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老一辈革命家怎么过组织生活

    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严肃党的组织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当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是如何过组织生活的呢？在人们眼中，他们是领袖、是伟人。然而，他们始终以普通党员身份，和警卫员、炊事员、身边工作人员等一起认真开展组织生活会和民主生活会，为全党同志作出了表率。

 

                       毛泽东：开专题组织生活会，杜绝“灯下黑”

 

    1960年，毛泽东察觉到个别工作人员跟随自己外出视察工作时，无偿索要或低价购买当时市场上供应紧张的物品，他非常生气，专门要求党支部为此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开展一次小整风。9月28日，毛泽东同应召从江西回北京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汪东兴说：我身边有些工作人员作风不正，存在一些不健康的思想，需要进行教育，进行一次小整风，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10月3日下午，汪东兴把整风教育的想法和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由于工作繁忙，毛泽东没能参加这次会议，他请汪东兴代为转达意见。经过整风发现，绝大多数人严格要求自己，但个别工作人员也存在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对此，毛泽东断然采取三项措施：一是绝不容忍和姑息贪污、渎职行为，将犯错误的同志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二是过去向各地要的东西，照价退赔并道歉，钱从他稿费内开支，以挽回造成的不良影响；三是要求大家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制定工作人员守则，严格纪律。

    为了巩固整风成果，这年生日前夕，毛泽东请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吃饭，进一步做思想工作，坚决杜绝“灯下黑”。

 

                  周恩来：“在这里，大家都是同志，难道有什么特殊党员吗”

    红军长征期间，作为党和中央红军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身兼数职，工作十分繁忙。1935年，红军到达两河口地区后，休整期间，根据上级指示，党组织进行改选，警卫员魏国禄当选周恩来所在党小组的小组长。

    有一次，周恩来问魏国禄：“为什么很长时间不开党小组会议？”魏国禄说：“小组会议开过了，看到首长忙，就没有通知。”

    听到回答后，周恩来说：“那怎么能行？我是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如果确实有事不能参加，我自己可以向你请假。你不通知我，可就是你的不对呀！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你明白吗？以后开会可一定要通知我啊！”

 

 

   此后，每次开会，魏国禄都通知周恩来。只要有时间，周恩来每次都参加，并很认真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

   抗战时期，有一次在重庆，周恩来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的党小组活动。按照惯例，会议临近结束时要对学习讨论的情况作—个总结，党小组长刘光说：“请周恩来同志作总结。”

   周恩来说：“呵，应该由小组长作总结。你对我这个党员有什么要求，给什么任务，我都接受。可是，你要我代替你作党小组会的总结，不大合乎党规吧？”

    接着，周恩来又说：“党员，起码一条要参加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在这里，大家都是同志。开党小组会，我们都要受组长领导。难道有什么特殊党员吗？”

   周恩来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和实实在在的行动，充分表明他对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视、对组织纪律的严格遵守。

                   

                   朱德：“任何党员都没有不执行党组织决定的理由”

   

    德国留学期间，朱德牢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在哥廷根，他每周三都参加中共旅德支部哥廷根小组会议，和同志们一道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著作。

    中央苏区时期，朱德曾经被编在中央军委机要科党小组。他担心党小组长顾虑他是首长，把他当成“特殊党员”，便与党小组长“约法三章”：一是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必须通知他，二是党小组给每个党员分配任务时必须有他，三是党小组长必须定期听他汇报思想情况。

 

 

    抗战时期，有一天，朱德所在的党小组响应总部机关支部的号召，利用党日活动时间进行了一次义务劳动。当时朱德军务非常繁忙，党小组长就没有通知他。

    事后，朱德知道了这件事，便主动找党小组长作检讨，之后又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不久，朱德又在警卫战士面前提起这件事，再次作了自我批评。警卫战士说：“这件事您在党小组会上已经检讨过了，以后就别再提了。大家都说总司令50多岁了，日夜操劳，干活的事情还是不参加的好。”

    朱德听后严肃地说：“任何党员都没有不执行党组织决定的理由。我年岁大一点，工作多一点，都不能成为不执行党组织决定的条件。”

    作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工作之繁忙非常人所能想象。但就是这样，他仍然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从没有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的要求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