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佳益和贺婧夫妇在北京东四一带找到了合心意的租住房，而且宋佳益的画室就在附近（蔡小川 摄）

住到二环里

贺婧和老公宋佳益搬家搬得十分匆忙。

二人原先住在海淀魏公村父母的房子里，今年5月份临时出了点状况，得搬出来。满打满算，从找房子到搬家，也就只有半个月时间。

他们从没在北京租过房子，于是手忙脚乱地开始找中介。他们的想法是，以自己的经济实力，20年内要在二环内买房是无望了，而且几年后还要住回海淀，不如趁这个机会，在北京城里住几年，过过胡同儿的瘾。所以他们划定了几个重点区域，都是胡同儿集中的地带。

看了几处房子，他们很快就发现，城里的房子最新也就到2000年。就胡同儿而言，有名的交道口一带的楼，外面看上去是挺不错，可进屋一看就觉得不行，布局很奇怪，不通透，挑高也低。后来他们总结，北京90年代商品房刚刚兴起，在设计户型时，通透性和采光这两个重点往往被忽略。他们就想不如找更老一点的楼，比如80年代的红砖楼，反而户型方正。即便多数都是筒子楼没有客厅的设计，但南北通透，不是落地窗，但胜在窗户能占大半面墙，而且由于层高足够，光线也非常充足。

最后在东四一带找到一幢五层楼房。二人一进屋就相中了。东四一带大都是平房，这栋楼是少数几个还带着院子的红砖楼，而且他们惊喜地发现，这间50平方米左右的二居室，两个房间分别都带了一个复古的格子窗，窗框刷成了清新的蓝色，这个细节对刷着白墙毫无特色的简单装修而言，有点打动人。

看了三十来个房子，终于找到一个合心意的。他们赶紧跟房东沟通，对方报价8000元，而且态度很强硬，不讲价，坚持一年一涨，贺婧说她真是很沮丧，又直觉房东还会回来找他们，“因为我们是第一个对他房子感兴趣的人，所以他心态高高的，后来房东果然答应跟我们见一下”，最后价格谈到7500元，正好在他们的预算内。

宋佳益是个画家，租的画室就在附近。贺婧原先是一本艺术杂志的主编，新近换了工作，不需要坐班。这个新家虽然是租的，不过50平方米，比他们自己原来的房子要小一些，但两个人都很满意。

他们受不了居住环境的单一性，喜欢热闹，把城市当作社区的一部分，别看他俩都不开车，但一往二环走，其实好多地儿骑自行车就能到，活动半径反而大了。他们两个在法国留过学，东四这一带，法国人还特别多。搬去第一天晚上，去六条的云南馆子吃饭，碰到宋佳益当年在巴黎美院的同学，有七八年没见了，就在餐馆门口生生偶遇了。

胡同儿里的社区

东四一带的社区生态，跟一般居民小区不太一样。比如他们所在这栋楼，底层住着一位什么都知道的大爷。刚搬去那几天，他们骑车出门，大爷就在他们身边儿转，唠叨，仔细一听，他说的是“钱都买房了，就没钱买车”。贺婧听了就回一句嘴，“房不是买的，车，就更没有了”。大爷得着这信息，觉得算是套到了话。再过几天，他们出门骑个小黄车，大爷在一旁又来一句，“呵，连自己的车都不骑了”。贺婧听了直想笑，又觉得这不是被监视了么？

大爷还串着打听。比如宋佳益父母过来，他会问贺婧那是谁，等下回父母再来，大爷会反过来问关于贺婧的事儿。可等小两口收拾完屋子，大爷又借了工具给他们往墙上钉钉子，这种邻里关系似乎也没什么坏处。有一天晚上11点了，两个法国朋友要回国，临走前去看贺婧夫妇。房子还没收拾好，贺婧拉着他二人在楼下站着聊。大爷又出来转一圈，见到她们站着聊，虽说着“party都开我门口来了”，却主动借了桌子和凳子给她，几个人还在那儿喝了点儿。

贺婧是青岛人，父母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大学教授，典型的中产阶层家庭长大的孩子。一开始住到胡同儿里，她不知道该怎么接大爷这种亲亲近近的家常话。宋佳益就好一点，虽然一开始觉得大爷戏有点多，可还是亲切。他是北京人，从小在社会主义大院长大。那种封闭社区里，住户跟看门看车的人关系都特别好，因为大家好几代人都住在这里，大家互相之间其实没有等级感，而是在内部家庭化了。反而现代社区里，保安就是保安，因为流动性大，很难真正建立什么感情，反而无形中有种等级感。

不过宋佳益说，他现在再回大院，也会有一种陌生感了：年轻人搬走了，房子空下来，就出租给外面人，人群混杂起来，社区内部家庭化的特征逐渐被时代消解了。

室内玄关一角（蔡小川 摄）

在巴黎18平方米住了5年

贺婧跟宋佳益当年是清华美院的同学，一个是字体书籍系，一个是绘画系。毕业后，宋佳益先去法国南特学语言，过了几个月，之前他在国内给路易威登基金会送评的一幅画拿了大奖，奖励是可以选一所美术院校进修三个月以及奖学金若干。贺婧在清华美院读完两年研究生，也就跟去法国了。

他们在蓬皮杜艺术中心附近的玛黑区（Le Marais）找到了一间18平方米的Studio(画室)，这是法国年轻人典型的租住空间，一般就是二三十平方米的独立公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法国的大学没有围起来的“校园”之说，学校多数只是相对集中地散布在城市里，因此“某个大学的宿舍”也往往不存在。市政府会建大学城，能够为一部分学生提供住处，但总是因为相对便宜而竞争激烈，所以一般城市都会有房产公司专门开发出为学生准备的公寓。

贺婧二人找的这个地儿，倒是属于私人业主，不过后来他们得知，房东是位上海老太太，在巴黎有90个大小完全一样的Studio。

两个人住18平方米显然是有点挤，所以一开始两人是抱着周转租房的心态，没想到一住竟然就是四五年。因为巴黎玛黑区基本上就是前卫艺术家以及同性恋聚集地，“住在玛黑有那种持续的丰富的视觉刺激，非常多元，永远不会觉得无聊。家里虽然小，但整个街区就是生活的部分，我们最常干的事儿就是出去遛，而且玛黑是遛不完的。半夜回家，街上都是些穿奇装异服的人，但你反而觉得安全”。

而那栋楼里也是什么住客都有。贺婧有一天晚上因为楼上派对声音太吵去敲过邻居的门，开门一看，里面一帮人构成很有特点，都是“年轻男子和年长女人”，贺婧一看，只好拒绝了对方的邀请。

到了2010年，巴黎美院的中国学生人数大概达到了近20年的高峰值，包括宋佳益在内，一共有8个。大家经常在一起聊天，或者一起去看展览，然后在一起讨论。后来这种聚会越来越正式，他们干脆上警察局注册了一个协会，十几号人，以协会的名义每两周举办一次沙龙。

说是沙龙，通常也很少会上谁家里去，因为谁家也没那么大，所以一般他们就聚在巴黎美院的画室里，认真定个主题，进行挺激烈的辩论。有一次，协会有个成员刚办了自己的摄影展，大家就把他的作品作为那次沙龙的讨论主题。摄影主题是“日常”，墙上挂了三四百幅照片，但成员们对“日常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而且每个人都说得特别直截了当，没有国内讨论艺术时那种委婉和遮掩。当时有一位国内高校的教授来旁听，沙龙结束后，他第一反应是“如果你们在国内按这种力度批评，就太得罪人了”。

现在贺婧回头再来看他们当年的沙龙，觉得挺好，“正好继承了法国精神。大家达成一个共识，不针对人，也不针对你的所有作品，而只是对你展出的大家看到的作品进行审美批评，所以大家都特别理性。而且在那种学习的氛围中，这种讨论也的确会让创作者反思”。

后来贺婧和宋佳益离开玛黑，搬去了巴黎十四区。他们的居住气氛为之一变，变得清静、干净，在那里生活的一年多，几乎为他们回国奠定了一个情感基础。

贺婧和宋佳益都是“丁丁迷”，收藏了不少手办（蔡小川 摄）

搬回国823公斤

“我们这回找房子的时候，也不想住特别大的，18平方米都住过那么多年，我们是不怕小的，怕的是不热闹。”实际上他们居住的家中，本身也显得很热闹，没有白墙，摆满了书，几乎复刻了夫妇二人从巴黎开始的生活气质。

他们的朋友后来去到他们新搬的东四的家，笑他们说，这是剪切粘贴了一个家。因为无论是布局还是大小，几乎都跟他们原来在海淀的家一模一样。最大的特点是书多、画册多，实际上东四这套50平方米公寓的铺陈能力有限，更多的画册都被收了起来。

他们家里的固定气质也是靠这些书、画以及大大小小的物件构建起来的。贺婧爱买书，宋佳益又画画，屋子里有在法国五六年两人积攒下来的书和画册，以及宋佳益画的画。

往国内搬书，他们有一个朋友采用的是原始办法：去邮局寄5公斤一箱的包裹，一个13.5欧元，每年寄回十几箱。贺婧他们有一年也试了，发现寄十箱回国，书架也就能空出两层。如果没有保险，丢了就丢了。而且这是海运，解决不了之后油画的运输问题。

后来他们找了一家快递公司，往国内寄打包好的第一批东西，有整整823公斤，这几乎是该公司接过的个人运输的最高纪录。运气好的地方在于，快递公司的白先生正好是他们在玛黑租的房子的上一个住户。贺婧在“战法”（论坛）上找到手机号打过去的时候，发现自己手机里原来存过他的号码。这位白先生派上了用场，因为他最后带着贺婧夫妇去了机场仓库。“我就亲眼看着他们打包封箱。其中327公斤是画儿，事先已经卷在卷轴上，卷轴里头塞上PVC管，这样不至于因为卷轴中空压坏，又用纸箱子自制了三角箱子，这算是多加一层保护，再亲眼看着他们运输公司往箱子外缠黑色胶带，这才算稍微安心点。”

这段细节听下来就是一份鲜活的“私人运画攻略”。这些画如今都存在宋佳益也在东四的画室内，离他们现在住的地方骑车也就三五分钟。宋佳益回国后租画室、选地方时，也更倾向于这里人文环境的丰富性，而不是像黑桥、望京一带，大厂房式的画室虽然大，但周围是荒郊野地的枯燥。

“可能是去了法国以后，就对这种生活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都喜欢多元化的人文环境，生活多样化，会给我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