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宫出租：隐秘的代孕王国

    吕进峰在微信上回了一句，“给钱就行”。这位39岁的江苏人是国内最早从事代孕中介的那批人之一，通过搭建委托人和代孕母亲之间的联系赚取服务费。截至目前，他一手创立的AA69代孕公司已经“生产”了上万名婴儿。

                                         一

    在上海的办公室里，一位中老年妇女望着吕进峰。她叫秦月（化名），上海本地人。前段时间，秦月陪着女儿、女婿一起来签合同。女儿今年31岁，7年前发现患有癫痫，随着病情越来越重，后来干脆在家休养。从前两年开始，秦月夫妇就一直催女儿女婿要个孩子，他们找生殖科医生问过，回答是“体质不适合要孩子”。失望之余，秦月替女儿选择了代孕。        

代孕，是指在体外受精的卵子形成胚胎后，将其植入代孕母亲子宫内，由代孕母亲替人完成怀胎和分娩的过程，属于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一种。

    代孕技术出现以后，很多医院将其视为巨大的商机，纷纷开展这项业务。但争议也随之而来。基于此，国家卫生部2001年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然而，随着不孕不育人群的逐渐增多，原本在医疗机构被明令禁止的代孕，纷纷转入地下。吕进峰向记者提供的一份代孕协议书显示，代孕套餐总共分为四类。 

    他的医疗基地里的医生都是从上海一些医院的生殖中心请来的兼职医生。按照《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的规定，聘请医务人员进行代孕手术，是不允许的，更何况吕进峰没有经过任何资质审批。

                          二

    从吕进峰2004年开始从事代孕这一行到现在，国内的私人代孕市场“从业者有3万多人”。 2004年，吕进峰的妻子怀孕。为了学习育儿经验，他整天泡在搜狐网的母婴论坛上。他发现，有很多人无法生育。他就想，“国内代孕的事情怎么没人做呢？”

   吕进峰买了几台电脑，注册了若干个QQ号群发广告。通过这种方式，吕进峰将客户、代妈、医生联系了起来。

    吕进峰的第一位客户是浙江舟山人，第一位代孕母亲人在四川。吕进峰从苏州坐了近50个小时的火车才找到报名的代孕母亲，又跟她一起坐火车到北京完成移植操作，并将其交给一家机构托管。如今，当年仅有吕进峰一人的皮包公司已经慢慢打造成一个“婴儿生产线”：销售人员吸引和接待客户，后勤人员负责代妈的生活保障，每个人都在“制造婴儿”这条流水线上有着各自的分工。 

    目前，吕进峰在上海、广州、武汉、北京、山东等地都设有办公室，这些公司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名义注册，隐匿于教育、服装、营销机构之中。吕进峰说，他在上海的设备就耗资上千万元，一套净化空气的层流设备不下数百万。然而，他知道有些老板“就买几台空气净化器放在房间里，成本不过千元”。这就令很多代孕机构的手术成功率难以得到保证。 

    代孕产业背后是丰厚的利润。“做一单业务，利润在30％～60％之间。”一位曾在代孕机构工作过的财务人员告诉记者，“一个业务员一个季度的提成接近16万。”

               

 

                             三

    来自湖南郴州的陈芳（化名）今年32岁。还有三个多月就要临产了。对于代妈，吕进峰的公司有一个“完善”的工资计划：每个月给予每个代妈2000元生活费；怀孕3个月以后，除工资之外，每个月再发1万元酬劳；第5个月后，这一额度上升到两万，一直持续到临产；余款在孩子安全出生后一次性支付，总计20余万元。当然，这些钱最终都出在客户身上。

    这是陈芳第二次做代孕母亲。在接触代孕这行之前，陈芳在广东一家玩具厂打工，每个月的收入只有两三千。只是初中毕业生的她和丈夫商量想做代妈却遭到丈夫反对。但一次代孕成功就能赚20多万块钱，相当于在玩具厂打工6年收入的总和，陈芳还是瞒着丈夫偷偷去做了胚胎移植。

    2007年之后国内私人代孕产业发展迅猛，这才引起政府部门的注意并开始严厉打击。吕进峰也没逃过去，“有三个代妈被拖走强制堕胎，两个双胞胎、一个单胎，赔了好几百万。”

    2015年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草案表决稿删除了“禁止代孕”的条款。在吕进峰看来，一旦代孕合法化，医疗机构本身也会去开展业

 

 

 

 

务，到时候竞争力可能就保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