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高考记忆

    教育部最初的报告并没有打算马上恢复高考。然而小道消息开始在民间流传，从春天起，各种中学课本，尤其是文革前的中学教科书突然紧俏起来。先是我家里不多的几本数理化被别人借走，其中好像有些再也没有还回来；后是想要找两册原来没有的，却哪儿都借不到了。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即后来的社科院，是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密集之处。学部子弟自然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孩子，打架大都不灵，倒是还有不少爱读书的。他们由于出身问题，多数境遇不佳，很多还在农村插队未归，能够在大型国企里当工人就算是不错的了。在1977年夏天，很多人忽然像打了鸡血一样开始复习数理化。不过除了老高中生以外，没有谁心里有底，所以大多数都是不声不响，各自备战。

    “文革”虽已经结束，但真正的改革开放还在孕育过程中。那一年元旦社论的题目是《学好文件抓好纲》，那一年报纸上的关键词是“英明领袖”、“抓纲治国”，这个纲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词语之下，对于变化的渴望以及变化本身暗暗积累、流动。私下里，人们对于高考恢复的期待值与日俱增，不仅仅是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在潜意识里从来不曾消灭，还因为上大学被普遍认为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从15岁到31岁，积压了十几年的青年至少有几千万人，他们中间的多数，强烈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考大学最直接最迅速地点燃许多人心中的火把，也因此注定高考是一条严酷的羊肠小径。大多数没怎么读书、没有希望或信心的人，早早就放弃了。据目前官方数字，1977年有570万人参加高考，27万人被录取。从有资格参加高考的人数看，百里挑一都不止，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看，录取率也只有4.8%。

    我后来读历史，才明白从宋朝以后，科举考试不仅仅是文官制度的根本，而且是民族心理记忆的一部分。这一记忆在反文化的十年后复苏，又因为恢复统一考试后的第一次高考之难而格外凸显。我至今记得高考发榜后，学部大院几家欢乐几家愁：八号楼查建英考上北大中文系、吕叔湘先生的外孙考上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家兄也从插队所在地考上清华。

    30年前，我在美国阿拉巴马出差，期间去了一家中餐馆吃饭。餐馆阎老板1966年上高三，就盼着能考上大学，然而大学不招生了。和许多人一样，他去农村劳动了几年，然后费了很多力气回到北京，进一家街道工厂当工人，结了婚有了孩子。也和许多人一样，他在下了班、做完家务后，熬夜复习高考，可是就在高考前夕，由于劳累过度得了一场大病。在明白自己不可能参加高考的那一瞬间，他忍不住泪流满面。他没有说具体是什么病，总之，大学梦就这样破灭了。

　　阎老板的故事其实是多年来常听说或读到的故事之一，那天晚上回到酒店还是让我感叹不已。失落的一幕往往更令人难忘，在寒冷冬日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年长我几岁的朋友落榜后失声痛哭的情景。也许我们心中或多或少都有势利的一面吧，也许历史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成功者的记载吧，我们平常读到的，大多是七七级大学生这个群体中的励志故事，很少有人想到，那一年95%以上的考生落榜，还有很多人处于各种原因没能参加高考。前年回国，在朋友家小住，他家的保姆好像已经是祖母了，勤快能干、做一手好菜。朋友告诉我，她当年高考离录取线只差了3分，一生的命运也就因此转变。

　　恢复高考不仅给青年一代带来了希望与实际意义上的未来，而且改变或者说恢复了固有的社会价值观，终结了一个公然反智的时期。这一切，是当事件已经成为相对遥远的历史之后才能看清的。在1977年，人们依旧在不安与期待中怔怔懂懂地度日，和别的时候似乎无大不同，也许这才是岁月的真实状态。

　　                                              

                                                 

    北京大学1977年新生开学典礼 

 

 

         

 

恢复高考后，清华大学首届大学生——77级学生在课堂上认真听课    

 

 

     

 

 

1977年12月7日，北京市高考第一天，那年高考由各省分别命题和组织考试，

 

北京市考试共3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