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就在蒋介石为其“围剿”红军制订的“铁桶计划”即将实现而踌躇满志之时,这份绝密的作战计划却送到了中共中央手中。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始了。毛泽东在长征突破乌江天险后曾感慨:“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搞情报的同志是立了功的!”
“搞情报的同志”,关键的两个人,一个是国民党少将莫雄,一个是真名隐于历史几十年的项与年。

1956年,项与年(左)与莫雄重逢时合影
“莫大哥”
莫雄在国民党内素来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被尊称为“莫大哥”。
莫雄是蒋介石的“救命恩人”,刚认识蒋介石的时候,莫雄对他颇有好感。1925年,粤军中将师长莫雄所属部队被蒋介石以“反革命军队”的罪名缴械,莫雄被迫逃往澳门。莫雄政治上完全不再信任蒋介石,这也是他日后向中共情报组织靠拢的基础。
赋闲上海期间,莫雄偶遇了他在粤军时的旧部刘和珍的哥哥,中共地下党员刘哑佛。经
刘哑佛介绍,莫雄成为特科的重点统战对象。莫雄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李克农认为:“你(指莫雄)是革命的老前辈,孙先生的忠实信徒,你参加共产党的请求党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你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因此,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党为宜。”
莫雄在国民党中留了下来,一直暗中帮助共产党,但终生未加入共产党。

1936年,莫雄弃守毕节,配合红军长征。图为国民党军上司议处莫雄的电报
“铁桶计划”
据国民党当时资料中的统计,从1933年开始第五次“围剿”到1934年秋红军长征前夕,
仅在江西苏区周围其碉堡总数即达14294座,形成了“滴水不漏”的“铁桶阵”。1934年9月,中央苏区只剩下七八个县城。时任中华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的陈毅形容,当时苏区的狭小地域“拿梭镖一捅都能戳穿”。
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制订了最后“围剿”红军的“铁桶计划”:调集150万大军、270架飞机、200门大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新战术,从四面八方形成包围圈,架起30多道铁丝网,构成严密火力网,组织几十万大军逐步向瑞金推进,包围半径距瑞金150公里。最后将红军主力压迫到很小范围进行决战。
牯岭军事会议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甚至连《蒋介石年谱》中也没有具体提到这次会议。莫雄回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若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
牯岭军事会议一结束,莫雄就带着全套的“铁桶计划”下了山, 他的赣北第四行署和保安司令部里,由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了十几人。莫雄把文件交给刘哑佛、卢志英和项与年。随后,这份铁桶计划”被紧急送往苏区的党中央。
敲掉门牙送情报
1996年7月,纪念项与年的文集《山路漫漫——项与年的革命生涯》即将出版,习仲勋同志为此书作序,在序言中这样写道:“他(项与年)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敲掉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
蒋介石的“铁桶”再结实,也终究成了一只“漏桶”。在这只“铁桶”上凿出最大窟窿的莫雄,很明白自己此举是押上了身家性命。他在回忆录中感慨庆幸:“幸而他们(项与年等)干得都很漂亮,蒋介石在围剿计划泄露后也没有向下追查,否则查到我身上,要我拿出那些文件来,我将必死无疑了。”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身在香港的莫雄就接到了叶剑英的亲笔信而回到广州。一见面,叶剑英就说,南下之前,毛泽东主席就嘱咐他,到广东后要找到莫雄,莫雄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无论他过去犯过什么罪,都要安排他工作。就这样,莫雄先是被安排到北江治安委员会协助解放军剿匪,然后回到广州,到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
将“铁桶计划”的情报交给周恩来之后,项与年因为身份曾经暴露,改名梁明德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一直在天津北方局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同习仲勋、李克农等一起,来往于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人士之间,从事情报、统战工作。
1978年,项与年病逝。习仲勋闻讯,亲笔写下1000多字的唁电。18年后,后人编著项与年纪念文集,习仲勋再次操笔撰文,热情赞叹项与年。“他生前对自己的历史从不宣扬,连向自己的子女都很少谈及”。
1956年,项与年终于在报纸上看到了阔别30余年的老朋友莫雄。李克农也一直惦记着这位老朋友,他让项与年去广州接莫雄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叶剑英元帅也在家中摆酒宴请两位英雄,热情赞扬他们的历史功绩。
莫雄为人重义,结交广阔,方方面面、各色人等都有朋友,因此还得了个“五色将军”的外号。而他一生最珍视的,就是与共产党的这份特殊友谊。这个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五色将军”,有着最闪亮的红色底色。在回忆录中,他写道:“‘党的老朋友,老同志’,是对我一生最大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