段话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他肯定了文学作品当中艺术创造的自由，肯定了对人性的挖掘是一个作家的权利。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开始，中国文学发生了变革，一批年轻作家借鉴世界现代文学的共有财富，大胆实验和探索文学的各种手法，《收获》因为巴金先生任主编的特殊地位，在实际掌门人李小林的主持下，以敏锐的嗅觉，在1986、1987、1988连续三年的第五第六期，推出年轻作家的作品专号。编辑部在全国范围内组稿，作家马原也给了很好的建议。当时的这批年轻人后来都成了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格非和苏童就是那三期专号中的主将。除了这两位，还有王朔、余华、马原、北村、孙甘露等一批优秀作家。那几期专号日后被理论界命名为“先锋文学”，而对《收获》来说，就是推新人，我们没有打任何旗号。上世纪90年代以后，更年轻一拨的李洱、韩东、东西等也是从《收获》走出去的。

　　在文学上，巴金的观念是开放的，但在有些事情上，巴金先生却是非常固执。比如他始终不愿意《收获》去做广告，他说“你们又没到活不下去的境地”。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刊物在面对整个商业大潮时遇到了困难。有一年，杂志社的经营发生危机，有人提出采取其他的经营方式，比如刊登一些文具、汽车等看上去还比较顺眼的广告来增加收入，但是巴金始终不同意。巴金有他的坚持，他希望办一本纯粹的文学刊物。

　　后来因为年龄关系，巴金辞掉了很多职务，却始终挂着《收获》的主编。“把心交给读者”“出作品出人”“讲真话”，这些是巴金留给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遗产，也是留给《收获》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