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20分钟拍板恢复高考

      在中国当代历史中，1977年是值得铭记的一年。那一年，第三次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主持恢复了高考制度，让这一在“文革”中被废的人才选拔制度“重获重生”。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纠正了十年“文革”的错误，更转变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对人才选拔机制不到位的局面，从而为今天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十年动乱人才断层

　　新中国刚成立之际，百废待兴，高校招生制度也在其中——1949年，除北大、清华等少数几所高校实行非实质性的联合招生外，全国绝大多数高校仍沿旧制，实行单独招生考试，招生的计划、条件和办法都由各校自行决定，这也造成了高校招生不足和新生报到率低等问题。

为此，1950年5月26日，教育部发布了新中国第一份高校招生考试文件《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零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要求各大行政区教育部“根据该地区的情况，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学校联合或统一招生”。但由于单独招考操作上的惯性，该年度的招考方式仍五花八门，既有校际的联合，又有大区的统一，还有学校的单独招生。  

1951年，教育部要求，高校招生继续沿用前一年度的办法，而且统一招生要在单独招生之前举行。1952年教育部再次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其余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至此，统一高考制度基本形成。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帷幕。7月24日，《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新的办法”：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从此，“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就成了中国大学录取方法。但当时“文革”兴起，地方招生并未能按时开展，在1966-1971年间，中国大部分地区高校未能招生。

　　1972年，大部分高等学校才陆续恢复“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这也是“工农兵学员”登上舞台的日子。这种招生模式很快暴露出种种弊端。因教育质量严重滑坡，1972年、1973年，高校招生开始对学生的文化状况进行必要的考核。1973年辽宁考生、初中学历的张铁生“白卷”事件轰动一时。后江青等人借机发难，文化考核又被迫取消。

　　 　　

                         20分钟拍板恢复高考

　　

　　1975年，邓小平又一次复出，就想到了恢复高考。早年留学法国和苏联的经历，让他深知人才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教育上的“危机”，毋宁说是这个民族的严重危机。当时的邓小平准备在中国科技大学搞试点，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谁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来，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1977年5月24日，73岁的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针对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两个月后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他主动提出分管科学和教育。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3日，教育部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这个方案较以往有一些突破：明确规定高校招生要有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4000到1万人直接上大学；强调重视文化程度，对考生要进行文化考查。但是，招生的方式依然沿袭“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的十六字方针。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同一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希望“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于是，这一天参会的是中国科学院吴文俊、马大猷、郝柏林、钱人元、严东生、张文佑、黄秉维、王守武、高庆狮、许孔时、邹承鲁、张文裕、童第周、叶笃正、汪猷、王大珩，中国农业科学院金善宝，北京大学周培源、沈克琦，清华大学何东昌、潘际銮，复旦大学苏步青，吉林大学唐敖庆，武汉大学查全性，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上海交大吴健中，南开大学杨石先，天津大学史绍熙，南京大学苗永宽，西安交大程遒晋，华北农大沈其益，中山医学院宗永生，中国科技大学温元凯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

    邓小平在会议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题目就是科研怎么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包括学制、教材、教员的来源、办学的方针、具体措施有什么想法，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方法，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两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话都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讲。这里没有棍子。”

　　8月5日上午的会上，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发言说，大学的招生工作是培养人才的第一个环节。从武汉大学五年招生的情况看，按照十六字方针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质量没有保证。广大群众包括大学生里的教师，对十六字方针非常不满。群众对一些党的干部利用特权招收自己子女非常气愤。“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恢复高考。”

　　查全性的发言获得了成功，不仅使全体代表全神贯注，而且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邓小平说：“高等学校恢复高考，今年恐怕来不及了。”查全性说：“今年还来得及。招生会议虽然开过了，但还没有正式招，所以至少下决定还来得及。假如晚一年纠正过来，就是关系几十万人的问题。”

　　教育部长刘西尧坐在邓小平的边上，中间隔了一个座位。邓小平扭头，用浓重的四川话问刘西尧，“你说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邓小平又接着追问，“报告送出去没有？”“刚送出去。不过还来得及追回来。”刘西尧说。小平同志一挥手说， “赶紧追回来嘛。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话音刚落，与会代表热烈鼓掌。查全性的讲话大约15分钟，包括邓小平插话表态，直到最后的拍板，整个过程也就是20分钟。恢复高考基本上就定下来了。

　　8月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邓小平在总结发言中再次明确宣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小平亲自起草政审条件

　　

　　1977年8月13日开始，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各方意见不统一，头绪太多，会议创造了一项开会时间的纪录——历时44天。

　　会议胶着的原因还是以前政策的羁绊。例如，“推荐上大学”的招生办法，是写入1971年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上通过的《纪要》，毛主席圈阅“同意”，并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国的。所以，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时，不少人对“两个估计”（ 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仍心有余悸。

　　《人民日报》社记者穆扬打破了僵局。9月3日下午，穆扬邀请参加过1971年全教会的6位代表座谈，决定向中央反映“两个估计”出台的经过。9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记者穆扬署名的内参以《情况汇编》(特刊)报送中央，很快引起邓小平的重视。

　　面对一延再延的会期，面对教育部主要领导人迟迟不对应届毕业生参加考试等问题表态，小平同志发了脾气。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提到，穆扬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并明确表态，“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对《纪要》要进行批判。他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

　　小平同志再一次重申：“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对于为什么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而不再必须首先去劳动两年，他说，“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毛泽东同志的七二一指示要正确地去理解。”“并不是所有大学都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这一段全部被他划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

　　事实上，1977年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邓小平写的。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的谈话成为重要分水岭。此后，招生工作会议的整个氛围大为改观。六天以后，也就是9月25日，历时44天的会议宣告结束。教育部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于10月5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后通过。

　　按照这个《意见》，招生对象为：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在1977年冬天，570万应考者涌进考场，加上1978年夏天第二次考试，1180万人的总量创造了世界考试史上的奇迹。当年参加高考的人如今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中流砥柱，高考制度也在不断地改革和演进中走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