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出差住宿60年

    1960年，我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到12月下旬，中文系师生便与省直机关干部混合编组，开赴邢台地区临城、内丘两县参加整风整社运动（当时天津是河北省省会）。到农村参加某项活动或某项运动，与农民坚持“三同”，不能叫“出差”，也没有“差旅住宿费”，就是住进县招待所，也必须自已带被褥，大家习以为常。

    1965年7月，我毕业分配到一个省直文艺单位工作（当时省会还在天津），出差的机会多了起来，曾到北京、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开会、看戏、约稿。每天有块儿八角的出差补贴。住宿都是住公办的招待处、招待所，一般干部多是二人间、三人间或四人间，屋里就是几张硬板床，没有卫生间等设备。住宿费每人每天从几角到一两块钱不等。处级干部大都与一般干部同住一室，厅级干部虽有单间，但室内设施也 很简单。

    在计划经济年代，出差住宿费很便宜，但找个住处却多有不便。记得有几年的时间，每到北京后，自已不能直接找旅店，而是先到设在前门大街的“住宿介绍处”，交上介绍信，等候工作人员给联系。如果全市哪个旅店有了床位，工作人员便告诉你，可到XX旅店 去住，并开具介绍信。为了等这个床位，有时要等上三四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

    以前干部出差、开会住宿并不十分强调级别。1979年2月5日一22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艺术教育会议。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召开的一次全国艺术教育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大会，会期长达18天，集中了全国艺术教育界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美术、曲艺、杂技各领域的领导、专家、名人，河北省出席会议的代表是省文化局副局长王玉西（音乐家、作曲代表作《李双双小唱》《社员都是向阳花》等）、省艺术学校副校长里正和我（时任省艺校办公室主任）共3人。会址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

    如果不亲自参会，一听“国务院第一招待所”这个名称准认为多么讲究、气派，其实就是个普通楼房，非常简朴。房间就是十大几平方米的普通间，每间放4个硬板床，住4人。可能为了便于交流，会议安排每省（区、市）代表穿插住。我与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湖北省音乐学院院长（忘记了名字）、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兼上海音协副主席何占豪共住一室。我这个科级干部，与诸位厅级干部、音乐专家在一室共同生活十八九天，不仅是人生的荣耀，而且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为人从艺的道理。

    这次会议代表们只交定量粮票不交饭费，也不交住宿费，所以回单位后，谁也不能领取出差补贴。这有明确规定。

当年出差也有“高级房间”之说，不过，所谓的“高级房间”，就是现在一般宾馆 都具备的标准间，即每间有两张软床，还有电视机，有卫生间。我住这样的房间最早是在80年代后期。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出差住宿档次步步高。财政部近年出台了《关于调整中央和国家机关差旅住宿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了在北京、上海等11个城市部级、司局级和其他干部住宿标准、7个城市司局级干部住宿费标准和33个城市处级及以下干部住宿标准主，比如北京，部级、司局级和其他人员住宿费标准分别为1100元、650元和500元。石家庄、长春、哈尔滨、宁波、长沙等市，部、司局级和其他级别干部住宿费标准分别为800元、450元和350元。

                                                           （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