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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冯骥才自述:我的仕途生活

2017-10-13 22:37:26 来源: 作者:王宝梅摘编 点击图片浏览下一页

  《收获》第5期刊登作家冯骥才的文章《激流中》,文中讲述了他的一些经历。现摘取部分片段,以飨读者。

   随着我在文学方面影响的扩大,一些从来不曾与我相关的种种头衔与职务挂到了我的身上来。比方那时好几个党派都来给我“做工作”,邀我加入。后来翻译家王汶来找我,她是民进成员,并说傅雷、冰心、叶圣陶也都是民进成员,所以希望我也加入。傅雷和冰心在我心里有很高位置,于是我说那我就加入民进吧。哪知道日后我会当上民进的“副主席”。而且渐渐明白,这些头衔与职务是相互推动的,比如我在文学上的影响,比如在作协和文联的职务,加重了我在党派和政协中的分量;而在政协和党派中头衔的提升,反过来又使我在文学组织中更具代表性。这样推动来推动去,我的头衔愈来愈多。

   那个时代,我对生活的未来满怀希望,所以每年两会时,我都会情不自禁提出许多个人的想法与意见。政协文艺界的人以老一辈居多,那时年轻一代发言最多的要算贤亮、我和魏明伦了。政协会议期间,文坛上很多作家都被安排到相应的文学部门供职。我们那代有影响的作家基本上都在各地作家协会或文联挂职,最大的标志性事件莫过于王蒙担任国家文化部的部长。一天在京开会,我和贤亮、邓友梅去王蒙家看他。王蒙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我们的心里是怎么样想的。待我们进了他家,王蒙从屋里手拿着一张纸出来,不等我们开口便说:“我刚把电影《爱情故事》主题歌的歌词译完,你们听听我译得怎么样。”他便拿着手中的译稿,五音不全地唱了一遍他翻译的《爱情故事》。我忽然明白,他就用这办法,巧妙地回答了我们对他当上大官后会不会失去自已的疑虑——他依然自由和潇洒。

 
 
 
 
    1988年夏天,天津市委组织部通知我去山东烟台的芝罘去参加一种高级别的专家休假,条件极优,可以带夫人。到芝罘一看名单吓了一跳,全是国家电子、核能、超导、激光、数学以及司法、哲学、社科等方面一流的专家。文艺家除去我还有邵燕祥、王立平和陈颐。
    这次休假实际上是国家层面上一种深度的人事考察,所谓带夫人也是对这些考察对象进行“家庭调查”。工作人员都是中央组织部门的,他们在为下一届政府部门的高层人选做预备。其实早在一年前,天津市文联就让我代表主席团驻会主持工作。1988年的夏天《文艺报》一位女记者对我说,她在火车上与一位知名的特异功能都聊天时谈到我,那位特异功能者说我今年秋天会有3个头衔挂在身上。我只当是玄谈或笑谈,谁知竟然叫这“异人”说中。这3个头衔一是中国文联的副主席,一是民进中央的副主席,一是天津文联的主席。
    虽然我有了这几个头衔,但都是虚职,挂个名而已,这反叫我觉得不受什么约束,挺自由。这中间只有文联主席略实一些,不过我声明文联的人事和财务与我无关,调什么干部,花什么钱,我都不管,我只在文化事业上发挥作用。文联主席是不上班的,我照旧写我的东西,该干什么干什么。
    1988年夏天,京津两边都有传闻说我要调到文化部做副部长,开始我以为只是谣传。过些天,统战部在京召开会议时,一位副局长聊天时问我愿不愿来京工作,我说我这个人是性情中人,自由散漫,不适合在政府工作。不久,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约我去北京一趟。我便穿一身牛仔服和一双白球鞋去了,我故意表示我与我可能要去的地方格格不入。据说我这身行头发挥了作用:当天就被文化部里的干部们传说,“一位穿牛仔衣的副部长要上班来了”。
    记得高占祥对我说:“王蒙希望你来。”还说,“部里的工作井然有序,层导负责,不会影响你的写作,王蒙不是还在写作吗?”
    走出文化部所在小院,途经一处房舍时,陪我出来的高占祥的秘书罗杨对我说:“将来您可能就在这屋里办公。”据说这是英若诚的办公室,他面临通休。我忽然感觉如果我到这里工作,那种生活一定是镇静、严谨、刻板,完全没有我一向的自由自在。我决不能从此被改变,我回到天津打电话给高占祥说一辈子不会做官。我下了决心,我要主宰自已。

责任编辑: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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