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藤野先生》的主人公藤野严九郎,可能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日本人,《藤野先生》这样描写恩师的登场:“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他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全文始终未提藤野先生之外的另一个解剖学教授叫什么名字。
那个被鲁讯忽略了的另一个教授,就是敷波重次郎(1872-1965),鲁迅仙台时期的解剖学老师。
鲁迅的班主任敷波先生
1904年9月13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新生开课第一天,第一堂课是敷波先生的组织学理论,下午第六堂课,才是藤野先生讲授的解剖学史。
用今天的话说,敷波先生是学生心目中的“男神”。他毕业于名校第四高等学校,又在当时日本最先进的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进修了三年,他的绝技是双手持粉笔同时画解剖图和板书,他的课堂全部使用流利的德语教学,“之所以这么做,是为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气氛,激发他们学习西洋医学的好学心”。
大学的第一节课,111名新生之中,唯一的外国留学生,来自中国的周树人。22年之后,1926年10月,当鲁迅在厦门岛的灯下回忆仙台的求学生活时,记忆的聚光灯却对准了开学第一天下午上场的藤野先生。
敷波比藤野早一年到仙台医专任教,从1902年开始,新生一年级的级长(班主任)由敷波担任,藤野是副级长,这样的搭配持续到一九一五年藤野的去职。按第一学年的课表,敷波讲授六门课,藤野讲三门课。若以授课时间而论,敷波明显多于藤野。
风格迥异的两位先生
不仅是留学生周树人,所有上过课的日本学生都对于“缓慢而极有顿挫的声调”的藤野式开场白印象深刻,他们形容为“汉学师匠”。藤野先生犹如落语(日式相声)的老艺人(师匠)。其时藤野先生不过30岁,老派作风却令周树人误以为他是老夫子。藤野1874年诞生在福井县坂井郡五代行医的“兰医”世家,兰医指的是十七世纪由荷兰人传入日本的欧洲医学。
藤野先生的文言文腔调里还夹杂着浓重的北陆口音,常常被日本学生私下取笑。同样来自北陆地区的敷波仿佛是作为藤野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他出生在金泽市区的商人家庭,学生评价他“非常有都会气息”,万事积极,体育全能,尤其擅长击剑,在学生中人气很高。相比之下,藤野就是个乡下人,万事严谨,厌恶体育,不会说德语,只能用浅白的日语上课,这在崇洋的学生中反而是受到轻视的……虽然同台授课,但两人的生活面貌又有着天壤之别,1973年,“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调查会”采访了七名周树人的同学,有些细节颇耐人寻味。敷波比藤野早四年当上教授,月薪1000元,而藤野在教授里面是最下层的十二级,月薪只有600元。其他教授每天都坐人力车到学校,只有藤野是步行上班的。
两位老师迥然不同的命运
在1902至1915年仙台医专学生的集体记忆中,藤野先生一直是“名捕”。1904年至1905年学年的成绩表,一共记录38个学生的成绩。敷波的组织学共有两个甲,五个丁,两个戊。敷波明显手比较“松”,而藤野的解剖学成绩没有甲,打了九个丁,两个戊。学校规定,若有两科成绩为丁或有一门戊(50分以下)者就要留级。这一年有20个同学留级,因此许多留级生都对藤野抱有怨恨情绪。部分留级生为了发泄对藤野的不满,把怒火烧向了中国留学生周树人身上,诬蔑藤野先生向周树人漏题。事实上,周树人在仙台医专唯一的不及格,恰恰是这门解剖学,由藤野先生给出的分数。虽然谣言很快被澄清,但是这件事加深了周树人心中“弱国子民”的屈辱感,于是产生了厌弃仙台的想法。
敷波是学校重点培养的青年骨干,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学校公派他前往德国留学,学生们舍不得人缘这么好的老师离开,送别会早在第一学期就张罗开了。1915年11月6日,在仙台医专的礼堂前,医科二年级的全体学生围着敷波教授拍下了“敷波重次郎教授德国留学记念写真”。这是敷波和鲁迅唯一的一张合影,反而藤野先生没有与鲁迅的合影。
1915年仙台医专升格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之时,校方在学历上面一刀切,凡是没有留洋经历的教师一律不获续聘。既未留洋又无帝国大学医科学位的藤野先生被判定为不具备大学教授的资格,只有自动辞职。他先到东京进修临床外科,后又辗转多地,一直在找工作,但都没找到。据说,藤野严九郎曾凄楚地告诉朋友:“回故乡,当耳鼻喉科医生。”
仙台医专时期的藤野先生
藤野先生在41岁之后被迫转行,回到家乡做了一名乡村医生,直至1945年老去,享年七十一岁。把握了时代先机的敷波,1915年留任东北帝国大学教授,1922年到冈山医科大学担任创校教授,开创了日本医学的胚胎发生学研究,在学界享有盛誉,1965年去世,享年93岁。在敷波八十九岁时自撰的《回忆录》中,仙台医专的岁月里,没有关于藤野或周树人的一丝记念。
鲁迅和藤野“弱者的共感”
失意于本国的师者,却因异国学生的千古文章而青史垂名。鲁迅至为感念藤野先生的一点,是他对学生课堂笔记的批改。1951年,六本鲁迅在仙台的课堂笔记在绍兴老家被发现,现存北京的鲁迅博物馆。虽然鲁迅笔记中敷波讲义所占比例最大,然而现在可以辨认的批改笔迹绝大部分是藤野的。
鲁迅1903年在东京弘文学院剪掉辫子后拍摄
鲁迅把所有的敬意都献给了一个善良的失意者。当全班同学众星捧月般簇拥着男神敷波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弱国的失意青年,默默站在藤野先生一边。伊藤虎丸在《鲁迅与日本人》中认为藤野先生与青年鲁迅之间浮现了“超越国籍的‘真的人’的关系”,董炳月进一步解释为这是一种和国籍无关的“弱者的共感”。
尽管《藤野先生》没有提到敷波先生,然而下笔的时候,恐怕鲁迅还是想到这样一个人生赢家,站在藤野先生的对面。敷波先生的机巧顺畅,更衬托出藤野先生的木讷笨拙,更彰显出藤野先生赤诚的“师者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