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北京召开。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党的代表大会制度逐渐完善成熟。历届党代会代表的产生,都有一些值得铭记的故事。
一大代表如何推选
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的建议,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通知后,马上开会讨论人选问题。刘仁静后来回忆说:“在会上,有的人叫邓中夏去上海开会,邓中夏说他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就决定由我和张国焘两个人去出席‘一大’。”
毛泽东出席七大代表证
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是王尽美、邓恩铭。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陈公博。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赴上海参加会议。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向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如东京的施存统、鹿儿岛的周佛海发了信。这时,施存统到日本时间不长,功课也紧,便推荐周佛海回国出席党的一大。周佛海后来回忆说:“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
三大代表分四个区推选
1923年,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三大后,各地按中央的通知精神,按民主程序进行大会代表推选工作。当时中共中央下设北方、两湖、江浙和广东四个区,区党组织的名称叫区委员会。各区委员会都接到中央通知,要求选派代表参加三大。不久,“中英”(中央代号)又单独写了一封信给时任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和他。内容是了解北方区参加三大的准备工作,并要求李大钊和罗章龙前去参加三大。最终,北方区委选出李大钊、罗章龙、王荷波、王仲一、王俊等12人为代表,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共青团组织也派出负责人参加,这是全国各区派出代表人数最多的。
其他区也或指定或通过选举,派出了代表。两湖区有毛泽东、陈潭秋、项英等,江浙区有徐梅坤、王振一、于树德等,广东区有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等。中央代表为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此外,从法国回来的蔡和森、向警予,从苏联回来的瞿秋白也参加了会议。刘仁静作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会议。
七大代表里有9对夫妻
为保证代表确为党的优秀分子,从1940年开始,中央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代表资格逐个进行审查。出席七大的代表有9对,他们是:周恩来、邓颖超,朱德、康克清,张闻天、刘英,李富春、蔡畅,聂荣臻、张瑞华,萧克、蹇先佛,刘澜涛、刘素菲,贾拓夫、白茜,王明、孟庆树。他们中除刘素菲为候补委员外,其他均为正式代表。
中国女排4人当选十二大代表
党的十二大,从代表的产生到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的选举,是在全党范围内实现新老合作和交替的一个更大的步骤。在酝酿选举代表过程中,各地都有许多老同志以党的事业为重,诚恳地向组织上要求不要提名他们为十二大代表的候选人,把名额让给符合要求的中青年干部。
在全部代表中,青年代表将近40%,各方面专业人员、专家占有相当比重;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38个民族的146名优秀党员被选为代表。中国女排运动员孙晋芳、周小兰、郎平都是出席十二大的代表,当选后,她们身穿运动服与大家见面,国家体委还推举她们的教练袁伟民作为十二大的代表,创造了一个仅有16个人的单位就有4位正式代表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纪录。当年郎平只有21岁,是十二大最年轻的代表。
2011年10月,中央印发《关于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对选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中央确定,十八大代表名额共2270名,比十七大时增加50名,由全国40个选举单位选举产生,实行差额选举,差额选举比例应多于15%。
十八大党代表汪术华深入农村宣讲十八大会议精神
按照中央规定,“三上三下”是代表产生的必经程序。在江苏,第一轮基层党组织推荐提名代表人选37389名,第二轮县市区委和有关单位党委遴选推荐1535名,第三轮市委和省直有关单位党委向省委推荐90名初步人选,每轮酝酿推荐都返回征求下一级党组织和党员意见。在十七大时首次规定以党内文件形式公示初步人选名单。 据统计,共有11个省(区、市)陆续通过这种方式面向社会公示初步人选名单。其他选举单位普遍通过党内文件、党建工作网络对初步人选名单进行了公示。根据公示情况,有的选举单位对个别代表人选作了调整。
十八大上,26名农民工党员首次进入党代会代表行列。第一次以群体形象出现在党代会上的农民工代表,将在党的代表大会史和党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十九大代表卢丽安(右一)、蒙曼(右二)、杜玉涛(右三)、吴敏霞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