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蒋介石为何定都南京

　　                              

                             定都之争

　　

　　随着南京的光复，中国新的政治中心设在何处，在革命党人内部达成初步共识。1911年12月12日，各省代表由武汉、上海齐聚南京，29日召开代表会议，筹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派经过短暂的争执，达成一致，南京成为临时政治中心。

 

 

　　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形成南北对峙的两个中心：清王朝身处北京，革命党人立于南京。孙中山曾允诺，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促使末代皇帝逊位，自己愿让出总统一职。至于都城，他认为南京和北京都可以，但更倾向于南京。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孙中山在提出辞职的同时约法三章，其中有两条与定都南京有关：一是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二是新总统在南京就职。孙中山就想把袁世凯置于南方革命党人的监控之下。此外，当时日本方面对孙中山的影响不容回避。日本朝野多主张中国的政治中心置于南京，其出发点是否暗藏玄机，想借中国政治中心南移、对北方鞭长莫及，以利日本谋划扩张则不得而知了。

 

    但在参议院有关定都的表决中，竟有20票投给了北京，南京只获得区区5票，还有2票为武昌，1票为天津。这样的结果令人意想不到。关键时刻，孙中山和黄兴等人一再坚持，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复议时才最终确定南京为首都。

　　袁世凯是从北方起家，一旦离开经营多年的老巢落户南方，犹如虎落平阳。至于北方的军人集团，也不愿将中国的政治中心南移，他们不仅在生理上，更有一种心理上的水土不服。随着袁世凯于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形势急转直下，袁世凯及北洋势力雄厚，革命党人力所不及，参议院只能屈从强权，于4月2日开会决定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

　　袁世凯选择北京，代表了当时地方的意愿：一则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继续以此为政治中心，当有承继之意；二则南京历史上都为短命王朝，从政治风水的角度而观也不适宜；而在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图谋东北的危局下，维持北京的地位，对制约日本、抑制复辟势力有着一定的作用。

　　                              

　　

    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持续到1927年时已是朽木难支，大厦将倾，国民党人强势出击，于当年发动了旨在推翻北方政权的北伐。未雨绸缪，确立新的政治中心便被再次提到日程上来。

　　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最初也赞成将首都设在武汉，随后便一改初衷，原因有二：一是唐生智归顺国民政府后，基本控制了两湖地区，在他的地盘上，显然影响到蒋氏个人权威的发挥；二是北伐前，广州地区严重“赤化”，两湖地区民众运动基础较弱，迁都武汉，可以限制国民党内的左派势力，然而世事难料，当北伐打到武汉后，那里的“赤化”程度暴涨，已失去作为政治中心的氛围。蒋介石决定“另起炉灶”，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以南京为首都。这既实现了孙中山的夙愿，亦表明自己的“正统”，有一种明确的承继关系；同时显现出一种强烈的地域观念，国民党人多江浙人士，对于这块土地，他们最为熟悉也最易掌控。

　　后来，深知内情的中央新闻社社长萧冬竹，列举了定都南京的理由：

 

　　 

　　                   北京改称北平

　　

    定都南京后，冯玉祥来到了南京这个争吵不休的政治舞台，他喜欢在早饭前的某一刻不通报姓名地拜访某些高级官员，把他们从沉睡中唤醒。他成了军事部长。

　　阎锡山极不情愿地来到了南京，随后，他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但事情并不像他所理解的那样，不久后他就回到了太原他的大本营。

　　这些新的安排只是权宜之计。在蒋表面上达到权力顶峰之际，他抱怨道：“自从孙博士去世后，我们没有一天能够完全一致和团结。”

　　但不管怎么说，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告成立。

　　蒋介石虽然在南京建立了政治中心，但当时还有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以及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另立的一个国民党中央，此外，以北京为中心的安国军政府尚存，呈现出一个多头政治中心的局面。不过，这种情势未能维持多久，1928年2月2日，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结束了宁、汉、沪3个中央对峙的局面。同年6月，蒋介石二次北伐，直捣北京。接着，东北的张学良易帜，全国一片“青天白日满地红”。

    为了淡化北京的传统政治中心概念，国民政府将北京改称北平。这样，中国就只有一个地方被冠以具有特殊意味的“京”字称谓，这就是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