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虫和它搅动的人心

 

 

  在田间地头，古老的斗蟋文化与不断投入的财富相遇，并随之复活、繁荣、幻灭。

                                     托孤

    老崔给虫友于佳发了条短信。“把我的罐子拉走吧。”躺在病床上，血液里的栓塞压迫了他的运动和语言神经。

    十几年前，老崔从北京某重点中学退休。70岁的他身高1米8，和老伴儿住在一套50来平米的房子里。争取了二十多年，老伴儿划出一块1平米见方的角落，让他伺候蛐蛐。

    2015年春节前，老崔中风了。被“托孤”的于佳不敢接罐：“玩蛐蛐儿的人，斗的就是一口气。”罐儿在，就有念想，到了虫季他还能爬起来。

    果然，转过年，虫季一到，老崔一抬腿又下山东了。老崔还算不上最痴迷的玩家。一位88岁的老爷子，被医生宣告活不过80天时，从重症监护室出来，身上挂着尿袋、手背上打着吊针、坐着电动轮椅到了山东。他跟卖虫的农民说，蛐蛐叫百日虫，他可能活不到蛐蛐出战了，但到了季节“特别想听蛐蛐叫”。

                                   黑风口

    每年8月初，当第一场秋雨飘落，蛐蛐顺利褪下最后一次壳。它们的翅膀变得厚实、亮丽。雄虫震动翅膀鸣叫着从成片的玉米地、草窝、砖缝里跳出来，玩家们便像铁屑一样被“磁铁”吸引着，奔向山东。

    按照蟋蟀学者的表述，因水质和土壤利于蟋蟀钙化，山东有一条自北往南的蟋蟀产区，位于东经116 30 —117 30 ，包含宁阳、乐陵和宁津等16个地区。虫客们把去山东抓虫和买虫，统称为“下山东”。

宁阳县乡饮乡小孔家村外的一个十字路口，形成了中国著名的蟋蟀交易市场——黑风口。每年至少有10万人从外地涌入宁阳县。圈里叫得上名号的玩家会带着上百万现金出现在黑风口。他们包下人流量最大的路口，每人一张小方桌和一条小板凳，等待虫子被送到眼前。剩下的摊位也寸土寸金，10块钱一个沿街排开。

   虫客挤满了兰州拉面馆，烟酒供不应求，平时一个月都卖不出几桶的矿泉水断货了。宁阳县政府曾做过统计，10万虫客在吃、住、行、购、娱乐、旅游六大块为全县带来3个亿左右的产值。这个数字在280公里外的宁津是4亿元。为了持续“虫经济”，宁阳和宁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举办“中华蟋蟀大赛”。蟋蟀谱已出了五六十个版本。宁阳县政府还推出了一部地方法规，规范蟋蟀资源的开发。

                               万金虫

    那是从土地里冒出的真金白银。2015年，一只重约0.65克的蛐蛐在黑风口曾卖出5万块的高价。按同时期黄金298元／克折算，即使是同等重量的千足金，也不过194块钱。当地人许敬晴说，即使抓不到昂贵的“万金虫”，在象征凉寒的露水爬上庄稼之前，一个家庭也平均可以赚两三万。

    1993年，老崔第一次下山东，虫友在地头儿花150块钱买了两只蛐蛐儿，旁观的农妇惊讶得直吐舌头。到了2003年前后，开着悍马、保时捷、奔驰的老板开始出现在市场，很快成为“大户中的大户”。当地有了新的致富经：“一只蛐蛐三头牛”。

    万金虫进城后，住的是比北上广还金贵的房子——价值几万，甚至十几万的蛐蛐罐。许敬晴的一位虫客，在上海专门拿出一套500多万的房子养蛐蛐。

    许敬晴的部分同乡，在虫季结束时，跟着大老板一同进城。他们为蟋蟀调理饮食、按摩、洗浴，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师”，月入过万。于佳是蛐蛐圈的新玩家。他希望自己成为技术型选手，而不是人民币玩家。为了赛场上的两三分钟，他常常需要准备一年。

为了不熏着蛐蛐，养虫的三个月，于佳要求全家吃饭馆，家里很少开火。按照书上记载，蛐蛐被熏了之后发软，六条腿抓不实地，严重的直接毙命。但在山东，“虫运”正渐渐枯竭。

好虫却越来越难抓。原来麦秸垛、墙角里，一翻就有。工业区、开发区的崛起，加上多年的扫荡式捕虫，如今车队要开四十多分钟去开辟新领地。在泗店、姚村等大型交易市场，为了对抗人工繁殖的蛐蛐——“白虫”，卖家们拉起触目惊心的横幅——“抓到卖白虫的罚款2万”。

    玩家们还在尝试去山东、河南、河北孵化新的市场。他们找到与宁阳处于同一纬度的处女地，投入金钱和设备，培训农民如何识别优质蟋蟀。