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邓小平一家人和刘伯承一家人在河北武安县留影
《太行老区——邓小平的第二故乡》一文,讲述了129师原政委张浩(林育英)病逝后,八路军总政部副主任邓小平如何成为继任人选的故事,颇为传奇。但细查,却并不是那么回事。
一条“史实”
在《太行老区——邓小平的第二故乡》一文中,作者说:“张浩一走,政委一职由谁来接替呢?中央领导研究了几天都没能找到合适的人选。有人提到徐向前,也有人提到任弼时,毛主席都没有同意。”
毛主席认为:这支部队是徐向前带出来的,他在部队官兵中有很高的威望,可是徐向前是一名武将,更适合带兵打仗。而且八路军要建立几个相当于师一级的部队,徐向前将有更重要的任务。
至于任弼时,他应留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工作。另外还提出过几个人,毛主席考虑了也觉得不太合适。于是毛主席把刘伯承召回延安,希望他推举一个人选。”
刘伯承赶到延安后,马上推荐了邓小平。文章说:“刘伯承提出来让邓小平担任129师政委。”
毛主席问了许多问题,最后说:“伯承,你说的对,小平是个人才,把他放在129师政委的位置上,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后经中央讨论通过决定,邓小平担任了129师政委。”
不仅如此,作者还描绘了刘邓后来为儿子“抢取”名字“太行”一事的场景。
邓小平戎马半生,的确于1938年1月从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任上接任129师政委,刘伯承之长子也的确叫刘太行。
刘伯承没有推荐邓小平
能与继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之间有传奇故事,留名千载,荣耀后世,是求之不得之事。但真正特立独行、人品高洁者不屑于此,刘伯承之子刘太行即是一例。
刘太行以知情人的独特身份,专门发文阐述真相,纠正错误传闻。
他说:“毛主席召刘伯承回延安一事,根据历史记载,1937年9月30日至1938年1月6日这段时间,刘伯承未回过延安,他回延安的时间是1943年10月,因而与毛主席的谈话没有发生过。”
考究刘伯承年谱,这段时间的确不曾到过延安。如此一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刘伯承推荐邓小平一事也就不存在了。
刘太行还从刘伯承的谨慎个性分析,认为他的父亲也不会在这样重大的人事问题上轻易表态。
他说:“刘伯承同志一生最大的特点是谨慎、认真……他不了解的情况除了尽力去了解外,从不表态。”
1938年1月前,刘伯承长期担任红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则是瑞金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红星》报主编等职,与刘伯承没有交集,彼此并不熟悉。
因而刘太行说:“在邓小平担任129师政委前,他没有与之一起工作和生活过,他是不了解邓小平的,他不可能提出让邓小平当129师政委。”
关于刘伯承和邓小平都为自己的儿子“抢取”名字“太行”一事,刘太行也实事求是地说明同样为子虚乌有。
子虚乌有的“遗嘱”
针对媒体又爆出了一篇《刘伯承留给华国锋的“特殊遗嘱”》的“新闻”。刘太行也辟了谣。
这则“新闻”也与邓小平有关,讲述刘伯承对前来看望自己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说:“我死后只提一个要求,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决不进八宝山,让我的儿子把我的尸体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
新闻来源则是“日本学者首先披露,然后流传一时”。很少有人知道,1973年以后,刘伯承已经丧失了思维能力。两年后,他又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因而他不可能在1976年前后突然有了思维意识,向华国锋提出自己百年后追悼会的要求。
刘太行不忍传闻贻害后人,对此也予以了纠正。他说:“刘伯承同志是在301医院逝世的,逝世前未提出过谁来当追悼会主持人的问题。”
刘太行回忆说:“关于追悼会的事,我们完全是按照中央的程序办的。”他认为他父亲作为一个一生谨慎的共产党人,即使头脑清醒,也不会为个人去向组织要求什么。刘伯承本人不会提出指定自己追悼会主持人的个人要求,他的家人则更加如此。
刘太行回忆说:“我们作为刘伯承同志的亲人,在开追悼会这个问题上,一直遵循刘伯承同志的遗志,所以追悼会从时间、地点、规模和主持追悼会的人以及致悼词的人都是中央决定的,我们家里的人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那么,刘伯承究竟有无个人遗嘱呢?刘太行说:“如果说刘伯承有遗嘱的话,那就是要求我‘自食其力,实实在在为国为人民做些好事’。”
也就是说,这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遗嘱与华国锋无关。
华国锋的确拜访过刘伯承。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专程登门探望了已85岁高龄,且双目失明,丧失正常思维和语言能力的军中元老刘伯承。
华国锋秘书曹万贵2011年2月回忆说:“粉碎‘四人帮’大会结束后没多久,首长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刘伯承的寓所探望,由于刘伯承身体欠佳,探望时间很短。刘伯承没有语言能力,华国锋就与刘伯承家属交谈了一会儿就走了,并没有遇到来探望刘伯承的其他人。”
曹万贵1968年便开始跟随当时尚在湖南任职的华国锋,直至华国锋去世,对他的行踪是相当清楚的。
张雄文(据《眼底吴钩:说不尽的粟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