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路相逢勇者胜。圆形罐子中,两只蛐蛐已经蓄势待发,中间的隔档已抽开,它们就彼此冲上去撕咬。打草师的草杆在边上撩拨,激发蛐蛐的好斗天性,有时一招制敌,有时鏖战不息……
九月中旬开始,杭州的蛐蛐玩家们最开心的时节又来了。
“住宿9天,每晚150元,虫子卖了1万1千多,去掉本钱,这趟来杭州收获还成,比打工赚得多。”9月11日,31岁的山东小伙子杨普义卖完自己所有的蛐蛐后,赶紧买了张杭州回德州的火车票,“顾不上去逛西湖了,得快回家看看还有好虫子不,能做再做一笔,马上就过季了。”
像杨普义这样在杭州卖蛐蛐的山东人不少,他们一般集中在杭州古玩市场边上的里仁坊巷。
每趟带几百只蛐蛐来,他们在这里卖,家里人继续抓,卖完再回去取,据说生意都不错。
杭州人玩蛐蛐有这么疯吗,钱报记者走访发现,这小小的虫子背后,还真不简单。
杭州里仁坊巷的蛐蛐市场。
卖家:有人舍得花钱,一只卖了7400元
早上6点多,上城区里仁坊巷就开始热闹起来。
在靠近古玩市场边不长的小道上,隔几步远就围了一群人,蹲在地上正挑蛐蛐。走上前一看,摆在地上的是一个个白色小瓷罐,盖子用橡皮筋箍着,打开盖,里面就是蛐蛐。
“过去这里有个花鸟市场,卖蛐蛐的人就在这摆个摊,久而久之就自发成为一个蛐蛐的集中点,后来花鸟市场搬走了,买卖蛐蛐的人还是习惯来这里。”杭州蟋蟀协会副秘书长朱奇磊说。
记者看了下,大概有10来个卖家,把罐子一个个摆开,女卖家居多,听口音基本都是山东人。
“我是山东宁津的,每年这个时候都来杭州卖蛐蛐,已经10来年了,杭州喜欢玩蛐蛐的人不少,有很多老客户认准我,因为我卖的都是老公在家抓的野生的,有斗性。”今年40多岁的张书琴说自己家男人只会逮蛐蛐,做生意不行,所以卖的活就归她了。“一年这几个月就能收入个几万块,老家人都干这个。”
和在杭州卖了多年的老乡不同,杨普义算是个新人,今年他第一次来到杭州。他不怎么守在自己的摊边,哪边人围得多,他就上去凑热闹,看人家挑到了什么好蛐蛐。“我平时在老家当电焊工,到抓蛐蛐时就请两个月假,以前是在老家卖,后来看出来卖的人挺赚钱,我也开始跑上海。今年在上海卖的人太多了,我就转到杭州了,正好也要给一个以前认识的老客户送一条好虫。”杨普义更喜欢称蛐蛐为虫,圈子里就叫百日虫,因为蛐蛐也就活三个月。他说的这条好虫是他今年最大一笔收入,“我开价1万多,最终7400元成交。”杨普义说,自己在老家刚弄到这条虫时就拍视频发给了几个以前肯出大价钱买虫的客户,杭州的客户先相中了,约好送来现场交易。
“在这个巷子里卖的都是比较一般的虫,价格也便宜,我主要来看看能不能碰上要好货的客户。好的虫都放在宾馆,一些客户会过来找,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都有,也有人直接跑到山东去买。老家人都知道,浙江上海这边有很多大老板喜欢斗蛐蛐,舍得花大钱。”
现场斗虫前先要称重。
玩家:玩了60年就图个乐子,这是文化
挑蛐蛐是个细活。
把随身携带的马扎放下,人坐稳,戴上老花镜,把罐子拿在手上,橡皮筋解开,先稍微把盖子开个小缝瞅一眼,不满意的立马放下,再打开另一个罐子。遇上个看上去不错的,就把盖全打开,细细打量,然后从耳后取下夹着的一根草棒,轻轻撩拨罐里的蛐蛐,这是看蛐蛐的牙齿以及斗性。一边用草棒撩着一边问卖家,“这是山东哪里的虫啊?”“哦,德州乐陵张吉店啊,30年前我还去过,那里的蛐蛐不错。”挑到满意的,谈好价钱,就把小罐子再用橡皮筋箍好,像宝贝一样塞到挎包里,有的干脆就塞到裤兜里。
身穿红色T恤的戚定大伯,在人群中很显眼,他挑蛐蛐也有一套自己的本事。
“我70岁了,小时候就喜欢玩蛐蛐,玩了60年了,以前杭州本地蛐蛐也好的,我们在三堡、乔司一带抓,这些年没地方抓了,就买外地的,每天早上来这逛逛,买了几十条了,养一段时间就可以斗着玩。我们老年人玩这就图个乐子,找找儿时记忆。”
62岁的沈来发也是里仁坊巷的常客,他的家里还专门隔出一个11平方米的地方当作虫房来养蛐蛐,他还写过不少关于蟋蟀的诗词,“在我国,养蛐蛐可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啊。”沈来发介绍,他很少买贵的蛐蛐,今年他花钱最多的也就70元一只,但便宜不代表不好,要看会不会养,“我最好的一只,还有人出价1000元买,我不卖,我养蛐蛐就是个乐趣,又不是为了赚钱。”
“斗蛐蛐也是一种文化,但这种临时摆摊好像不长久啊,若不允许在这卖,以后我们去哪买蛐蛐呢?”在采访中,多人担忧以后找不到买蛐蛐的地。
虫友的蛐蛐房。
产业:蛐蛐营养师,月薪也过万
买蛐蛐图的是什么乐子呢?很多人的答案是一个“斗”字。
在里仁坊巷,中午时分,逛得差不多的虫友们,兴致来了,就会坐下来,来一场斗蛐蛐,看客们也会围上来。
这斗蛐蛐也是有讲究的,要同等重量级的一起斗,过磅称重是必要环节,他们用的是一种微型电子秤。
准备工作做好,两只蛐蛐被放进斗场(塑料盒子),之后就看蛐蛐了,当然也是考验虫友挑虫和养虫的本事。“这种在街头斗的,都是小玩玩,不会押很多钱,最多也就几十块,玩大的不会在这种地方玩。”杨普义在边上看热闹。
正因为斗蛐蛐的需求,这小小的虫子产生了一条产业链。
朱奇磊在照料蛐蛐。
在喜欢玩蛐蛐的人中,杭州人80后朱奇磊算是年轻的,也算是玩出名堂的。
在收、养、斗蛐蛐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商机。“挑蛐蛐很费功夫,但若建立一个互联网平台,虫友们就可以通过照片或者视频买虫,不用自己到处跑,去年我在微拍堂注册一家‘中华秋虫会’,卖蛐蛐。”他介绍,因为去年的蛐蛐品质不错,今年回头客猛增,目前他这个平台的粉丝量已突破5000多,交易额已过百万。“在我国,喜欢蛐蛐的人真挺多的,在我的顾客中寻找乐趣的占大多数,当然也有一些人买来是其他用途,今年我这里最贵的一只卖1万5千多,是一个安徽人买的。”
朱奇磊说的其他用途,就是赌。这也是让他很反感的事。不少虫友也说,玩蛐蛐可以,赌可要不得。
每年,全国各地都会抓到斗蛐蛐赌博的案子。比如2015年10月,浙江海宁警方就破获一起聚众斗蛐蛐赌博案,涉案人员达近百人,当场缴获涉案资金200多万元。
类似案件也揭露出蛐蛐赌局的流程:蛐蛐赌局养肥了一大帮人——比如裁判一场比赛一般是拿庄家抽头的10%,约1万多元;还有玩家专门聘请蛐蛐营养师,月薪过万。
抛开涉赌的问题,斗蛐蛐在很多地方被列入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朱奇磊表示,他们也正在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还说,今年国庆期间,杭州市蟋蟀协会将举行一年一度的民间蟋蟀争霸赛,感兴趣的虫友们可以参加。
新闻深读:钱报记者赶赴山东宁阳,这里出产全国最好最贵的蛐蛐
每年立秋到白露,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各个乡镇农村,人们会涌入田间地头林地山沟抓蛐蛐,而全国各地的客商则汇聚到这里买蛐蛐。
被人群拥堵的宁阳县泗店镇上,仅是这短短三四十天的周期,据称就有超过6亿元的资金流动。
数十年下来,泗店镇已形成国内数一数二的蟋蟀交易市场。据当地人称,参与捕虫的人家,每年这个把月光靠抓虫卖虫就有数万元的收入,所以外出打工的人,会“季节性迁移”返回家乡,加入捕虫大军。
因为斗虫的巨大需求,蛐蛐身价连年攀升。今年在宁阳市场上最贵的一只,据称被天津商户买走,价格是11万元。
被商人买走的蟋蟀会被人工养殖一段时日,而后流向全国各地,在一个个圆柱形小瓷罐中开始它们的“角斗士”生涯。
杭州人玩的蛐蛐,几乎都是这样来的。
转手数次翻几番,今年最贵11万
每年立秋到白露,宁阳县泗店镇柳厂村的党振海都会把精力放在地里——每天起早贪黑,不是种庄稼,而是抓蛐蛐。
抓了20多年的虫,他经验丰富,只要在一片苞米地外看看长势,或停下脚步听听这一带蛐蛐的叫声,就能判断出是否有好蛐蛐。
如有发现,他就会手持半个拳头大的捕虫网兜去地里,猫着腰“听音辨位”,搜寻蛐蛐。
“这个只能自己去,在哪儿抓到条好蛐蛐都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党振海说,这就像商业机密。
不论白天黑夜,几乎整个宁阳县的农地沟壑中,都会有捕虫人的身影。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玩家和商贩都会聚集在此,收购蛐蛐。“宁阳的蛐蛐交易,其实说的就是泗店。”该镇宣传员戴成猛对此毫不犹豫。
在这三四十天时间里,每天从凌晨四五点开始,泗店镇镇中心几条主要道路都会被挤得水泄不通,周边的店面,被一些当地人租下来卖蛐蛐。更多的商人则在路边摆上矮方桌,坐在马扎上,等待村民们送来刚从地里捉到的蛐蛐。这些蛐蛐会被村民们按品相先简单分类装好。先送到相熟客商那边卖,余下的,就挨个小方桌推销,直至售尽。
有些大客商,则会在泗店镇的小旅馆里包几个房间,或直接住进农家院,等待常年熟识的村民把第一手货源送上门来。
这些蛐蛐,被分类分级待价而沽,从一、两元至几千几万,几乎没有一只会被舍弃。
将之形容为黄金季节毫不夸张,因为一只蛐蛐的价格,往往远超同等体积的黄金。
当地人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抓虫,就是因为这一个月,起码能赚到三万左右的现钱,这可是一笔不小的额外收入。“一只好蛐蛐,甚至顶得上当地人半年的收入,你说能不动心吗?”当地人说,“一般一天能有六七百的现钱。”
泗店镇还专门开通了一些长途客车,不断将蛐蛐送往全国,“从地里收还是便宜的,最好的也不过一两万,但卖过几道,价格就翻上去了。”
宁阳县蟋蟀协会会长刘德强说,今年最贵的一只蛐蛐被卖给了一位有名的天津商家,“11万。”
过了白露,市面上的蛐蛐价格就猛跌,几块钱一只都无人问津。党振海说,这是因为白露后的蛐蛐开始钻洞交尾,“战斗力就不强了。”
宁阳县的蛐蛐市场上,商家在挑虫。
从换一节电池,到卖出上万元
如今红火的蟋蟀交易,三十多年前刚开始的时候,可寒碜得很。当年最早换一节电池,或者一毛两毛,直到如今的一千、五千、上万。一些大玩家和商贩每年拿出几百万,找人分头“淘宝”,要求在20多天内,把钱都花掉,换成好蛐蛐。
刘德强说,宁阳土壤特殊,这里出的蛐蛐特别壮,也好斗。最早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逐渐有各地的蛐蛐玩家来宁阳捉虫,也找当地村民帮忙抓虫。
“最早不是给钱,是给手电筒的电池。”刘德强说,那会儿对于当地村民来说,电池是很紧俏的,一只好蛐蛐换一节电池是最初的交易模式。后来商贩越来越多,但是交易的规矩没变过,“谁先看上谁先买”是铁打的规矩,第二个人即便愿意掏十倍价格,也不能“撬边儿”,只能向第一个人买。
刘德强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91年,他亲眼看到一只蛐蛐被一名天津客商从农户手里以一元钱收购,随后转手卖给一位上海玩家,卖了1000元,“那时的1000元,可是一笔大钱啊。”1995年后,泗店镇的蛐蛐买卖越做越大,这几年当地每年蛐蛐交易超过6亿元。
这就是抓蛐蛐的小网兜。
赌蛐蛐,长远看会毁掉整个产业
在刘德强和党振海看来,一只蛐蛐是否“好”,就像赌玉,谁也不知道几千几万买下的蛐蛐,是否会被别的蛐蛐一口干掉。
“今年11万那条是‘红牙青’。”刘德强说,这蛐蛐分六类,每类都分虫王级、将军级、大将级……除了从其体色、花纹、腮部、大牙、后腿等方面比较,比斗中一生不败、最后一败和偶尔一败成为衡量这些蛐蛐“级别”的核心标准。
在党振海看来,讲究虽然多,但最重要还是看腿是否短粗有力、大牙是否如麦粒般有劲,“但有时也难说,就跟相媳妇似的,情人眼里出西施。”
虫王的传奇,一般都是被送上赌场,让主人一夜暴富。
在采访中记者就了解到,去年有位上海玩家在宁阳花万元买了一只蛐蛐,回上海后放到赌场上,战无不胜,为这玩家挣了300万,蛐蛐死后,他特意火化并亲自送它回山东“老家”入土为安。
刘德强不认可那种将蛐蛐买去赌博的违法行为,他觉得从长远来看,会毁掉蛐蛐产业,但现实中屡禁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