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确定“七一”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的纪念日。 “七一”建党节是什么时候、怎么定下来的呢？本文作者为中共党史研究室专家，他们来为我们讲述建党的那些事。

     

                  “七一”是怎么定下来的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开头指出：“1949年的7月1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28年了。”董必武在回忆一大时也说：“‘一大’问题，在中国文献上是一个字也没有的。”“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据。我记得纲领提出来了，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到的。”董老这里所说的“后来定的”，以及毛泽东使用“表示”这个词，都说明“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是一个象征性的日子。

    大约20世纪50年代中期，董必武在与子女的谈话中，明确说：“在上海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并不是7月1日这一天开幕的，但会议确实是在7月召开的；7月1日这一天是毛主席在延安定的，是个象征性的纪念日。”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以及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处于秘密状态，或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白色恐怖下。那个时候，党还顾不上组织大规模的统一活动庆祝自己的生日，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证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

    为纪念党成立15周年，一大代表陈潭秋在共产国际机关杂志《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8月第4—5期合刊上，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后来又发现了一份陈潭秋1936年7月在庆祝党的15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提纲）。讲话中谈到：“代表团因为我是参加过党的成立大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党员，要我作关于党十五周年纪念的报告”。陈潭秋的文章和讲话（提纲）都是以党诞生的月份为依据进行纪念的，并没有确切指出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逐步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七七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国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到了1938年，为纪念党成立17周年，许多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延安的同志，向参加过一大的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大会召开的时间，以隆重纪念党的生日。可是，毛泽东和董必武都只记得一大是1921年7月召开的，至于具体日期，由于年代久远，又无档案资料可查，已经记不清了。

    一大究竟在1921年7月哪一天召开？一大的参加者有着不同的回忆。

    毛泽东、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董必武他们三人，只笼统地说是7月。

    李达在《七一回忆》中说：“1921年7月1日下午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树德里3号的楼上，正式开幕了。”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7月1日正式举行大会”“1921年7月1日下午3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

    刘仁静回忆他是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后参加党的一大的。他说：“‘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开会的时间是7月2日”。包惠僧则回忆：“开会的时间，是在各学校放暑假不久，约计总在7月10日左右……”他们二人回忆的开会日期差不多。

    陈公博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中说是7月20日。陈潭秋1936年发表的文章中说“中共第一次大会是在七月底开的”。这二人的回忆将一大开会日期指向7月下旬。

    何叔衡、李汉俊、王尽美、邓恩铭由于牺牲较早，没有发现他们留下关于一大的回忆资料。

     另外，史学界对一大的召开日期一度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苏联的B·H·库秋莫夫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说是6月。台湾的郭华伦在《中共史论》中说是7月27日。

     在国内，有关党的一大，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资料，而共产国际保存的两份文件，既没有名字，也没有文件时间。 

    7月1日是毛泽东在延安定的一个象征性的纪念日。

    这样吧，就用7月的第一天作为纪念日！——毛泽东和董必武商量后回答。不久，1938年“七一”前夕，毛泽东在作《论持久战》的演讲中，明确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

    事实上，用月份的第1天作为纪念日，比较方便人们的记忆。

从1938年到1940年，“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尚未被普遍采用，提法也尚未完全统一。 

第一次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确认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并要求进行相关纪念活动，是1941年6月《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指示》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20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4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

    这一年的7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分别发表题为《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廿周年》的社论，在此前后，《解放日报》还大量报道了延安各机关团体纪念建党20周年活动。

                         中共一大召开日期解谜

    直到1979年8月，著名党史学者邵维正在《党史研究资料》上发表《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的初步考证》（后于1980年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公开发表，题目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才最终将一大召开日期这一谜题解开。

    邵维正从代表行踪、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当时的文字记载等多方面进行了严格认真的考证。

    刘仁静应是7月7日左右到上海的。陈公博是7月21日左右到达上海的。包惠僧大约20日到达。从代表行踪和马林活动安排分析，一大代表到齐并正式开会，应在7月下旬。

    其次，从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来看。

    一大参加者的回忆中，一致提到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受到租界巡捕的侵扰，会议被迫中断。

    另据陈公博、周佛海回忆，一大在上海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的第二天黎明，上海大东旅社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件。大东旅馆发生命案的时间为7月31日。 

    可以推断出：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7月30日召开的，当天受法租界巡捕的侵扰，以后会议才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举行。

    在国内，有关党的一大，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资料。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向我国移交了一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原文为俄文，没有署名，也没有标明时间。文中记载：“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这与前面推断的代表行踪相符。

     同时，文中还对会议日程进行了详细描述，拟定议事日程和听取各地小组活动情况报告，用了两天；休会两天起草计划和纲领；然后开了第三、四、五、六次会议。“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使我们不能再继续开会……为了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即嘉兴——引者注）去。”这就告诉我们：一大在上海的会议开了6天，加上两天起草文件，共计8天。从孔阿琴案件的间接推断中，我们       已知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7月30日。7月30日往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 

从以上几个不同侧面的论证中，可以确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7月23日的考证成果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一直延续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