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善：我遥远的父亲杜月笙

                               

                                   遥远的父亲

 

    其实小时候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少。我母亲是四房太太。她跟父亲结婚后，自己住在辣斐德路辣斐坊16 号，父亲和前三位夫人——我们称呼“前楼太太”、“二楼太太”和“三楼太太”住在华格臬路的老公馆里。 

    父亲在我们面前一直很严肃，给我的感觉是很有距离，在父亲的观念中，在杜家始终以正房的长子为大，所以家里对外应酬都是大哥、大嫂出面。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互相之间的明争暗斗是少不了的。每位太太身边都有一些参谋给她们出谋划策，怎么争宠，怎么夺权。母亲也有很多参谋，有一次父亲过生日，几个太太事先商量，决定在那天都穿一样颜色和式样的旗袍，这样大家平等。母亲回来就问参谋这事情怎么办——如果答应她们的条件，那她终归是四太太，要排在后面，显不出地位；如果不答应，其他人肯定要数落她。那两个参谋说：你先答应下来，她们说什么样的你就去做，母亲也就依计行事，可她暗中另外预备了一套。生日宴一开始，她与其他几个太太穿一样的衣服出来，可是没几分钟，马上去换了一件。这样一来，众人之中她突出了。

                                           

                                    

       杜维善近影，背后是上海博物馆特别顾问聘请书

 

 

 

   

   

    我父亲是个弱不禁风的人，父亲长年是一袭长衫，即便在家里，领扣也系得紧紧的。

父亲因为小时候家境贫寒，没怎么受过教育，所以对我们的教育看得特别重要，一定要让我们在可能范围内受到最好教育。杜家的家教非常严，尤其是对男孩子。有一次大哥逃考，被他狠狠打了两个耳光。在家中，父亲的严厉具体是通过母亲执行的。有一次，姐姐英语没考好，母亲打了她十鞭子。

    父亲对文人一直有一种向往，也对他们很敬重。他结交了很多文化名人，很多文人也都成为他的私人律师或座上客。

    父亲发达后，江湖上一些事情他就让别人出面去做，而他更多做一些公益和慈善。每有灾害发生，父亲一定出面组织赈济。每逢春节过年，那时候来老公馆拜年是排着队来的，包括很多穷人、乞丐，只要到大门口来给杜先生拜年，终归是能分红的。

外界不论对父亲有何评价，有一点是公认的：在民族大义上，他从来没有动摇过。父亲反日的立场始终没有改变。

                                           

                                  

 杜月笙与孟小冬结婚时全家合影。左一孟小冬，中间杜月笙，右一姚玉兰；后排左一杜美娟、左二杜美如、左三杜美霞、左四杜维善

 

 

 

　  

    1949 年5 月1 日，父亲带着我们一家离开上海，算起来，老老小小有100 多人。那些人跟随他多年，也可以说是从小打天下的人。

    这些人在香港的生活问题，也一直是父亲的心病。父亲的财产主要是留在上海的不动产，现金很少，所以到了香港后，家里全部的现金只有10 万美元， 是他早期存在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那里的。 　　

    父亲去世前不久，有一天，他让姐姐把保险箱里的一个信封拿给他。信封里有很多单子，原来都是别人借钱写下的欠条。父亲把那些借据都撕了。他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他清楚很多借他钱的人从大陆跑到了香港，也没有多少钱了，那些借条是还不来的，不能以杜家的身份逼人家还钱，我到现在还有万墨林的借条。其中有一个人的借条上面是五百个金条的借据，这还不是最高的。

    父亲那时候情绪很不好，也彷徨不定，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他本来就有哮喘病，后来更加严重，医生越请越多，用药越来越杂，身体却不见起色。也许是父亲当年在上海滩的影响，国共两党在1949 年以后也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做他的工作。大陆解放后，章士钊几次来到香港，都住在我们家。父亲对政治上的事情看得很明白，但他两边都不得罪。

 　  父亲在去世前曾嘱咐：将尸骨运回上海，葬在故乡浦东高桥。母亲在他走后，把他的灵柩运到了台湾。原以为很快就能安葬于大陆，所以一直没有下葬，但后来看到回故乡越来越难，最后葬在了台北汐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