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李健吾谈《围城》

    《围城》从1946年2月出版的《文艺复兴》一卷二期上开始连载，在该期“编余”中健吾先生写着：“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载誉士林，他第一次从事于长篇小说制作，我们欣喜首先能以向读者介绍。”这简短几句话也许是有关《围城》最早的评介文字。 

    《围城》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作为“晨光文学丛书”之一出版。《围城》初版不到三年，就印了三次。 

 　 1981年3月号《文艺报》刊发了李健吾的《重读〈围城〉》的“感慨”，他说：手里捧着《围城》，不禁感慨系之。这是一部讽刺小说，我是最早有幸读者中的一个。《文艺复兴》 刊物以发表这部新《儒林外史》为荣。我在清华大学当西洋文学系助教时，就听说学生中有钱锺书，我只知道他是本校教授韩愈专家钱基博的儿子，家教甚严。我们相识还得感谢同学兼同事的陈麟瑞。他家和陈家（即柳亚子的家，陈麟瑞是柳亚子的女婿）住在一条街上，两家往来甚密，经陈介绍，我家便和他家也往来起来了。他是个书痴，帮我们两家成为知友的还得靠他温文尔雅的夫人杨绛。我演过她的喜剧《称心如意》，做老爷爷，佐临担任导演，却不知道她丈夫在闭门谢客中写小说。其后胜利了，西谛约我办《文艺复兴》，我们面对着他的小说，又惊又喜，又是发愣，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小说来了呢？而且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他多关心世道人心啊。

　　李健吾认为评价《围城》，首先要弄清作者创作《围城》的本意，他说：《围城》本意是什么呢？这谜不难解释，就在书里，我照抄如下：

　　慎明道：“Bertie结婚离婚的事，我也和他谈过。他引了一句英国古语，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小姐道：“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assiégéé，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鸿渐，是不是？”鸿渐摇头表示不知道。

　　辛楣道：“这不用问，你还会错么！”

　　慎明道：“不管它鸟笼罢，围城罢，像我这种一切超脱的人是不怕围困的。”

　　整个情节，如果这里有情节的话，就是男女间爱情之神的围困与跳脱，而这个平常的情节又以一个不学无术的留洋生回国后婚姻变化贯穿全书。这个留学生就是冒牌博士方鸿渐。

 

李健吾（右）与钱锺书

 

　　健吾先生认为《围城》里姿态变化的情节本身是“处在一个抗战时期的大时代里”，因而作者对众多人物的刻画富有深刻的社会寓意，他说：人民和学校流离失所，逃难者有之，苟苟蝇蝇者有之，发国难财者有之，变化离奇而寻常，对国统区是最大的讽刺，对高等教育事业与生活作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揶揄。唐小姐在这里一怒而去，苏小姐成了香港、重庆之间的投机商。吹牛教授暗中使坏，势利校长耍阴谋手腕，方鸿渐心情恶劣，孙小姐和他结婚与离婚，这就是方鸿渐的“命也夫！命也夫！”这就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围城》！一场围城之战委婉叙来，极尽挖苦之能事，又配之动荡不安的国家大事，抗战乏术，逃难有罪，小百姓呼天喊地无门。而作者清词妙语，心织舌耕，处处皆成文章。沦陷区的真实情况，历历在目，恍如隔世好友话家常。

　 《重读〈围城〉》发表后，健吾先生又谈起一些有关《围城》的旧事。《围城》连载期间，振锋先生和他都听到文艺界一些人对这部小说的好评，吴组缃先生当时在南京，曾写信给他，说钱锺书学问做得好，但在《围城》里不卖弄学问，是在写人物。《围城》初版时，出版人在推荐这部小说的广告中说：“这部长篇小说去年在《文艺复兴》连载时，立刻引起广大的注意和爱好。人物和对话的生动，心理描写的细腻，人情世态观察的深刻，由作者那枝特具的清新辛辣的文笔，写得饱满而妥适。零星片断，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故事的引人入胜，每个《文艺复兴》的读者都能作证的。”健吾先生说，这段文字他是参与推敲写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